儒家思想的核心内涵，即“天人合一，以和为贵，以人为本，刚健有为”。“天人合一”“以和为贵”是指儒家文化中的和谐意识，包含天人关系的和谐、人际关系的和谐。天人关系的和谐主要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可以概括为“天人合一”；人际关系的和谐主要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可以概括为“以和为贵”“中庸之道”。
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史上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从历史上看，儒家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大致经历了先秦、西汉初年和宋明时期三个发展阶段。发源于周代，经过孔子、子思到孟子的性天相通观点，到董仲舒等学者的阐述，再到宋代的张载、二程而达到成熟。张载、二程发展了孟子学说，达到了新的理论水平。西周时期的天命观明显地赋予神（即周人的“天”）以“敬德保民”的道德属性：“天”之好恶与人之好恶一致，“天命”与“人事”息息相通。“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周公提出的“以德配天”，更是“天人合一”思想的明确表达。《周易·乾卦·文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里讲的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这是人生的最高的理想境界。孔子时而认为天是自然的，天不言而四时行，而万物生；他时而又认为，人之生死富贵皆决定于天，“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道德文章皆天之所予我者，我受命于天，任何大难都无可奈何于我。在这里，“天”是道德权威性的最终根据。但是孔子所讲的道德的核心是“仁”，他在讲“仁”的根源时，却很少把“仁”的根源归之于人格神意义的“天”。相反，他所强调的是，孝悌之类的自然感情是“为仁之本”。他认为“仁”出自人天生的“直”，亦即一种自然的本性。也就是说，孔子的“天人合一”思想已由“远”及“迩”，这就为孟子的“天人合一”观开辟了道路。子思对于天人的看法，可以《中庸》为代表。《中庸》说：“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孟子对天人的看法基本上继承了子思的衣钵。《孟子·万章上》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天命是人力做不到达不到而最后又能使其成功的力量，是人力之外的决定的力量。孟子并不认为天是神，孟子的“天”极少有人格神的含义，它有时指人力所无可奈何的命运，但主要是指道德之天。他的“天人合一”思想讲的是人与义理之天的合一。“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人性在于人心，故尽心则能知性，而人性乃“天之所与我者”，所以天人是合一的。“天人合一”在孟子这里就是指人性、人心以天为本。人心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四者，人皆有之，他把它们称为“四端”，人心有四端，所以人性本善。人之善性既“天之所与我者”，是天给的，又是“我固有之”者，是我本身固有的，所以天与人合一。这样孟子就明确地奠定了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核心。孟子说：“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上下与天地同流”和“万物皆备于我”，就是指人与万物一体的含义，就是说，“恻隐之心”或“仁”根本在于“万物皆备于我”“上下与天地同流”。孟子的这种“万物一体”观还是隐含的、模糊的，只是到了宋明时期，这种思想观点才有了明确的界定。到了汉代，汉武帝独尊儒术。董仲舒是当时儒家的代表，明确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的思想。《春秋繁露·人副天数》中说：“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数也；上有耳目聪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窍理脉，谷川之象也。”《阴阳义》中说：“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是非常明显的。到了宋代，是中国所谓“理学”产生的时代。此时出了不少大儒。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也发展到了顶峰。宋代道学的“天人合一”说都是接着孟子之学讲起的，但对孟子的“天人合一”思想作了重大发展：一是把孔孟的“上下与天地同流”“万物皆备于我”的简单朴素的论断，发展为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学说。二是把孔孟的差等之爱的观点，向着博爱思想的方向推进。张载明确地提出“天人合一”的命题。张载在《西铭》中写道：“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浑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实际说的就是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张载在《正蒙·诚明》中写道：“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由此出发，凡能体悟到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有息息相通、血肉相连的内在关系的人，便必然能达到“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境界。程颢第一个明确提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论断。这就是说，人之至善的本性“仁”源于“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之“一体”，是对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和张载所谓“天地之塞，吾其体”的更具体而生动的申述和发挥。程颐说：“天、地、人，只一道也。”他认为万物的本根为“理”，而理在事先，人禀受形而上的理以为性，所以理与人相通。这样，“天人合一”思想就具体地表现为“与理为一”。王阳明继承和发展了程颢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成了中国哲学史上“天人合一”说之集大成者。他认为人与天地万物一气流通，“原是一体”，天地万物的“发窍之最精处”即是“人心一点灵明”（《传习录》下），人心即是天地万物之心，是人心使天地万物“发窍”而具有意义，离开了人心，天地万物虽然存在，却没有开窍，没有意义。王阳明的“天人合一”思想使人与天地万物之间达到更加融合无间的地步。儒家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对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诸如科学、伦理道德、审美意识等，都有深远的影响。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发展到顶峰，就是宋明儒学家所说的“万物一体”之“仁”的思想，也最能代表儒家道德思想的精华，这不但为人伦道德找到了深远的根源，提高了中华文化的道德意蕴，而且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提供了理论根据。
以和为贵
儒家文化以“和”为特质，不仅为中国传统文化打上了“和”的烙印，而且成为世界和谐文化的滥觞，贵和尚中正是儒家文化的本质，而达到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创造一个和谐的世界则是儒家文化的终极目的。中国古代以“和”为最高的价值。孔子弟子有若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孔子亦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孔子所谓“和而不同”也就是保留自己的意见而不人云亦云。“和”的观念，肯定多样性的统一，主张容纳不同的意见，对于文化的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儒家宣扬“和”的观念，《周易》提出“太和”观念，《周易·乾卦·彖》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这里所谓太和是指自然界万物并存共育的景况。儒家认为，包含人类在内的自然界基本上是和谐的。《中庸》云：“万物并有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正是儒家所构想的“太和”景象。孟子提出“人和”，他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尔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力。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这里所谓人和是指人民的团结，人民的团结是胜利的决定性条件。“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是今天仍然必须承认的道理。儒家的以和为贵的思想在历史上曾经起了促进民族团结，加强民族凝聚力，促进民族融合，加强民族文化的同化力的积极作用。在历史上，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已成为长期起作用的客观规律。在古代，汉族由许多民族融合而成；在近代，汉族又和五十几个少数民族融合而合成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内部密切团结而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中华民族是多元的统一体，中国文化也是多元的统一体。多元的统一，正是中国古代哲学所谓“和”的体现。所谓“和”，不是不承认矛盾对立，而是认为应该解决矛盾而达到更高的统一。
以人为本
指儒家文化中的人本意识，尊重人和推崇人，弘扬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主体独立自觉的价值。《周易》认为，天、地、人是构成宇宙的三种基本物质材料，所以称之为“三才”。上为天，下为地，中为人，从这种直观的认识中，不仅得出人是整个宇宙的构成部分，而且处于宇宙的中心，人是天地化育的结晶。儒家学说吸纳了这种观点，并进而指出：“人者，天地之心也。”（《礼记·礼运》）“天地之性人为贵。”（《白虎通义》）这样就把人从茫茫的天地宇宙之中凸显出来，人并不是由天命所完全决定，并不是微不足道的，而是天地之精华，是宇宙的主宰。既然这样，就应该关注人，重视人，而不要把太多的精力用在供奉天地鬼神之上。其次，在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中，人乃万物之灵。《尚书·泰誓》中说：“惟人为万物之灵。”其后的儒家学者都坚持这个观点并将其充分发挥与引申，从人乃“五行之秀气”（《礼运》），到董仲舒的“超然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春秋繁露·实性》），再到欧阳修的“人者万物之最灵也”，于是一个来于自然，而又高于自然，既秀且灵，既高且贵的人就活跃于天地之间，最终成就了一个大写的“人”。第一个发现“人”，并真正把“人”从天命神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当是孔子的功劳。孔子的儒学是以“仁”为中心，以“仁”为基础而构建起来的。孔子说“为仁由己”，仁的境界的实现要靠自己的努力。“仁者，爱人”，爱人，这是仁的真谛。它包括“忠恕”两方面的要求：“忠”即要求从积极的方面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认为“立人”“达人”要以“己立”“己达”为前提。“恕”则要求从消极方面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还说：“仁者人也”。人的本质是“仁”，人之为人，不仅在于他有自然属性，更重要的是他具有社会属性。“人性本善”，都具有“仁”的道德本性，反之，那些丢弃“仁”的本性，损害人的价值和生命的人，则与禽兽无异。可以说，孔子的“仁”学就是“人”学，或者称其为人本主义的“仁学”，当是很中肯的。孔子开创的“人”学得到了后世儒家和其他各学派的继承和发扬光大，成为中华文化永不枯竭的源泉。孟子说“道惟在自得”，求道没有别的途径，全靠自身的修行和体悟。这都是对人的个体的独立性和主动性的肯定，是对人的自觉意识和自觉价值的弘扬。在对个人的主体价值给予充分尊重的基础之上，儒家文化进一步强调人的社会价值，强调人的积极入世的精神，强调“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由人本意识上升到民本意识，重视民意，与民同乐。
刚健有为
是指儒家文化中的忧患意识、道德意识和力行意识，是儒家文化积极人世的体现。
忧患意识 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它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一直被人们尊尚和传承着，并且逐渐内化为中华民族心理上的一种向上的品格，成为激励历代仁人志士心系国民、奋发有为、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由孔子首先阐发的对国家、民族和人生的关怀为价值取向的儒家忧患意识，后经历代儒学思想家的发挥，其精华部分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指出：“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由此出发，孔子将忧患的内容重点放在关注他人、社会和国家上。一方面把国家和社会的利益放在首位，追求安邦定国、匡济天下的社会理想。另一方面把个人的命运同整个社会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强调个人的社会责任感，以完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任务。孔子说，“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谋道不谋食”“朝闻道，夕死可矣”。把道看得比人的富贵、生命还重要，提倡为道为仁而牺牲的精神。孟子对孔子的忧患意识做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他指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意思是说忧愁患害足以使人生存，安逸快乐足以使人死亡。这就把忧患意识提高到关乎人事成败国家兴亡的高度。孟子还有一句关于忧患意识的警句：“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种与天下人共欢乐同患难的思想是儒家“民本主义”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是历代忧国忧民思想的源泉。汉代儒家忧患意识是以现实政治为基点的。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士对孔孟儒学的改造就是基于对现实政治的忧患，忧的是国家大一统政治局面重蹈秦之覆辙，患的是孔孟儒道因“迂阔”而不能为统治者所接纳。而同时期的司马迁父子则另辟蹊径，从史学的视角阐释了他们的忧患思想。司马迁遵从父命，撰写《史记》，记载春秋战国诸侯相兼和汉兴以来明主贤君忠臣死义的光辉事迹，以表达他们对天下史文失传的忧患和对国家兴亡的忧患，从而使得汉代的忧患意识更加丰满。到了唐代，儒家忧患意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贞观君臣对“居安思危”思想的阐述和实践，是唐代繁盛时期发展儒家忧患意识的具体体现。关心历史前途和国家命运的知识分子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倡导改革，提倡经史之学。思想家、文学家韩愈以饱满的热情捍卫中国文化传统，捍卫儒学之道，表现出强烈的忧国忧民情怀。宋代儒家知识分子在继承孔孟等前辈忧患意识的基础上，把忧患意识提高到一个新的人生境界。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提出：“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这种先天下而忧患，后天下而快乐的忧国忧民的思想，与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相比较，境界更高而且视野更宽，并且这种进退穷达皆忧天下的忧患观，体现了为崇高理想而奋斗的进取精神，为知识分子树立了新的人格风范。两宋以降，儒家的忧患意识亦随着时代的演进而不断加深或者丰富其内容。儒家忧患意识表现出以国家兴亡、民族盛衰为终极关怀，知识分子以道自任、为道献身的思想意识，以及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实践性等特点，儒家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之向内的发展是人格品德的培养，这就是所谓的“内圣”，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之向外的延伸则是政治实践，这就是所谓的“外王”，“内圣外王”是历代儒家知识分子的理想诉求，他们由此出发，忧道、忧国，体现了对人生、社会的强烈责任感。儒家忧患意识以国家兴亡、民族盛衰为终极关怀。因此孟子道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这是对国家兴亡的深切忧患和警惕。一旦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际，志士仁人高举“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旗帜挺身而出，担当时代重任，从而挽救民族危机，重振民族精神。这种强烈的爱国之情和献身精神体现出一种高昂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之无限生命力的源泉。儒家忧患意识是古代知识分子以道自任、为道献身的忧患意识。知识分子特别关注的是“道”，“朝闻道，夕死可矣”，把“道”看成是他们最终安身立命之处。提倡为“道”而牺牲的精神。所谓“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这是他们对“道”的继承和践履。儒家知识分子以平治天下为己任，养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大形象，也培养了一种深沉博大的忧患意识，反映了那种任重道远、于国事民生不敢须臾忘怀之情。这种对“道”的关注和追求还体现出儒家知识分子对文化学术失传的忧虑。历代儒家学者以继承、弘扬儒家道统、学统为己任，把创造、发展和捍卫儒家文化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表现出知识分子复兴民族文化的执著情怀。儒家的忧患意识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实践性。这是由儒家关于历史发展的道德认识和理性认识所决定的。所谓高度的自觉性，是指主体的自觉，表现在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并自觉地担负起历史责任，这也是理性认识。同时，按照儒家内圣外王、修齐治平的思路，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追求自身人格的完善，也是儒家自觉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所谓实践性，是说儒家的忧患意识绝不是停留在感情和意识范围，而必须将认识化为实践，使内圣走向外王，使修身走向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实践性体现出一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儒家忧患意识是一种社会历史责任感、民族自信心以及爱国热情的反映，体现的是一种乐观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它作为中国文化的“基本动力”，不仅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而且铸就了中华文明的辉煌，其价值的永恒性，对今天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道德意识 体现出儒家文化对道德在社会中的作用的重视，儒家文化将道德作为人们的行为准则，认为仁义之心是人之生命的根本，失去仁义之心也就等于丧失生命之根本。因此，他们强调做事要从仁义出发，不仁之事不做，不义之财不取，哪怕与人相处也要有所选择，要与有仁义之心即有道德的人相处。儒家的道德意识的根本宗旨在于引导人们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以便使自己更好地适应社会，立身做人。儒家道德思想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在人与自我、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上都有一套独特的伦理规范体现儒家贵和、尚德的人文理想。在处理人与自我的关系上，儒家提倡要正确看待自我，通过修身养性达到理想的人格境界。在生命、道德与人格的关系上，儒家德育思想显然更重视人的道德价值。儒家人性观中，不管是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还是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都强调人可以通过自身努力达到至善的“圣人”境界。因此个体存心养性的修身思想便是儒家德育思想的基础。作为儒家经典精髓的《大学》讲道：“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在修身的方法上，儒家首先强调正心诚意。有了自我修养的诚意与要求，才具备人生修养的基础。其次，“好学”“好学近乎知”“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学”是非常重要的，“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只有通过努力学习，才能很好地修身养性。最后“践行”，一个人要真正成为一个有良好品格和道德的人，要做到知行合一。儒家这种主体的道德修养，这种注重人的自我观照、自我修养、自我实践的道德原则，可以成为治疗现代人精神与道德迷失的一剂良药。在对个人与社会的思考上，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认为，社会安定有序就是道德价值所在。“仁”“义”“礼”“智”“信”等一系列的道德原则都是为了营造社会的安定和谐。儒家强调“礼”，要求人们的一切言行都要符合礼，以使各个社会成员各就其位，各司其职，各安其分，各奉其事，各得其所，毫不错乱，这样社会自然就会秩序井然、和谐稳定。而“仁”作为儒家思想中的最高道德范畴，主要体现为侍长以“孝”、侍君以“忠”。孝悌是人与人关系的基础，“忠”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孝悌”的延伸。作为道德规范的“仁”，还要求人们要以对自己亲人的爱推及对他人的爱，以仁爱之心对待他人，人与人之间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以形成一种和谐的人文氛围。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和谐”仍是儒家强调的核心思想。儒家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征服与被征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与大自然息息相通，和谐一致。因此，人必须学会尊重自然，爱惜自然。把人类放在大自然生态环境中加以考虑。在对待自然万物的态度上，儒家提出“正德、利用、厚生”的原则。“正德”首先是指天地“生生之大德”，即是天地生养万物之道。这种天地的大德与人的善良的“仁”性是相通的，而人的“仁”性表现于外，就是“亲亲”“仁民”“爱物”。儒家思想的核心即是“仁爱”，以这种仁爱之心去对待万物，就能涵润万物，促进万物的生长。使万物各得其所，各得其生，使人民各得其养，是儒家“正德”的真实表现。“利用”是在“正德”的基础上的“利用”，即从仁爱之心出发，对万物“取之有时，用之有节”，符合道德原则的“利用”，这样既有利于人类的存续，也有利于自然万物的生命。儒家这种从爱人到爱物，天不违人，人不违天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的主张，将人们对生态环境的珍惜上升到人们道德要求的最高层次，对于现代社会中，改善人和自然的关系有积极的意义。
力行意识 儒家文化向来强调力行，儒家人物大多是力行主义者，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在儒家看来，和谐境界的实现，人本精神的高扬，忧患境域的摆脱，道德素养的提升，无一能够离开人们投身现实、奋发进取的努力和作为。在儒家思想中，认为生命是有限的，生命也是宝贵的，但与此同时生命又是充满坎坷和艰辛的，君子应该要有一往无前的气概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儒家强调“积极入世”的实践精神，倡导“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个人健康人格，提出“舍生取义”的人生最高道德标准，从而打造了全民族的强健精神支柱和充满浩然正气的民族性格，完整地构建了全民族的道德体系，加上儒家“德治爱民”的政治文化、“孝悌和亲”的伦理文化、“文质彬彬”的礼乐文化、“远神近人”的人本取向，仍渗透在中国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一直是中华民族在人文理想方面的宝贵精神财富。曾子说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成为整个儒家学派的共识，所以儒家学派的人都有“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的想法，他们都有共同的出世思想，他们愿意通过自己的努力，修身养性，扩大自己的影响，进而促使自己所处的社会成为真正具有“仁义礼智信”的理想之国。儒家讲的“自强”，就是“反求诸己”，不怕别人不了解自己，兢兢业业，持之以恒。“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儒家理想人格所提倡的自强精神的深刻写照。《中庸》云：“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诗》云：“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儒家强调不懈的努力，这是有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