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文化肥沃的土壤养育了一代又一代圣人先师，最杰出的代表首要孔子，他在总结上古文化的基础上，创立了儒家学说。颜子、曾子、子思子和孟子在不同的层面发展和践行这一学说，其中孟子是孔子之后儒家思想的又一位集大成者。至圣孔子、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和亚圣孟子这五大圣人奠定了儒家思想的基础并建立起了儒学的框架。
孔子
作为中国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在教学中培养了众多优秀的学生，并形成了系统的教育思想。孔子之前，学在官府，接受教育的只是少数贵族子弟；孔子提倡“有教无类”，不分贵贱贫富，人人都可以入学受教育，扩大了教育范围。孔子收徒施教，正是“先之以诗书，导之以孝悌，说之以仁义，观之以礼乐，然后成之以文徳”（《孔子家语·弟子行》），“以诗、书、礼、乐教”（《史记·孔子世家》），讲述传统的《诗》《书》《礼》《乐》等“六艺”知识，以文学、品行、忠诚和信实教育学生，把道德教育作为主要内容。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教育的基本目的是培养“志道”和“弘道”的志士和君子，培养治国、平天下的人才。他培养的一批弟子中，大多参加政治活动，“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史记·儒林列传》）。孔子这一思想与其倡导的“举贤才”是一致的，即用“举贤”的办法补充世袭制，以造就更多对国家社会有用的“贤臣”和“良才”。孔子积极吸收平民子弟入学，善于根据学生在学业和性格上的特点，“因材施教”“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他常用的启发方法有三种，即由浅入深，由易到难；能近取譬，推己及人；叩其两端，以求真知。这些都是他长期教学、思考而创获的真知灼见。孔子热爱教育事业，敏而好学，学而不厌，温故知新，诲人不倦，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孔子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一个逐渐深入、完善的过程。早期，孔子关注点是“礼”；中期，孔子更多注意到“仁”；晚年的孔子，境界进一步提升，“中庸”思想臻于成熟，形成了一个由外而内的系统体系。
孔子对于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混乱秩序感到痛心。为拨乱反正，孔子积极主张恢复礼治，希望人们通过礼的教化作用，以礼为标准来约束人的行为，加强修养，达到人际关系的协调、社会的和谐。“礼”是三代尤其西周以来中国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从广义上讲，“礼”也包括乐在内，此即所谓的礼乐。礼的作用在于别异，区分上下、贵贱的等级；乐的功能则是合同，使具有不同身份地位的人和谐共处，亲爱融洽。礼与乐相互为用，最终达到安定社会的目的。为政者要按照礼的要求实行德政，在他们的影响下，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各安其位。对治国者而言，他们修身以礼，为国以礼，本身就是一种“君君”的表现。对于一般民众，自觉以礼规范自身，便是一种伦理原则。从本质上讲，“礼”以“德”为内容，以“敬”为精神机制。恢复礼治对于实现社会和谐至关重要。在孔子思想中，如果说“礼”是向外求，而“仁”则是内在的要求。礼是外在的约束，仁是内在的自觉。礼与仁密不可分，仁是礼的主要内容，礼是仁的外在表现。仁的含义极广，孔子把它看成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仁”的学说是以“修己”为前提，进而按照孝亲、仁人、爱物的逻辑展开。这种博大的“仁爱”观，是孔子思想一以贯之的核心内容，也是孔子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建立充满仁爱的社会，是孔子留给中国文化最宝贵的遗产。于此之上，早期儒家乃至中国文化构建起“天人合一”“厚德载物”“博施济众”的胸怀与志向。在孔子的思想中，“中”是重要的道德准则，也是思想方法。它是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为人处事态度，是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和处事准则。“中”具有“时”“权”的意蕴，奠定了儒家“中庸”的思维模式，成为中国人思维方式的重要特征。
孔子的理想是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与“天下有道”的小康社会。大同社会是对为政者提出的要求，是对社会成员的人心教化。全体民众心系天下，以宽广的胸怀对待现实，以天下人的利益为重。孔子曾说他的理想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希望天下的老人过得安逸，朋友之间感到相互信任，所有的少年人都能够得到关怀。这一伟大、无私的理想丰富了众多人的精神世界，也鼓励着无数人为之奋斗不息，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道亮丽色彩。
孔子对于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作出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不仅如此，孔子学说还对中国周边地区，包括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地均有重要影响，形成了东亚儒家文化圈；孔子学说对欧洲也有深远的影响，对世界思想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颜子
颜子（前521-前481年），名回，字子渊，春秋末期鲁国（今山东济宁曲阜）人。为孔子最得意弟子，位列孔门十哲之冠，四配之首。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颜回“少孔子三十岁”。他谦逊好学，以德行著称，孔子称赞他“贤哉回也”，被后人尊为“复圣”，开颜氏之儒。颜子居住于鲁国城内破败的“陋巷”，其父颜路名为鲁国卿士，无实际职权，家境贫寒。颜路师从孔子，很早就将颜子送到孔子处，接受教育。在随从孔子求学期间，颜回勤学好问，得到老师的赞赏和喜爱。孔子多次赞扬颜回，如“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论语·子罕》）“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论语·雍也》）颜子很早就体会到孔子学说的思想精髓。据《论衡》记载：“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唯颜渊不去，颜渊独知孔子圣也。”少正卯是鲁国名人，也办私学，与孔子相抗衡。少正卯善于蛊惑人心，吸引众人。孔子门前冷落，颜子没有离开，因为他了解到孔子思想的伟大，知道孔子是难得的圣人。
鲁定公十三年（前497年）至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颜子一直跟随孔子左右，周游列国。鲁哀公六年，孔子率弟子行至陈蔡，被困多日，弟子们多有抱怨、动摇之心。孔子同子路、子贡和颜子谈“君子亦有穷乎”，只有颜子与孔子心有默契。颜渊回答说：“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孔子听后很高兴，欣然笑说：“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孔子家语·在厄》）颜子这番知音话语感动了孔子，帮助他在困境中前行。
颜回对孔子崇仰备至，努力追随，竭精体悟、理解、力行孔子学说，视孔子如父。孔子说：“回也视予犹父也”（《论语·先进》）。颜子能够理解、领悟孔子思想的深意，对孔子所讲“默识心通，无所疑问”，能付诸实践，所以孔子说：“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论语·为政》）仁与中庸之德在孔子看来是很难达到的，他以此来给予肯定的只有颜子一人。“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礼记·中庸》）不幸的是，颜子早逝。孔子悲痛不已，认为是上天要灭绝己道，“天丧予”。
作为孔门高足，颜回达至道德的最高境界，身体力行，堪称千古典范。故后世有所谓的“颜子精神”，又称为“德性之乐”。后人对颜子尊崇有加，祭孔配享，从未变迁。在宋儒大倡“寻孔颜乐处”的影响下，颜子精神为后世称许，为历代所重视。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年），尊颜子为“先师”，确立了颜子配享孔子的先师地位。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年），敕封颜子为“兖公”，称之为亚圣，亲为制赞。元文宗至顺元年，加封颜子为“兖国复圣公”。明嘉靖年间，尊颜子为“复圣”。在曲阜城内，与衍圣公府一墙之隔的颜庙，是历来专门祭祀颜子的场所。千百年来，庙外石坊上所刻“优入圣域”“卓冠贤科”，记录和标示着颜子的地位与尊荣。
曾子
曾子（前505-前435年），名参，字子舆，春秋末年鲁国南武城（今山东济宁嘉祥）人。比孔子小46岁，勤奋好学，对孔子思想有深刻的理解与领悟。唐朝时，配享孔庙，被封为“郕伯”。宋朝时，朝廷先后封曾子为“郕候”“武城候”，又改封为“郕国公”。元至顺元年（1330年）追封为“郕国衍圣公”，后世尊为“宗圣”。
曾子出身于没落的贵族家庭，其父亲曾点也受教于孔子。据《韩诗外传》记载，曾子曾两次出仕为官，但是为官的时间都不长。曾子一生主要是传扬孔子之道，授徒讲学，形成了“洙泗学派”。《孟子·离娄下》载，曾子门下有七十多名弟子，其中有孟敬子、公明仪、乐正子春、子思、曾元、曾申等。
据《孔子家语·弟子行》记载：“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参中夫四德者也。”曾子道德修养比较全面，以“孝”“信”“忠”“省”等著称。曾子尤其注重孝道，以“孝”闻名。《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中说曾子：“志存孝道，故孔子因之以作《孝经》。”司马迁的《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曾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曾子作《孝经》是比较可信的史实。《孝经》全面阐发了“孝”的学说，将孝的思想系统化和理论化，把“孝”提高到很高的位置。《孝经》自古至今受到众人的尊崇，后列入十三经之中。曾子不仅在理论上关注“孝”，主张事亲以孝，在现实生活中更是身体力行的孝子。其“孝”亲的言行始终贯穿着“敬”，成为“孝”的典范。
曾子重视自省。他曾经自言：“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无须外人强制，主动而发自内心的反省，是曾子修养方法最突出之处。这种以注重“内求”为特色的德行修养方式，成为儒家修身养性的主要方法。
曾子深刻领会到孔子思想的精髓，得孔子真传。据《论语》所记，曾子深悟孔子“一贯之道”，认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在孔子逝世后，成为孔门的支柱和主要传道者。“四书”中的《大学》即为曾子所著。
曾子上承孔子之道，下启思孟学派，对孔子的儒学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和建树。曾子及其弟子们所组成的“洙泗学派”，被视为孔门后学中发展孔子学说的重要部分，对于儒学的推广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子思子
子思子（前483-前402年），名伋，字子思，孔子嫡孙，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为了与孔子相分别，后人常以其字称之。子思学识深厚，授徒教学，形成了孔子之后一个重要的儒学派别：子思之儒。子思上承孔子“中庸”之学，发挥“中庸”思想并使之系统化，下开孟子“心性”之论，在孔孟道统的发展传承中起着重要的过渡连接作用，被后人尊为“述圣”。
子思作为“圣门之后”，是儒家学派的正宗传人，但在历史的演变中，子思著作佚失，其思想也变得模糊。随着地下文献的出土面世，失传的子思著作逐渐呈现于世，为人们重新审视子思带来了契机，对儒学思想的进一步深入认识提供了机缘。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的竹简，经过众多学者的研究，学界基本达成共识，即此竹简基本属于子思门派的作品。郭店儒简共14篇，其中《五行》《六德》《缁衣》《成之闻之》《性自命出》《尊德义》《鲁穆公问子思》诸篇都应属于《子思子》。可知，《孔丛子》中所保存子思问孔子的史料，南朝梁人沈约所著《隋书·音乐志》所载，《礼记》所收《中庸》《表记》《缁衣》《坊记》4篇皆原属子思作品。
子思生活贫困，历尽艰辛。《孔丛子》中说：“道伸，吾所愿也，今天下王侯其孰能哉，与屈己以富贵，不若抗志以贫贱。屈己则制于人，抗志则不愧于道。”子思刚傲不屈，忠恳诚实的品格可见一斑。
子思曾经为鲁穆公的老师，其学说中关于性命论、天道说以及治国用贤、礼乐治国等政治思想占有重要部分。《孔丛子》中《记问》篇就记载了子思向孔子请教关于任用贤人、治国与礼乐和法的关系及“心”“圣”在认识上的作用等。子思在孔子的基础上，对人性本原、人性特征进行了论述。他说：“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郭店楚墓竹简·性自命出》）认为天是人性的根源，人性受天命禀赋而成，认定从“性”到“道”之间有“情”相连接，把人性与天命、天道紧密联系起来。这就使在孔子那里缺乏形上意味的“性”被提升为具有生命本原的性，将孔子的人道理论建基于人性、人情之上，为儒家教化奠定了坚实的人性论基础。子思注重对“仁”的实现过程和品质的追求，从而使传统的仁学思想获得了突破性发展。
《史记·孔子世家》《孔丛子》均说子思作《中庸》。子思最大的思想贡献在于阐扬和发展了中庸学说。孔子思想中包含了丰富的“中”的内容，子思则把“中庸”上升到了“至德”的高度，贯穿于他的全部学说和实践中。《中庸》一书系统阐发了“中庸”思想，把“中庸”的概念从“执两用中”“过犹不及”的方法论提高到了世界观的高度。子思开创了儒家的“心性”学说，在前承孔子、曾子，后启孟子“内求”的思想理路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孟子
孟子（约前372-前289年），名轲，字子舆，邹（今山东邹城）人。他受教于子思的门人，是继孔子之后又一位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相传他是鲁国姬姓贵族公子庆父的后裔，父名激，母仉（zhǎng）氏。孟子是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与孔子并称“孔孟”。孟子深得孔子学说真传，一生以“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为己任，被后世赞誉为“孔子以后一人，功不在禹下”，成为儒门“亚圣”。为了挽救战国时期混乱的社会秩序，孟子招收弟子、游说诸侯，极力宣扬孔子学说，并对引起思想混乱的异端学说进行猛烈抨击，以扶正儒道。孟子构建起完整的“心学”体系，提出“尽心”“性善”“养志”等形上概念，深化了儒学理论，发出“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的时代最强音，成为战国时期儒家的一代宗师。
孟子一生追求“圣道”，推行“仁政”，晚年退居邹国，专心教授弟子，“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孟子的主要思想体现在哲学、仁政、人本、人格、生态几个方面。
人性本善的哲学思想。“性善”是孟子学说的核心，孟子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这是人与禽兽的区别。“人皆有之”的善性是先天固有的，它表现为仁义礼智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端就是发端、萌芽，仁义礼智四端只是道德的萌芽，一个人只有经过后天的扩充、修养，才能发展成为有道德的君子。孟子的其他学说都以此为基础。
关爱民生的仁政思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孟子·离娄上》）孟子崇尚先王，崇尚仁政，其精髓在于关注百姓的生存权利，要求统治者要“不嗜杀”“使民以时”“制民之产”“省刑罚”“薄税敛”“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然后“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让百姓懂得“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
保民而王的民本思想。孟子提出“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民心的向背决定着政权的存亡。孟子把那些残害百姓的统治者，视为“独夫民贼”，予以猛烈抨击。
浩然正气的人格思想。孟子强调人特别是士人的人格尊严。他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鼓励人们要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大丈夫，要有为了天下正义“舍我其谁”的责任意识和“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
仁民爱物的生态思想。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孟子将血缘亲情推及开来，使得人类群体和自然界都纳入“仁爱”范畴，成为早期儒家“仁爱”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倡导“斧斤以时入山林”“数罟不入洿池”（《孟子·梁惠王上》），这些人与自然界和谐、持续发展的观点，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子思又受教于曾子。孟子对曾子、子思非常推崇，在思想上与他们相契合、相传承。孟子刻苦钻研儒家的学说，学有所成后也开坛授学，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作为人生的乐趣。孟子的弟子可考的有公孙丑、万章、乐正子、公都子、屋庐子、孟仲子等十数人。
孟子曾经“以儒道游于诸侯”，多年游走于齐、宋、滕、邹等国之间，四处游说，推行“仁政”学说。但是在战国中期杀伐横起的局势中，孟子“性善”“仁政”的主张难以获得统治者的青睐。孟子的社会影响虽日益扩大，其政治主张却一直不得实施。在长期的政治活动中，孟子与各地的人士交流、交锋，不仅扩大了儒家的政治影响，也在孔子、子思子等的基础上扩展、深化了儒学的理论内涵，为早期儒学发展掀开了新的一页。
孟子认为人作为统一的物类有其共性，并把人的共性分为三个层次：人的形容、体貌相似；口、耳、目等共同的感受相似；共同的心理需求。人有共同的生理需求，还具有共同的心理需要，而心理需要才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是人类共性中最高的层次。这种共同的心理需要，就是人具有“四德”“四心”。仁、义、礼、智此“四德”，与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之“四心”相对应，成为孟子性善说、仁义论、仁政主张的基础。“四德”及“四心”说的提出，是孟子为其性善说构建的理论基石，是孟子对儒家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
孟子逝世后，其思想越来越受到统治者和学者的重视与推崇，其地位也不断得到提升。后人常把孔子和孟子连在一起，合称孔孟，把孔子学说和孟子学说合称为孔孟之道。北宋时期，《孟子》正式被朝廷列为经书，成为科举考试的必读科目。宋元丰六年（1083年），孟子被追封为邹国公。元丰七年，孟子牌位入住孔庙，得以配享孔子。景祐四年（1037年），兖州知府孔道辅修建孟庙，专门供奉孟子。南宋朱熹推崇《孟子》，把它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为“四书”。元至顺元年（1330年），追封孟子为邹国亚圣公。明嘉靖九年（1530年），孟子被尊称为“亚圣”，被提升到仅次于孔子的地位。
第二节 代表人物及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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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文化肥沃的土壤养育了一代又一代圣人先师，最杰出的代表首要孔子，他在总结上古文化的基础上，创立了儒家学说。颜子、曾子、子思子和孟子在不同的层面发展和践行这一学说，其中孟子是孔子之后儒家思想的又一位集大成者。至圣孔子、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和亚圣孟子这五大圣人奠定了儒家思想的基础并建立起了儒学的框架。
孔子
作为中国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在教学中培养了众多优秀的学生，并形成了系统的教育思想。孔子之前，学在官府，接受教育的只是少数贵族子弟；孔子提倡“有教无类”，不分贵贱贫富，人人都可以入学受教育，扩大了教育范围。孔子收徒施教，正是“先之以诗书，导之以孝悌，说之以仁义，观之以礼乐，然后成之以文徳”（《孔子家语·弟子行》），“以诗、书、礼、乐教”（《史记·孔子世家》），讲述传统的《诗》《书》《礼》《乐》等“六艺”知识，以文学、品行、忠诚和信实教育学生，把道德教育作为主要内容。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教育的基本目的是培养“志道”和“弘道”的志士和君子，培养治国、平天下的人才。他培养的一批弟子中，大多参加政治活动，“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史记·儒林列传》）。孔子这一思想与其倡导的“举贤才”是一致的，即用“举贤”的办法补充世袭制，以造就更多对国家社会有用的“贤臣”和“良才”。孔子积极吸收平民子弟入学，善于根据学生在学业和性格上的特点，“因材施教”“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他常用的启发方法有三种，即由浅入深，由易到难；能近取譬，推己及人；叩其两端，以求真知。这些都是他长期教学、思考而创获的真知灼见。孔子热爱教育事业，敏而好学，学而不厌，温故知新，诲人不倦，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孔子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一个逐渐深入、完善的过程。早期，孔子关注点是“礼”；中期，孔子更多注意到“仁”；晚年的孔子，境界进一步提升，“中庸”思想臻于成熟，形成了一个由外而内的系统体系。
孔子对于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混乱秩序感到痛心。为拨乱反正，孔子积极主张恢复礼治，希望人们通过礼的教化作用，以礼为标准来约束人的行为，加强修养，达到人际关系的协调、社会的和谐。“礼”是三代尤其西周以来中国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从广义上讲，“礼”也包括乐在内，此即所谓的礼乐。礼的作用在于别异，区分上下、贵贱的等级；乐的功能则是合同，使具有不同身份地位的人和谐共处，亲爱融洽。礼与乐相互为用，最终达到安定社会的目的。为政者要按照礼的要求实行德政，在他们的影响下，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各安其位。对治国者而言，他们修身以礼，为国以礼，本身就是一种“君君”的表现。对于一般民众，自觉以礼规范自身，便是一种伦理原则。从本质上讲，“礼”以“德”为内容，以“敬”为精神机制。恢复礼治对于实现社会和谐至关重要。在孔子思想中，如果说“礼”是向外求，而“仁”则是内在的要求。礼是外在的约束，仁是内在的自觉。礼与仁密不可分，仁是礼的主要内容，礼是仁的外在表现。仁的含义极广，孔子把它看成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仁”的学说是以“修己”为前提，进而按照孝亲、仁人、爱物的逻辑展开。这种博大的“仁爱”观，是孔子思想一以贯之的核心内容，也是孔子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建立充满仁爱的社会，是孔子留给中国文化最宝贵的遗产。于此之上，早期儒家乃至中国文化构建起“天人合一”“厚德载物”“博施济众”的胸怀与志向。在孔子的思想中，“中”是重要的道德准则，也是思想方法。它是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为人处事态度，是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和处事准则。“中”具有“时”“权”的意蕴，奠定了儒家“中庸”的思维模式，成为中国人思维方式的重要特征。
孔子的理想是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与“天下有道”的小康社会。大同社会是对为政者提出的要求，是对社会成员的人心教化。全体民众心系天下，以宽广的胸怀对待现实，以天下人的利益为重。孔子曾说他的理想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希望天下的老人过得安逸，朋友之间感到相互信任，所有的少年人都能够得到关怀。这一伟大、无私的理想丰富了众多人的精神世界，也鼓励着无数人为之奋斗不息，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道亮丽色彩。
孔子对于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作出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不仅如此，孔子学说还对中国周边地区，包括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地均有重要影响，形成了东亚儒家文化圈；孔子学说对欧洲也有深远的影响，对世界思想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颜子
颜子（前521-前481年），名回，字子渊，春秋末期鲁国（今山东济宁曲阜）人。为孔子最得意弟子，位列孔门十哲之冠，四配之首。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颜回“少孔子三十岁”。他谦逊好学，以德行著称，孔子称赞他“贤哉回也”，被后人尊为“复圣”，开颜氏之儒。颜子居住于鲁国城内破败的“陋巷”，其父颜路名为鲁国卿士，无实际职权，家境贫寒。颜路师从孔子，很早就将颜子送到孔子处，接受教育。在随从孔子求学期间，颜回勤学好问，得到老师的赞赏和喜爱。孔子多次赞扬颜回，如“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论语·子罕》）“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论语·雍也》）颜子很早就体会到孔子学说的思想精髓。据《论衡》记载：“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唯颜渊不去，颜渊独知孔子圣也。”少正卯是鲁国名人，也办私学，与孔子相抗衡。少正卯善于蛊惑人心，吸引众人。孔子门前冷落，颜子没有离开，因为他了解到孔子思想的伟大，知道孔子是难得的圣人。
鲁定公十三年（前497年）至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颜子一直跟随孔子左右，周游列国。鲁哀公六年，孔子率弟子行至陈蔡，被困多日，弟子们多有抱怨、动摇之心。孔子同子路、子贡和颜子谈“君子亦有穷乎”，只有颜子与孔子心有默契。颜渊回答说：“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孔子听后很高兴，欣然笑说：“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孔子家语·在厄》）颜子这番知音话语感动了孔子，帮助他在困境中前行。
颜回对孔子崇仰备至，努力追随，竭精体悟、理解、力行孔子学说，视孔子如父。孔子说：“回也视予犹父也”（《论语·先进》）。颜子能够理解、领悟孔子思想的深意，对孔子所讲“默识心通，无所疑问”，能付诸实践，所以孔子说：“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论语·为政》）仁与中庸之德在孔子看来是很难达到的，他以此来给予肯定的只有颜子一人。“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礼记·中庸》）不幸的是，颜子早逝。孔子悲痛不已，认为是上天要灭绝己道，“天丧予”。
作为孔门高足，颜回达至道德的最高境界，身体力行，堪称千古典范。故后世有所谓的“颜子精神”，又称为“德性之乐”。后人对颜子尊崇有加，祭孔配享，从未变迁。在宋儒大倡“寻孔颜乐处”的影响下，颜子精神为后世称许，为历代所重视。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年），尊颜子为“先师”，确立了颜子配享孔子的先师地位。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年），敕封颜子为“兖公”，称之为亚圣，亲为制赞。元文宗至顺元年，加封颜子为“兖国复圣公”。明嘉靖年间，尊颜子为“复圣”。在曲阜城内，与衍圣公府一墙之隔的颜庙，是历来专门祭祀颜子的场所。千百年来，庙外石坊上所刻“优入圣域”“卓冠贤科”，记录和标示着颜子的地位与尊荣。
曾子
曾子（前505-前435年），名参，字子舆，春秋末年鲁国南武城（今山东济宁嘉祥）人。比孔子小46岁，勤奋好学，对孔子思想有深刻的理解与领悟。唐朝时，配享孔庙，被封为“郕伯”。宋朝时，朝廷先后封曾子为“郕候”“武城候”，又改封为“郕国公”。元至顺元年（1330年）追封为“郕国衍圣公”，后世尊为“宗圣”。
曾子出身于没落的贵族家庭，其父亲曾点也受教于孔子。据《韩诗外传》记载，曾子曾两次出仕为官，但是为官的时间都不长。曾子一生主要是传扬孔子之道，授徒讲学，形成了“洙泗学派”。《孟子·离娄下》载，曾子门下有七十多名弟子，其中有孟敬子、公明仪、乐正子春、子思、曾元、曾申等。
据《孔子家语·弟子行》记载：“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参中夫四德者也。”曾子道德修养比较全面，以“孝”“信”“忠”“省”等著称。曾子尤其注重孝道，以“孝”闻名。《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中说曾子：“志存孝道，故孔子因之以作《孝经》。”司马迁的《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曾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曾子作《孝经》是比较可信的史实。《孝经》全面阐发了“孝”的学说，将孝的思想系统化和理论化，把“孝”提高到很高的位置。《孝经》自古至今受到众人的尊崇，后列入十三经之中。曾子不仅在理论上关注“孝”，主张事亲以孝，在现实生活中更是身体力行的孝子。其“孝”亲的言行始终贯穿着“敬”，成为“孝”的典范。
曾子重视自省。他曾经自言：“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无须外人强制，主动而发自内心的反省，是曾子修养方法最突出之处。这种以注重“内求”为特色的德行修养方式，成为儒家修身养性的主要方法。
曾子深刻领会到孔子思想的精髓，得孔子真传。据《论语》所记，曾子深悟孔子“一贯之道”，认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在孔子逝世后，成为孔门的支柱和主要传道者。“四书”中的《大学》即为曾子所著。
曾子上承孔子之道，下启思孟学派，对孔子的儒学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和建树。曾子及其弟子们所组成的“洙泗学派”，被视为孔门后学中发展孔子学说的重要部分，对于儒学的推广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子思子
子思子（前483-前402年），名伋，字子思，孔子嫡孙，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为了与孔子相分别，后人常以其字称之。子思学识深厚，授徒教学，形成了孔子之后一个重要的儒学派别：子思之儒。子思上承孔子“中庸”之学，发挥“中庸”思想并使之系统化，下开孟子“心性”之论，在孔孟道统的发展传承中起着重要的过渡连接作用，被后人尊为“述圣”。
子思作为“圣门之后”，是儒家学派的正宗传人，但在历史的演变中，子思著作佚失，其思想也变得模糊。随着地下文献的出土面世，失传的子思著作逐渐呈现于世，为人们重新审视子思带来了契机，对儒学思想的进一步深入认识提供了机缘。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的竹简，经过众多学者的研究，学界基本达成共识，即此竹简基本属于子思门派的作品。郭店儒简共14篇，其中《五行》《六德》《缁衣》《成之闻之》《性自命出》《尊德义》《鲁穆公问子思》诸篇都应属于《子思子》。可知，《孔丛子》中所保存子思问孔子的史料，南朝梁人沈约所著《隋书·音乐志》所载，《礼记》所收《中庸》《表记》《缁衣》《坊记》4篇皆原属子思作品。
子思生活贫困，历尽艰辛。《孔丛子》中说：“道伸，吾所愿也，今天下王侯其孰能哉，与屈己以富贵，不若抗志以贫贱。屈己则制于人，抗志则不愧于道。”子思刚傲不屈，忠恳诚实的品格可见一斑。
子思曾经为鲁穆公的老师，其学说中关于性命论、天道说以及治国用贤、礼乐治国等政治思想占有重要部分。《孔丛子》中《记问》篇就记载了子思向孔子请教关于任用贤人、治国与礼乐和法的关系及“心”“圣”在认识上的作用等。子思在孔子的基础上，对人性本原、人性特征进行了论述。他说：“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郭店楚墓竹简·性自命出》）认为天是人性的根源，人性受天命禀赋而成，认定从“性”到“道”之间有“情”相连接，把人性与天命、天道紧密联系起来。这就使在孔子那里缺乏形上意味的“性”被提升为具有生命本原的性，将孔子的人道理论建基于人性、人情之上，为儒家教化奠定了坚实的人性论基础。子思注重对“仁”的实现过程和品质的追求，从而使传统的仁学思想获得了突破性发展。
《史记·孔子世家》《孔丛子》均说子思作《中庸》。子思最大的思想贡献在于阐扬和发展了中庸学说。孔子思想中包含了丰富的“中”的内容，子思则把“中庸”上升到了“至德”的高度，贯穿于他的全部学说和实践中。《中庸》一书系统阐发了“中庸”思想，把“中庸”的概念从“执两用中”“过犹不及”的方法论提高到了世界观的高度。子思开创了儒家的“心性”学说，在前承孔子、曾子，后启孟子“内求”的思想理路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孟子
孟子（约前372-前289年），名轲，字子舆，邹（今山东邹城）人。他受教于子思的门人，是继孔子之后又一位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相传他是鲁国姬姓贵族公子庆父的后裔，父名激，母仉（zhǎng）氏。孟子是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与孔子并称“孔孟”。孟子深得孔子学说真传，一生以“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为己任，被后世赞誉为“孔子以后一人，功不在禹下”，成为儒门“亚圣”。为了挽救战国时期混乱的社会秩序，孟子招收弟子、游说诸侯，极力宣扬孔子学说，并对引起思想混乱的异端学说进行猛烈抨击，以扶正儒道。孟子构建起完整的“心学”体系，提出“尽心”“性善”“养志”等形上概念，深化了儒学理论，发出“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的时代最强音，成为战国时期儒家的一代宗师。
孟子一生追求“圣道”，推行“仁政”，晚年退居邹国，专心教授弟子，“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孟子的主要思想体现在哲学、仁政、人本、人格、生态几个方面。
人性本善的哲学思想。“性善”是孟子学说的核心，孟子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这是人与禽兽的区别。“人皆有之”的善性是先天固有的，它表现为仁义礼智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端就是发端、萌芽，仁义礼智四端只是道德的萌芽，一个人只有经过后天的扩充、修养，才能发展成为有道德的君子。孟子的其他学说都以此为基础。
关爱民生的仁政思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孟子·离娄上》）孟子崇尚先王，崇尚仁政，其精髓在于关注百姓的生存权利，要求统治者要“不嗜杀”“使民以时”“制民之产”“省刑罚”“薄税敛”“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然后“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让百姓懂得“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
保民而王的民本思想。孟子提出“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民心的向背决定着政权的存亡。孟子把那些残害百姓的统治者，视为“独夫民贼”，予以猛烈抨击。
浩然正气的人格思想。孟子强调人特别是士人的人格尊严。他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鼓励人们要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大丈夫，要有为了天下正义“舍我其谁”的责任意识和“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
仁民爱物的生态思想。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孟子将血缘亲情推及开来，使得人类群体和自然界都纳入“仁爱”范畴，成为早期儒家“仁爱”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倡导“斧斤以时入山林”“数罟不入洿池”（《孟子·梁惠王上》），这些人与自然界和谐、持续发展的观点，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子思又受教于曾子。孟子对曾子、子思非常推崇，在思想上与他们相契合、相传承。孟子刻苦钻研儒家的学说，学有所成后也开坛授学，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作为人生的乐趣。孟子的弟子可考的有公孙丑、万章、乐正子、公都子、屋庐子、孟仲子等十数人。
孟子曾经“以儒道游于诸侯”，多年游走于齐、宋、滕、邹等国之间，四处游说，推行“仁政”学说。但是在战国中期杀伐横起的局势中，孟子“性善”“仁政”的主张难以获得统治者的青睐。孟子的社会影响虽日益扩大，其政治主张却一直不得实施。在长期的政治活动中，孟子与各地的人士交流、交锋，不仅扩大了儒家的政治影响，也在孔子、子思子等的基础上扩展、深化了儒学的理论内涵，为早期儒学发展掀开了新的一页。
孟子认为人作为统一的物类有其共性，并把人的共性分为三个层次：人的形容、体貌相似；口、耳、目等共同的感受相似；共同的心理需求。人有共同的生理需求，还具有共同的心理需要，而心理需要才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是人类共性中最高的层次。这种共同的心理需要，就是人具有“四德”“四心”。仁、义、礼、智此“四德”，与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之“四心”相对应，成为孟子性善说、仁义论、仁政主张的基础。“四德”及“四心”说的提出，是孟子为其性善说构建的理论基石，是孟子对儒家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
孟子逝世后，其思想越来越受到统治者和学者的重视与推崇，其地位也不断得到提升。后人常把孔子和孟子连在一起，合称孔孟，把孔子学说和孟子学说合称为孔孟之道。北宋时期，《孟子》正式被朝廷列为经书，成为科举考试的必读科目。宋元丰六年（1083年），孟子被追封为邹国公。元丰七年，孟子牌位入住孔庙，得以配享孔子。景祐四年（1037年），兖州知府孔道辅修建孟庙，专门供奉孟子。南宋朱熹推崇《孟子》，把它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为“四书”。元至顺元年（1330年），追封孟子为邹国亚圣公。明嘉靖九年（1530年），孟子被尊称为“亚圣”，被提升到仅次于孔子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