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的原始儒家可以追溯到上古三代文化。周朝制度的奠基人周公是周文化的主要传承者，其长子伯禽治鲁后形成鲁文化，周文化和鲁文化一脉相承。
元圣周公
周公，姓姬，名旦，周文王姬昌的儿子，周武王姬发的弟弟，周成王姬诵的叔父。周本为地名，是岐山南部的一个平原（今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岐山一带），自古以来被称为周原，周原曾是姬旦先人居住生活的地方，也是周族的龙兴之地。后来，周原成为姬旦的采邑，而姬旦的爵位为九命上公，所以被尊称为周公。周公是西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儒学奠基人，被后世尊为“元圣”。《尚书大传》载：“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基本概括了周公的主要历史功绩。清末民初史学家夏曾佑在其著作《中国古代史》中说：“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有大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
辅翼武王，克商建周 公元前1051年，周文王驾崩，太子姬发继承父王遗志，是为武王。当其时，姜太公为国师，周公旦为辅相。周公既有优秀的政治才能，又是武王的同母兄弟，因此武王对周公特别信任和依赖，无论是军国大计，还是疑难小事，武王总是与周公商讨。司马迁在《史记·鲁周公世家》对此有记：“及武王即位，旦常辅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继续文王未竟的“翦商”大业，一方面韬光养晦，维持好与商纣王的君臣关系，一方面苦心经营，加强军事、经济、舆论等方面的准备，制定周密的计划，一步步达到最终“倾覆”商朝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周公是武王的得力助手，他出谋划策，不遗余力，周公还时常提醒武王要修明道德，勤政爱民。当武王在克商的道路上，遇到困难，迷茫彷徨的时候，周公就对武王劝导鼓励，坚定武王伐纣的信心。公元前1049年，武王举行规模盛大的军事会盟，由“周公辅行”，向东检阅军队，一直到达孟津（今河南孟县西南），史称“孟津誓师”。这次军事演习，一方面熟悉了地形和线路，另一方面试探了商朝的虚实和诸侯的反应。据说，这次会盟，有八百诸侯群起而应，天时地利人和，克商的时机成熟了。公元前1047年，灭商行动正式开始，武王由周公、太公、召公等人辅佐，率领军队，大举东进。第二年来到商都郊外的牧野，双方在牧野展开战斗，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战。商纣失道寡助，众叛亲离，士兵毫无斗志，纷纷倒戈，结果，周军摧枯拉朽，只用一天就取得胜利，商纣王纵火自焚。王朝鼎革之后，周人举行祭社典礼，典礼上周公持大钺、召公持小钺，分列武王左右，宣布纣王罪状，周朝正式取代了商朝。
辅助成王，摄国理政 公元前1043年，克商第四年，武王去世，次年武王儿子姬诵继位，是为成王，武王早卒，成王年少，当时，国家初立，根基未稳，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叛，为天下计，周公义不容辞，代成王摄政当国。此时周公的身份是冢宰，冢宰可以统领百官，总摄国家事务，相当于后世的宰相。由身份所定，加之成王年幼，因此大小事务都由周公决断。成王对周公也十分尊敬，遇有疑问便向周公请教，在周公的教育培养下，成王也迅速成长。周公为了大周基业，呕心沥血，求贤若渴，给后世留下了“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的典故，正是由于周公的苦心经营，初周的根基得以培固，为成康之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三国曹操有诗赞曰：“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平定三监，东征践奄 武王伐纣之后，对殷商遗民就地安置，封商纣王的儿子武庚禄父于商都旧地，并将自己的弟弟管叔、蔡叔、霍叔分封在附近，使其监督管理殷商旧地，以制衡武庚禄父，这就是“三监”。三监地域，一般认为，商都以北地区为邶，商都以南地区为鄘，商都以东地区为卫。周公摄政时期，管、蔡有异心，“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国曰：‘周公将不利于成王。’”（《史记·鲁周公世家》），以武庚为代表的殷遗势力趁机图谋复辟。成王二年（前1041年），周公奉成王命，亲率大军，东征讨伐。成王三年（前1040年），平定叛乱，杀武庚，诛管叔，流放蔡叔，贬霍叔为庶民，殷商王畿旧地彻底安定下来。殷商京畿之地平定了，但殷遗民势力仍存，东方的奄地就是殷商势力的重镇。奄，在今山东曲阜周围，即后来鲁国立国的地方，商王南庚、阳甲曾以此为都城，商王盘庚迁都至殷后，奄便成了殷商的一个重要方国，因此，奄往往又被称为“商奄”。公元前1040年，周公平定三监后，接着挥师东进，先后平定熊、盈、淮等部族，于公元前1039年，成王四年，进入奄地，扫除了殷商余势。《史记·鲁周公世家》对此有记：“宁淮夷东土，二年而毕定，诸侯咸服宗周。”平定三监，消灭奄国，也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周公东征”，这是继武王伐纣之后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关于此还有《诗经·豳风》中的《东山》《破斧》两篇传世。周公东征，彻底消灭了殷商王朝的残余势力，扩大了东方境土，稳固了周初局势。
营建成周，定鼎洛邑 周定都镐京（今陕西西安），偏隅西方，疆土东扩需要政治中心东移，而洛邑（今河南洛阳）居天下之中，是都城的首选之地，正如《史记·周本纪》所说：“此天下之中也，四方入贡道里均”。武王时为达到中天下而立以经营四方的目的，已有营建洛邑新都的想法，可惜早卒，青铜器“何尊”有记武王选定洛邑作为都城的事情。公元前1038年，成王五年，周公继武王遗志，开始营建洛邑，以续国祚，据《今本竹书纪年》载，周公东征后，开始“迁殷遗民于洛邑，遂营成周”。把殷遗民向洛邑迁徙，一方面是对旧势力分而治之，一方面是为新都的建设提供人力支持。营建新都的人员除殷遗之外，还有“侯、甸、男、邦、伯”等殷商旧有属国的人员。洛邑位居洛水之北，傍瀍水东西而建，瀍水西面是王城，宫寝之所在；东面是成周，宗庙之所在，亦是殷移民所迁之处。此时，丰镐之地仍是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周王处理政务、接见诸侯、宗庙祭祀都在此进行，丰镐之地天下共之、诸侯宗之、宗庙居之，故称丰镐为“宗周”，宗周者，周宗族之源也；与之相对，东都洛邑被称为成周，之所以称“成”，是因为周朝已经统一四方，完成了“成命”，取得了“成绩”，成周者，周统一大业之始成也。
制礼作乐，儒学元始 扫平叛乱、营建成周，硬件方面的工作完成后，制度建设就提到议事日程。成王六年，公元前1037年，周公开始制礼作乐，以作天下之纲纪。礼乐并不是周公时期才开始出现，其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殷商时期就已经有了相当完备的礼乐制度，周公适应周初的具体形势，对殷商礼乐进行损益，而成周代礼乐。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因此，虽说周公制礼作乐，但不能据此认为礼乐为周公一人所独创，周代一时所固有。周代的礼乐制度，大体可以分为吉、凶、军、宾、嘉五礼，细分之有所谓“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之说，大而至于政治、军事，小而至于衣冠、陈设，都有一定之规。周公制礼的标志性成果是《周礼》《仪礼》。周公作乐的标志性成果是《大武》。周公在继承殷商《万》舞的基础上，主持制作了歌颂武王功德的武舞《象》和表现周公、召公分职而治的文舞《酌》，合称《大武》。后来为了祭祀文王，周公又主持为传统的《象》舞配以新的诗歌，制作了表现文王武功的《象》舞。二《象》舞，一《酌》舞，也就是《吕氏春秋·古乐》所说的《三象》，这三套乐舞都是根据具体的历史事实制作的，旨在表现周王朝的文治武功。礼别异，乐合同。“礼”强调的是“别”，即所谓“尊尊”，强调差别，巩固统治；“乐”的作用是“和”，即所谓“亲亲”，消弭隔阂，增加团结。周公“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史记·周本纪》）。周公制礼作乐，虽是对夏商的继承，但是却有巨大的超越。夏“尊命”，商“尊神”，而周“尊礼”，周公时，礼乐由巫祝文化演进为人文文化，礼乐具有了规范人的行为和调整人际关系的功能，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的行为规章。从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说周公制礼作乐，开中华礼乐文明之先河。周公所制作的礼乐无不体现了仁政德治的思想，如“明德慎罚”“敬天保民”“勤政尚贤”等，成为儒家思想的直接来源。孔子对周公推崇备至，尝言：“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以恢复周公之治为毕生志愿。后世将孔子所创儒学与周公思想并称为“周孔之学”。
受封鲁国
西周初年，对天下分封而建，封于鲁国（今山东曲阜）的是周公还是其元子伯禽，史载不一，《诗经》《左传》记载是伯禽，而《史记》记载是周公，但《史记》又说“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周公还是伯禽，现在尚无定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鲁国的第一位鲁公是伯禽。伯禽就鲁时，周公对其反复叮咛训诫，让其韬光养晦，谨言慎行，并在金人背面书写铭文，以随时提醒伯禽。曲阜周公庙立有道光二十年金人铭碑一幢，碑文记载了金人铭的铭文及孔子当年观金人铭的情况。
一方面由于周公的文治武功，较之于其他诸侯国，鲁国受赐更加丰富，拥有诸多特权，享有天子礼乐。周公能为人臣不能为之功，则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礼乐，所以成王乃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以褒周公之德。《礼记·明堂位》载：“凡四代之服、器、官，鲁兼用之。是故，鲁，王礼也，天下传之久矣”。另一方面由于鲁为殷商旧地，鲁国受封之初就肩负着特殊的使命，周室为鲁制定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的治国方针，要把鲁国建设成为“宗周模式”的东方据点。因此，伯禽就鲁伊始，便对少昊之墟、商奄故地“变其俗，革其礼”，镇抚周边部族，传播宗周文化，极力推行周朝礼乐。再加之伯禽为周公之子，深受其父礼乐思想的熏陶，在贯彻推行周公所制定的礼乐制度方面，鲁国是最彻底、最全面的。《左传》有“周礼尽在鲁矣”之言，后来周室衰微，学在四夷，鲁国成为东方乃至全国的文化中心。
此外，周公、伯禽作为鲁国始祖，其后裔在鲁国繁衍生息，伯禽有三个儿子：酋、熙、鱼。酋、熙相继承袭鲁君之位，分别为考公和炀公。三子鱼为鲁大夫，赐有东野之田，故其后以东野为姓。据乾隆《曲阜县志》卷六十一《世家第七之二》载：“东野之系，其先盖出自鲁公（伯禽）季子（第三子）公子鱼食采于国之东野，因氏焉。”东野一系后经多次战乱、离散、迁徙，仍生生不息，“弘治十二年，山东巡抚访求周公之后，得东野，禄给以衣巾，使奉祀（周公）”（乾隆《曲阜县志》卷四），曲阜今有周公后人东野一族，居曲阜周公庙附近。
公元前1036年，成王七年，周公还政于成王，《史记·周本纪》：“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长，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公元前1032年，成王十一年，周公去世，享年约60岁，周公弥留之际，希望自己死后葬在成周，以表示不敢离开成王，周公死后，成王心存谦恭，把周公葬在毕（今陕西咸阳北），随周文王墓葬，以表示自己不敢以周公为臣。周公作为军事家，帮助武王伐纣，是大周王朝的开国元勋；作为政治家，辅翼成王，平定叛乱，分封建制，是周朝八百年基业的奠定人；作为思想家，开礼乐文明之先河，是儒学的元始。为褒扬和纪念周公，后世建周公庙予以祭祀。今国内比较知名的周公庙有三处：岐山周公庙，洛阳周公庙，曲阜周公庙。东汉以降，周公作为圣人的形象逐渐获得官方的接受与认可，其祀典也以国之祭典的形式出现，一直沿袭至清代而不绝。曲阜周公庙，立有康熙二十六年御制周公庙碑一幢，称颂周公之文治武功，并系诗赞曰：
邃古民朴，混混茫茫。列圣经纶，肇轩迄商。
叙厥伦纪，贲以采章。公监二代，揆时立制。
有因有除，礼明乐备。体国经野，成理万彚。
集武之勲，绍文以孝。代成諴民，并孔立敎。
为子为臣，是则是效。宗邦绵历，忠厚所贻。
贞珉载镌，作颂致思。鳬绎同峙，亿禩为期。
周、鲁文化对儒家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的蕴育之功，“仁”“礼”“德”“义”“信”等重要理念正是儒家思想得以形成发展的渊源。
第一节 思想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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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的原始儒家可以追溯到上古三代文化。周朝制度的奠基人周公是周文化的主要传承者，其长子伯禽治鲁后形成鲁文化，周文化和鲁文化一脉相承。
元圣周公
周公，姓姬，名旦，周文王姬昌的儿子，周武王姬发的弟弟，周成王姬诵的叔父。周本为地名，是岐山南部的一个平原（今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岐山一带），自古以来被称为周原，周原曾是姬旦先人居住生活的地方，也是周族的龙兴之地。后来，周原成为姬旦的采邑，而姬旦的爵位为九命上公，所以被尊称为周公。周公是西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儒学奠基人，被后世尊为“元圣”。《尚书大传》载：“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基本概括了周公的主要历史功绩。清末民初史学家夏曾佑在其著作《中国古代史》中说：“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有大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
辅翼武王，克商建周 公元前1051年，周文王驾崩，太子姬发继承父王遗志，是为武王。当其时，姜太公为国师，周公旦为辅相。周公既有优秀的政治才能，又是武王的同母兄弟，因此武王对周公特别信任和依赖，无论是军国大计，还是疑难小事，武王总是与周公商讨。司马迁在《史记·鲁周公世家》对此有记：“及武王即位，旦常辅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继续文王未竟的“翦商”大业，一方面韬光养晦，维持好与商纣王的君臣关系，一方面苦心经营，加强军事、经济、舆论等方面的准备，制定周密的计划，一步步达到最终“倾覆”商朝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周公是武王的得力助手，他出谋划策，不遗余力，周公还时常提醒武王要修明道德，勤政爱民。当武王在克商的道路上，遇到困难，迷茫彷徨的时候，周公就对武王劝导鼓励，坚定武王伐纣的信心。公元前1049年，武王举行规模盛大的军事会盟，由“周公辅行”，向东检阅军队，一直到达孟津（今河南孟县西南），史称“孟津誓师”。这次军事演习，一方面熟悉了地形和线路，另一方面试探了商朝的虚实和诸侯的反应。据说，这次会盟，有八百诸侯群起而应，天时地利人和，克商的时机成熟了。公元前1047年，灭商行动正式开始，武王由周公、太公、召公等人辅佐，率领军队，大举东进。第二年来到商都郊外的牧野，双方在牧野展开战斗，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战。商纣失道寡助，众叛亲离，士兵毫无斗志，纷纷倒戈，结果，周军摧枯拉朽，只用一天就取得胜利，商纣王纵火自焚。王朝鼎革之后，周人举行祭社典礼，典礼上周公持大钺、召公持小钺，分列武王左右，宣布纣王罪状，周朝正式取代了商朝。
辅助成王，摄国理政 公元前1043年，克商第四年，武王去世，次年武王儿子姬诵继位，是为成王，武王早卒，成王年少，当时，国家初立，根基未稳，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叛，为天下计，周公义不容辞，代成王摄政当国。此时周公的身份是冢宰，冢宰可以统领百官，总摄国家事务，相当于后世的宰相。由身份所定，加之成王年幼，因此大小事务都由周公决断。成王对周公也十分尊敬，遇有疑问便向周公请教，在周公的教育培养下，成王也迅速成长。周公为了大周基业，呕心沥血，求贤若渴，给后世留下了“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的典故，正是由于周公的苦心经营，初周的根基得以培固，为成康之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三国曹操有诗赞曰：“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平定三监，东征践奄 武王伐纣之后，对殷商遗民就地安置，封商纣王的儿子武庚禄父于商都旧地，并将自己的弟弟管叔、蔡叔、霍叔分封在附近，使其监督管理殷商旧地，以制衡武庚禄父，这就是“三监”。三监地域，一般认为，商都以北地区为邶，商都以南地区为鄘，商都以东地区为卫。周公摄政时期，管、蔡有异心，“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国曰：‘周公将不利于成王。’”（《史记·鲁周公世家》），以武庚为代表的殷遗势力趁机图谋复辟。成王二年（前1041年），周公奉成王命，亲率大军，东征讨伐。成王三年（前1040年），平定叛乱，杀武庚，诛管叔，流放蔡叔，贬霍叔为庶民，殷商王畿旧地彻底安定下来。殷商京畿之地平定了，但殷遗民势力仍存，东方的奄地就是殷商势力的重镇。奄，在今山东曲阜周围，即后来鲁国立国的地方，商王南庚、阳甲曾以此为都城，商王盘庚迁都至殷后，奄便成了殷商的一个重要方国，因此，奄往往又被称为“商奄”。公元前1040年，周公平定三监后，接着挥师东进，先后平定熊、盈、淮等部族，于公元前1039年，成王四年，进入奄地，扫除了殷商余势。《史记·鲁周公世家》对此有记：“宁淮夷东土，二年而毕定，诸侯咸服宗周。”平定三监，消灭奄国，也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周公东征”，这是继武王伐纣之后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关于此还有《诗经·豳风》中的《东山》《破斧》两篇传世。周公东征，彻底消灭了殷商王朝的残余势力，扩大了东方境土，稳固了周初局势。
营建成周，定鼎洛邑 周定都镐京（今陕西西安），偏隅西方，疆土东扩需要政治中心东移，而洛邑（今河南洛阳）居天下之中，是都城的首选之地，正如《史记·周本纪》所说：“此天下之中也，四方入贡道里均”。武王时为达到中天下而立以经营四方的目的，已有营建洛邑新都的想法，可惜早卒，青铜器“何尊”有记武王选定洛邑作为都城的事情。公元前1038年，成王五年，周公继武王遗志，开始营建洛邑，以续国祚，据《今本竹书纪年》载，周公东征后，开始“迁殷遗民于洛邑，遂营成周”。把殷遗民向洛邑迁徙，一方面是对旧势力分而治之，一方面是为新都的建设提供人力支持。营建新都的人员除殷遗之外，还有“侯、甸、男、邦、伯”等殷商旧有属国的人员。洛邑位居洛水之北，傍瀍水东西而建，瀍水西面是王城，宫寝之所在；东面是成周，宗庙之所在，亦是殷移民所迁之处。此时，丰镐之地仍是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周王处理政务、接见诸侯、宗庙祭祀都在此进行，丰镐之地天下共之、诸侯宗之、宗庙居之，故称丰镐为“宗周”，宗周者，周宗族之源也；与之相对，东都洛邑被称为成周，之所以称“成”，是因为周朝已经统一四方，完成了“成命”，取得了“成绩”，成周者，周统一大业之始成也。
制礼作乐，儒学元始 扫平叛乱、营建成周，硬件方面的工作完成后，制度建设就提到议事日程。成王六年，公元前1037年，周公开始制礼作乐，以作天下之纲纪。礼乐并不是周公时期才开始出现，其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殷商时期就已经有了相当完备的礼乐制度，周公适应周初的具体形势，对殷商礼乐进行损益，而成周代礼乐。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因此，虽说周公制礼作乐，但不能据此认为礼乐为周公一人所独创，周代一时所固有。周代的礼乐制度，大体可以分为吉、凶、军、宾、嘉五礼，细分之有所谓“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之说，大而至于政治、军事，小而至于衣冠、陈设，都有一定之规。周公制礼的标志性成果是《周礼》《仪礼》。周公作乐的标志性成果是《大武》。周公在继承殷商《万》舞的基础上，主持制作了歌颂武王功德的武舞《象》和表现周公、召公分职而治的文舞《酌》，合称《大武》。后来为了祭祀文王，周公又主持为传统的《象》舞配以新的诗歌，制作了表现文王武功的《象》舞。二《象》舞，一《酌》舞，也就是《吕氏春秋·古乐》所说的《三象》，这三套乐舞都是根据具体的历史事实制作的，旨在表现周王朝的文治武功。礼别异，乐合同。“礼”强调的是“别”，即所谓“尊尊”，强调差别，巩固统治；“乐”的作用是“和”，即所谓“亲亲”，消弭隔阂，增加团结。周公“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史记·周本纪》）。周公制礼作乐，虽是对夏商的继承，但是却有巨大的超越。夏“尊命”，商“尊神”，而周“尊礼”，周公时，礼乐由巫祝文化演进为人文文化，礼乐具有了规范人的行为和调整人际关系的功能，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的行为规章。从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说周公制礼作乐，开中华礼乐文明之先河。周公所制作的礼乐无不体现了仁政德治的思想，如“明德慎罚”“敬天保民”“勤政尚贤”等，成为儒家思想的直接来源。孔子对周公推崇备至，尝言：“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以恢复周公之治为毕生志愿。后世将孔子所创儒学与周公思想并称为“周孔之学”。
受封鲁国
西周初年，对天下分封而建，封于鲁国（今山东曲阜）的是周公还是其元子伯禽，史载不一，《诗经》《左传》记载是伯禽，而《史记》记载是周公，但《史记》又说“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周公还是伯禽，现在尚无定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鲁国的第一位鲁公是伯禽。伯禽就鲁时，周公对其反复叮咛训诫，让其韬光养晦，谨言慎行，并在金人背面书写铭文，以随时提醒伯禽。曲阜周公庙立有道光二十年金人铭碑一幢，碑文记载了金人铭的铭文及孔子当年观金人铭的情况。
一方面由于周公的文治武功，较之于其他诸侯国，鲁国受赐更加丰富，拥有诸多特权，享有天子礼乐。周公能为人臣不能为之功，则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礼乐，所以成王乃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以褒周公之德。《礼记·明堂位》载：“凡四代之服、器、官，鲁兼用之。是故，鲁，王礼也，天下传之久矣”。另一方面由于鲁为殷商旧地，鲁国受封之初就肩负着特殊的使命，周室为鲁制定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的治国方针，要把鲁国建设成为“宗周模式”的东方据点。因此，伯禽就鲁伊始，便对少昊之墟、商奄故地“变其俗，革其礼”，镇抚周边部族，传播宗周文化，极力推行周朝礼乐。再加之伯禽为周公之子，深受其父礼乐思想的熏陶，在贯彻推行周公所制定的礼乐制度方面，鲁国是最彻底、最全面的。《左传》有“周礼尽在鲁矣”之言，后来周室衰微，学在四夷，鲁国成为东方乃至全国的文化中心。
此外，周公、伯禽作为鲁国始祖，其后裔在鲁国繁衍生息，伯禽有三个儿子：酋、熙、鱼。酋、熙相继承袭鲁君之位，分别为考公和炀公。三子鱼为鲁大夫，赐有东野之田，故其后以东野为姓。据乾隆《曲阜县志》卷六十一《世家第七之二》载：“东野之系，其先盖出自鲁公（伯禽）季子（第三子）公子鱼食采于国之东野，因氏焉。”东野一系后经多次战乱、离散、迁徙，仍生生不息，“弘治十二年，山东巡抚访求周公之后，得东野，禄给以衣巾，使奉祀（周公）”（乾隆《曲阜县志》卷四），曲阜今有周公后人东野一族，居曲阜周公庙附近。
公元前1036年，成王七年，周公还政于成王，《史记·周本纪》：“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长，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公元前1032年，成王十一年，周公去世，享年约60岁，周公弥留之际，希望自己死后葬在成周，以表示不敢离开成王，周公死后，成王心存谦恭，把周公葬在毕（今陕西咸阳北），随周文王墓葬，以表示自己不敢以周公为臣。周公作为军事家，帮助武王伐纣，是大周王朝的开国元勋；作为政治家，辅翼成王，平定叛乱，分封建制，是周朝八百年基业的奠定人；作为思想家，开礼乐文明之先河，是儒学的元始。为褒扬和纪念周公，后世建周公庙予以祭祀。今国内比较知名的周公庙有三处：岐山周公庙，洛阳周公庙，曲阜周公庙。东汉以降，周公作为圣人的形象逐渐获得官方的接受与认可，其祀典也以国之祭典的形式出现，一直沿袭至清代而不绝。曲阜周公庙，立有康熙二十六年御制周公庙碑一幢，称颂周公之文治武功，并系诗赞曰：
邃古民朴，混混茫茫。列圣经纶，肇轩迄商。
叙厥伦纪，贲以采章。公监二代，揆时立制。
有因有除，礼明乐备。体国经野，成理万彚。
集武之勲，绍文以孝。代成諴民，并孔立敎。
为子为臣，是则是效。宗邦绵历，忠厚所贻。
贞珉载镌，作颂致思。鳬绎同峙，亿禩为期。
周、鲁文化对儒家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的蕴育之功，“仁”“礼”“德”“义”“信”等重要理念正是儒家思想得以形成发展的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