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境内实行的财政体制是地方收入全部上解；支出，按照规定数额在存留项下坐支。道光至
宣统年间，境内济宁直隶州(辖金乡、嘉祥、鱼台三县)及滋阳、曲阜、邹县、汶上、泗水等县，年上
解银19～20万两，漕米2.7～2.8万石；年支银5～5.5万两。
民国初期，沿清制。境内财政收入以田赋为主，伴以各种附税、杂捐。1921年后，政局愈加混乱，
境内苛捐、杂税增至50余种，仅军事特捐一项，每两田赋银加增2.2元。1927年，竟预征三年田赋，致
使民怨沸腾。 1938年， 日军侵占济宁后，各县伪政权强征田赋，提高附加，无限制扩大临时附捐。
1943年鱼台县伪政权预算记载：征收田赋正税59612元(伪联币)，附捐62114元，临时附捐786876元，附
捐和临时附捐为正税的14.24倍。1939年后，境内各级抗日民主政府，本着“有钱出钱、有粮出粮”的
原则，筹划粮款，维持抗日军政人员的供给。1942年后，贯彻“发展经济，保证供给”的方针，大力
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保证军政供给。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统一了财政管理，境内实行“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建立了“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的新财政和新税制。1950～1952年三年经济恢复时期，积极组织收入，节约一切非生产性
开支，恢复发展生产，安定人民生活。1952年境内财政收入2524万元，比1950年增长57%，实现了财政
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随着国家经济形势的发展，1953年由供给制财政转向建设财政。1953～1957年，
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积极增收节支，积累建设资金，财政收入增长较快，收入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
1957年财政收入为3871万元，比1952年增长53.37%，支出比1952年增长181%。其中，经济建设支出增长
5.8倍。 农业税占财政总收入比例降为43.22%， 工商各税上升为53.83%。1958年，财政工作一度出现
“多收多支”、“大收大支”，假平衡、真赤字、虚收、虚支的现象。一些必要的规章制度被废除，
财权下放过多，财力过于分散，管理一度混乱，使境内财政和人民生活受到严重损失。1961年起贯彻
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改进财政管理体制，调整支出结构，加强财税管理，财
政工作转入全力为经济调整服务。到1965年，境内财政状况好转，财政收支趋于正常，开始摆脱了困
难局面。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境内刚见恢复的财政秩序，再次遭到冲击和破坏，财税机构瘫痪，
管理混乱，连年出现赤字。1971年根据中央关于增加收入、节约开支、稳定财政的指示，采取了一些
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的措施，财政收入渐有回升，财政支出有所控制，但企业生产仍不正常，财政收
入很不稳定。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财政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不断完善财税管理体系，对国营工、
商企业进行体制改革， 试行“利润留成” 和“利改税”办法，扩大了企业财权，稳定了财政收入。
1985年，财政管理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新体制，支出由各级政府根据自己的财
力通盘安排，从而调动了各县、市、区增收节支、当家理财的积极性，财政收支大幅度增长。1990年
全市财政收入达到64139万元，比1950年增长39.89倍，支出为75334.2万元，比1950年增长96.87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