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养量
大牲畜1949年全区仅存18.96万头。其中牛15.81万头。
建国初期， 认真贯彻保护奖励繁殖耕畜的政策， 大牲畜逐年增加。1955年达到
35.11万头，其中牛30.57万头，分别比1949年增长85.2%和93.4%。1956年，在成立高
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过程中，部分单位牲畜入社作价偏低，造成农民弃幼畜不养，加之
1957年特大洪水伤亡牛、马近2万头，导致大牲畜存养量锐减，1959年下降到16.36万
头，其中牛12.17万头，为建国后最少的一年。1960～1963年，由外省调入牛、马1.9
万头， 并奖励繁殖， 使大牲畜存养量逐年回升， 1970年恢复到30.37万头，其中牛
23.24万头。 1979年，屠宰政策放宽，每年出栏菜牛1～1.5万头，大牲畜存养量又一
度减少。 1985年调整农村产业结构， 积极发展食草家畜，1988年大牲畜存养量达到
36.1万头，其中牛26.2万头。1990年大牲畜存养量49.66万头，其中牛37.83万头。
猪建国初期， 在爱国丰产运动中发动群众养猪积肥， 生猪存养量由1949年的
13.33万头，1953年增加到28.68万头。1954年，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和生猪派购政
策，因饲料不足，是年存养量减少到21.9万头。1956年7月和1957年2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先后发出关于发展养猪的指示和决定后，在全区贯彻执行了“私有私养、公助”
的养猪方针，落实了饲料和饲料地，提高了生猪收购价格，有效地调动起群众养猪的
积极性。 1957年存养量即增加到37.3万头， 其中集体养猪4.6万头， 平均每户饲养
0.48头。1958年到1960年，受“共产风”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存养量下降到30万头左
右。1961年起，各级党委、政府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和“公养和私养并举，
以私养为主”的方针，制定并推行了“四级办场、五级养猪”、“队繁户养”、“户
养猪、队包圈”和“斤猪斤粮”等措施和政策，促进了生猪生产迅速发展。1966年存
养量达到99.64万头，其中集体养猪14.95万头，平均每户饲养1.11头。1967～1974年，
受“左”的影响，存养量下降且波动不稳。1975年，各级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大
力发展养猪业通知》精神，重申了原有关鼓励社员发展家庭养猪的政策和办法不变，
生猪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 1976～1979年， 存养量均在135万头左右。 集体养猪占
14.6%， 农户平均每户饲养1.26～1.31头。80年代初出现“卖猪难”，导致存养量逐
年下降， 1984年降到104.41万头。1985年2月取消派购，全部实现议价议销，养猪业
迅速发展， 并涌现出一批养猪专业户。1988年全市存养量达到141.2万头，1990年增
加到164.47万头。
羊建国初期， 羊存养量逐年增加，1949年为7.42万只，1956年达到31.69万只。
因“共产风”和自然灾害，1958、1959年减到18万只。1960年起存养量回升，1962年
增到62.27万只， 为首次发展高峰。其后，东部山区因林牧矛盾实行禁养、限养，西
部湖区1964年因水灾羊损失严重，继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养羊被视为“资本主
义尾巴” 割掉，从而导致1963～1976年的14年中，全区每年存养量波动于18.48万只
到46.55万只之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政策放宽，养
羊作为家庭副业迅速发展。1982年存养量即增到102.73万只，出现第二次高峰。1983
～1985年，因羊皮羊毛外销不畅，收购价格偏低，加上山滩承包到户，限制羊群放牧，
年存养量降到80万只左右。随着上述问题的解决，养羊业再度发展，1988年全市存养
量达到178.57万只， 其中山羊135.39万只，绵羊43.18万只。1990年，增加到220.72
万只，其中山羊166.45万只，绵羊54.27万只。
家禽建国后，饲养家禽一直是农民致富的一项主要副业，1949年全区存养120.63
万只， 1952年全区饲养量增至194.836万只。其中，除由畜牧兽医部门多次引进家禽
良种，坚持搞好禽病预防外，对存养数量长期任其自然消长，年存养量200～300万只。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推行，饲养家禽才作为一项产业在
农村兴起，涌现出一大批饲养大户，全区(市)存养量迅猛上升，1980年家禽存养量为
631.1万只。1982、1984年分别增加到723.02万只和1142.88万只，1988年突破2000万
只，达到2129.03万只，其中鸡1902.21万只，鸭156.61万只，鹅70.21万只。1990年，
家禽存养量再度增加，达到2343.91万只，其中鸡2157.90万只，创历史最高水平。
饲养管理
大牲畜境内饲养大牲畜一直以舍饲为主，草料单纯。饲草牛以麦秸为主，马、驴、
骡以谷秸为主，夏秋季杂以青草、高粱和玉米叶、花生和甘薯秧，均铡碎过筛后喂食。
精料原以麸皮为主，拌以少量黄豆、黑豆或花生饼、豆饼、瓜干，70年代起逐步以玉
米取代豆类，粉碎后拌草喂食。也有的将精料炒或煮熟后喂牛。并在长期饲养中总结
出“草膘、料力、水精神”，“寸草铡三刀，无料也上膘”，“花草花料、四角拌到”，
“马无夜草不肥”，“秋膘抓不好，冬季很难熬”等饲养经验。还讲究饲养与使役有
机结合，农闲日喂2次，农忙3次并增加精料，夏季使役早出晚归，中午歇晌，母畜产
前、产后一定时间不使役，冬季搞好畜舍保暖。这些饲养管理经验，至今仍继续沿用。
在饲养管理方式上，农业合作化以前，由畜主喂养。从1956年成立高级社大牲畜
作价归公开始，改由集体饲养管理。80年代初期，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大牲畜也一
度实行饲养承包责任制。1984年撤销人民公社建制后，牲畜作价归农户，又恢复独户
或联户喂养。
猪建国前后， 东部山区， 有在花生、甘薯地收获后牧猪习惯，沿湖少数乡村养
“跑猪”，其余地区均为舍饲。多采用以青粗料为主，辅以粮食等精料，煮熟稀喂的
方法。一般成猪日喂2～3次，仔猪3～4次，不单独饮水。50～70年代，推广发酵、变
糟、青贮和水生饲料喂养。并大力进行了猪圈改造，农户多采用前坑后棚式，集体饲
养多为深坑大圈式，以多积肥料和改善环境卫生。进入80年代，推广混合饲料和饲料
添加剂喂养，改熟喂、稀喂为生喂、干喂或稠喂，改先吊架子后育肥为一条龙饲养，
同时提倡改良猪舍，冬季实行暖圈饲养。这些改进的结果，缩短了饲养周期，提高了
出栏率和经济效益，确保了全市饲养量相对稳定。
羊历来均为户养。东部山丘地区以群体放牧为主，集中数户羊只由专人放牧。夏
秋季以野草和灌木枝叶为食，冬季补饲少量草料。中西部平原地区以舍饲为主，短时
牵放或栓牧。饲草为秸杆、树叶、青草或干草，平时不喂料，有的饮泔水，母羊怀孕
后期和哺乳期补饲少量麸皮、玉米等精料。种公羊常年给以少量精料。至今沿用这些
传统方法。
兔多用土坯垒窝或在院内散养。饲草夏秋季为青草、树叶，冬季喂胡萝卜、萝卜、
白菜等。平时很少喂料，公兔和孕期、哺乳期母兔撒喂少量杂粮或豆糁等。初产仔兔
习惯装于篮子内，定期让母兔喂奶。
家禽原均为户养。1980年起，随着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推行，鸡、鸭、鹅养殖专业
户不断涌现，饲养量大增，一些企事业单位也兴建了一批大型养殖场。针对规模经济
的新情况，饲养管理技术也有了很大改进和提高。推广了配合饲料和饲料添加剂，并
按品种及其大小实行日粮合理搭配，从而增加了产蛋量，提高了饲料报酬率，使养殖
家禽发展成为经济效益较高的新兴产业。
繁殖
建国前，境内从未设家畜配种机构。牲畜配种由种畜户承办。繁殖方法均为自然
交配，由于种畜质量差，加之有的野交乱配，近亲繁殖，导致品种退化。
1952年， 在曲阜等10县各设家畜配种站一处，共有种公牛、公驴各10头，公马2
匹。1957年，种畜又增加了公猪和公羊，并开始在基层建立配种站。其后基层配种站
陆续建立，至1984年，全市共有县(区、市) 级配种站16处，乡镇配种站145处，在家
畜改良和繁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国有种畜有限，半数左右的牲畜配种，仍由种
畜户进行。
家禽的繁殖，农民原都采用母鸡抱窝孵化法，少数采用温水缸孵化。1950年，开
始推广火炕孵鸡、鸭，提高了孵化量。80年代初推广电孵化器孵化，能自动调节温度，
孵化率显著提高。同时试验成功了鸡、鸭的人工授精技术。到1988年，鸡的人工授精、
电器孵化、以及翻肛鉴别雌雄的技术，已在全市10多处大型鸡场推广应用。
为搞好优良畜禽品种的保纯繁育，1956年建立微山县畜牧场和种鸭场，后两场合
并称种畜场。1957年建立金乡县种畜场，以繁殖进口马为主，又称大家畜场。1958～
1961年，建立了嘉祥县金屯、汶上县南站和济宁市(今市中区)畜牧场、曲阜县养猪场、
汶上县白石种鸡场，不久均撤销。1973年，汶上县于原次邱解放军农场再建种畜场。
1976年，济宁地区于济宁县廿里铺建立种猪场，后下放市郊区。同年嘉祥县于原北湖
农场建立种羊场，1980年经农业部批准，命名国营山东省嘉祥县种羊场，承担国家、
省和有关业务部门繁育小尾寒羊纯种和有关科研项目。80年代，全区(市)保留的国营
种畜(猪、羊) 场仍为以上5处，在鲁西黄牛、大蒲莲猪、小尾寒羊、微山麻鸭、金乡
百子鹅等地方良种保种群的扩大繁育和畜禽品种的改良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节饲养与繁殖
视图
存养量
大牲畜1949年全区仅存18.96万头。其中牛15.81万头。
建国初期， 认真贯彻保护奖励繁殖耕畜的政策， 大牲畜逐年增加。1955年达到
35.11万头，其中牛30.57万头，分别比1949年增长85.2%和93.4%。1956年，在成立高
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过程中，部分单位牲畜入社作价偏低，造成农民弃幼畜不养，加之
1957年特大洪水伤亡牛、马近2万头，导致大牲畜存养量锐减，1959年下降到16.36万
头，其中牛12.17万头，为建国后最少的一年。1960～1963年，由外省调入牛、马1.9
万头， 并奖励繁殖， 使大牲畜存养量逐年回升， 1970年恢复到30.37万头，其中牛
23.24万头。 1979年，屠宰政策放宽，每年出栏菜牛1～1.5万头，大牲畜存养量又一
度减少。 1985年调整农村产业结构， 积极发展食草家畜，1988年大牲畜存养量达到
36.1万头，其中牛26.2万头。1990年大牲畜存养量49.66万头，其中牛37.83万头。
猪建国初期， 在爱国丰产运动中发动群众养猪积肥， 生猪存养量由1949年的
13.33万头，1953年增加到28.68万头。1954年，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和生猪派购政
策，因饲料不足，是年存养量减少到21.9万头。1956年7月和1957年2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先后发出关于发展养猪的指示和决定后，在全区贯彻执行了“私有私养、公助”
的养猪方针，落实了饲料和饲料地，提高了生猪收购价格，有效地调动起群众养猪的
积极性。 1957年存养量即增加到37.3万头， 其中集体养猪4.6万头， 平均每户饲养
0.48头。1958年到1960年，受“共产风”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存养量下降到30万头左
右。1961年起，各级党委、政府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和“公养和私养并举，
以私养为主”的方针，制定并推行了“四级办场、五级养猪”、“队繁户养”、“户
养猪、队包圈”和“斤猪斤粮”等措施和政策，促进了生猪生产迅速发展。1966年存
养量达到99.64万头，其中集体养猪14.95万头，平均每户饲养1.11头。1967～1974年，
受“左”的影响，存养量下降且波动不稳。1975年，各级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大
力发展养猪业通知》精神，重申了原有关鼓励社员发展家庭养猪的政策和办法不变，
生猪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 1976～1979年， 存养量均在135万头左右。 集体养猪占
14.6%， 农户平均每户饲养1.26～1.31头。80年代初出现“卖猪难”，导致存养量逐
年下降， 1984年降到104.41万头。1985年2月取消派购，全部实现议价议销，养猪业
迅速发展， 并涌现出一批养猪专业户。1988年全市存养量达到141.2万头，1990年增
加到164.47万头。
羊建国初期， 羊存养量逐年增加，1949年为7.42万只，1956年达到31.69万只。
因“共产风”和自然灾害，1958、1959年减到18万只。1960年起存养量回升，1962年
增到62.27万只， 为首次发展高峰。其后，东部山区因林牧矛盾实行禁养、限养，西
部湖区1964年因水灾羊损失严重，继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养羊被视为“资本主
义尾巴” 割掉，从而导致1963～1976年的14年中，全区每年存养量波动于18.48万只
到46.55万只之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政策放宽，养
羊作为家庭副业迅速发展。1982年存养量即增到102.73万只，出现第二次高峰。1983
～1985年，因羊皮羊毛外销不畅，收购价格偏低，加上山滩承包到户，限制羊群放牧，
年存养量降到80万只左右。随着上述问题的解决，养羊业再度发展，1988年全市存养
量达到178.57万只， 其中山羊135.39万只，绵羊43.18万只。1990年，增加到220.72
万只，其中山羊166.45万只，绵羊54.27万只。
家禽建国后，饲养家禽一直是农民致富的一项主要副业，1949年全区存养120.63
万只， 1952年全区饲养量增至194.836万只。其中，除由畜牧兽医部门多次引进家禽
良种，坚持搞好禽病预防外，对存养数量长期任其自然消长，年存养量200～300万只。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推行，饲养家禽才作为一项产业在
农村兴起，涌现出一大批饲养大户，全区(市)存养量迅猛上升，1980年家禽存养量为
631.1万只。1982、1984年分别增加到723.02万只和1142.88万只，1988年突破2000万
只，达到2129.03万只，其中鸡1902.21万只，鸭156.61万只，鹅70.21万只。1990年，
家禽存养量再度增加，达到2343.91万只，其中鸡2157.90万只，创历史最高水平。
饲养管理
大牲畜境内饲养大牲畜一直以舍饲为主，草料单纯。饲草牛以麦秸为主，马、驴、
骡以谷秸为主，夏秋季杂以青草、高粱和玉米叶、花生和甘薯秧，均铡碎过筛后喂食。
精料原以麸皮为主，拌以少量黄豆、黑豆或花生饼、豆饼、瓜干，70年代起逐步以玉
米取代豆类，粉碎后拌草喂食。也有的将精料炒或煮熟后喂牛。并在长期饲养中总结
出“草膘、料力、水精神”，“寸草铡三刀，无料也上膘”，“花草花料、四角拌到”，
“马无夜草不肥”，“秋膘抓不好，冬季很难熬”等饲养经验。还讲究饲养与使役有
机结合，农闲日喂2次，农忙3次并增加精料，夏季使役早出晚归，中午歇晌，母畜产
前、产后一定时间不使役，冬季搞好畜舍保暖。这些饲养管理经验，至今仍继续沿用。
在饲养管理方式上，农业合作化以前，由畜主喂养。从1956年成立高级社大牲畜
作价归公开始，改由集体饲养管理。80年代初期，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大牲畜也一
度实行饲养承包责任制。1984年撤销人民公社建制后，牲畜作价归农户，又恢复独户
或联户喂养。
猪建国前后， 东部山区， 有在花生、甘薯地收获后牧猪习惯，沿湖少数乡村养
“跑猪”，其余地区均为舍饲。多采用以青粗料为主，辅以粮食等精料，煮熟稀喂的
方法。一般成猪日喂2～3次，仔猪3～4次，不单独饮水。50～70年代，推广发酵、变
糟、青贮和水生饲料喂养。并大力进行了猪圈改造，农户多采用前坑后棚式，集体饲
养多为深坑大圈式，以多积肥料和改善环境卫生。进入80年代，推广混合饲料和饲料
添加剂喂养，改熟喂、稀喂为生喂、干喂或稠喂，改先吊架子后育肥为一条龙饲养，
同时提倡改良猪舍，冬季实行暖圈饲养。这些改进的结果，缩短了饲养周期，提高了
出栏率和经济效益，确保了全市饲养量相对稳定。
羊历来均为户养。东部山丘地区以群体放牧为主，集中数户羊只由专人放牧。夏
秋季以野草和灌木枝叶为食，冬季补饲少量草料。中西部平原地区以舍饲为主，短时
牵放或栓牧。饲草为秸杆、树叶、青草或干草，平时不喂料，有的饮泔水，母羊怀孕
后期和哺乳期补饲少量麸皮、玉米等精料。种公羊常年给以少量精料。至今沿用这些
传统方法。
兔多用土坯垒窝或在院内散养。饲草夏秋季为青草、树叶，冬季喂胡萝卜、萝卜、
白菜等。平时很少喂料，公兔和孕期、哺乳期母兔撒喂少量杂粮或豆糁等。初产仔兔
习惯装于篮子内，定期让母兔喂奶。
家禽原均为户养。1980年起，随着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推行，鸡、鸭、鹅养殖专业
户不断涌现，饲养量大增，一些企事业单位也兴建了一批大型养殖场。针对规模经济
的新情况，饲养管理技术也有了很大改进和提高。推广了配合饲料和饲料添加剂，并
按品种及其大小实行日粮合理搭配，从而增加了产蛋量，提高了饲料报酬率，使养殖
家禽发展成为经济效益较高的新兴产业。
繁殖
建国前，境内从未设家畜配种机构。牲畜配种由种畜户承办。繁殖方法均为自然
交配，由于种畜质量差，加之有的野交乱配，近亲繁殖，导致品种退化。
1952年， 在曲阜等10县各设家畜配种站一处，共有种公牛、公驴各10头，公马2
匹。1957年，种畜又增加了公猪和公羊，并开始在基层建立配种站。其后基层配种站
陆续建立，至1984年，全市共有县(区、市) 级配种站16处，乡镇配种站145处，在家
畜改良和繁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国有种畜有限，半数左右的牲畜配种，仍由种
畜户进行。
家禽的繁殖，农民原都采用母鸡抱窝孵化法，少数采用温水缸孵化。1950年，开
始推广火炕孵鸡、鸭，提高了孵化量。80年代初推广电孵化器孵化，能自动调节温度，
孵化率显著提高。同时试验成功了鸡、鸭的人工授精技术。到1988年，鸡的人工授精、
电器孵化、以及翻肛鉴别雌雄的技术，已在全市10多处大型鸡场推广应用。
为搞好优良畜禽品种的保纯繁育，1956年建立微山县畜牧场和种鸭场，后两场合
并称种畜场。1957年建立金乡县种畜场，以繁殖进口马为主，又称大家畜场。1958～
1961年，建立了嘉祥县金屯、汶上县南站和济宁市(今市中区)畜牧场、曲阜县养猪场、
汶上县白石种鸡场，不久均撤销。1973年，汶上县于原次邱解放军农场再建种畜场。
1976年，济宁地区于济宁县廿里铺建立种猪场，后下放市郊区。同年嘉祥县于原北湖
农场建立种羊场，1980年经农业部批准，命名国营山东省嘉祥县种羊场，承担国家、
省和有关业务部门繁育小尾寒羊纯种和有关科研项目。80年代，全区(市)保留的国营
种畜(猪、羊) 场仍为以上5处，在鲁西黄牛、大蒲莲猪、小尾寒羊、微山麻鸭、金乡
百子鹅等地方良种保种群的扩大繁育和畜禽品种的改良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