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内农耕历史悠久。 据曲阜、兖州、邹县、泗水、汶上等地的史前文化遗存考证，
原始农业始于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北辛文化时期。到大汶口文化晚期，以砍伐、焚
烧为特点的火耕农业，逐渐被耕种农业取代，并驯养猪、狗、羊、牛、鸡等畜禽，尤
以养猪较多，纺织和酿酒也达到一定水平。至龙山文化、岳石文化时期，已发展到以
锄耕农业为主，同时饲养畜禽、渔猎和采集，手工制陶和纺织也达到较高水平。
进入奴隶社会以后，农业有所发展。到西周时期，农作物已分类有黍稷、麻、菽
(大豆)、麦，林木有漆树和桑树，兖州所产的丝和丝织品已作为贡品。春秋、战国时
期，境内农、牧、渔业已相当发达，农、圃已经分工，农作物又增加了粟和稻，黍稷
品种已有早、晚熟之分，播种期也有早、晚之别，并已相当重视不违农时、土宜、深
耕、熟耕、粪田，还实行了上田弃亩、下田弃畎的垄作法，为精耕细作奠定了基础，
并开始设林官护林种树。秦、汉以后的一千多年中，一直保持着黍稷、粟、麦、稻、
麻、桑的种植结构，直到明代引入棉花，清代引进甘薯、玉米、烟草、花生以后，境
内农作物种类已基本齐全，并以生产粮食为大宗。同期，随着生产工具的不断创新，
作物种类及其品种的增多、栽培管理技艺的改进，适应境内自然条件的旱地耕作栽培
制度也逐步形成。饲养猪、羊、鸡、鸭和养蜂，已成为农家的主要副业，采捕菱、芡、
鱼、蟹则成为滨湖农家的副业或主业。林木果树明代已有松、柏、槐、榆、檀及桃、
李、梅、杏、梨、枣等近30种。
历代封建王朝为维护其统治，都以农为国本，曾采取了一些劝农、促农的政策和
措施。从鲁国实行“初税亩”，到明代推行“一条鞭”，清初实行“摊丁入亩”；从
晋元帝大兴元年(318年) 下诏播种“三麦”，到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推广甘薯；从
隋文帝开皇五年(581年) 兖州刺史薛胄在泗河上筑金口坝、开丰兖渠，到明洪武二十
七年(1394年)下诏“陂塘湖堰可蓄泄以备旱涝者，皆因其地势修治之”。由于受封建
制度的制约，农民处于被奴役的地位，加上境内地貌类型比较复杂，大部地势低洼，
水、旱、蝗灾频繁交错发生，使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严重束缚。
鸦片战争以后，广大农民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残
酷压迫和剥削，境内农业生产发展极为缓慢。清末，虽曾在境内开始设立农桑机构，
兴办农业学堂，推行改良种植，但收效甚微。
1912年后，境内农业机构经多次变动，到1928年基本稳定，同期部分县还创办了
一批农业或蚕业学校，设立了农事试验场和林木苗圃，提倡农桑树艺的改良。到1936
年， 农业获得丰收，粮食总产达到75920万公斤，平均亩产62公斤。大牲畜存栏已有
10.37万头， 猪存养14.05万头，羊10.63万只，果品也获得好收成。为抗日战争前的
最好水平。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后，为实现其“以战养战”的图谋，强迫农民扩
大甘薯等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大肆进行掠夺，给农业造成极大的破坏。湖东、湖西抗
日根据地，在中共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权组织领导下，实行减租减息，组织农民变工
互助， 发展农业生产，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1948年7月全境解放后，
民主政府迅速发放救济粮款，组织农民、渔民恢复生产。经过一年努力，农业生产开
始好转， 1949年粮食总产52538万公斤， 棉花和油料总产分别为151.45万公斤和
1624.85万公斤。农业总产值31559.1万元，其中种植业24503.4万元，林业97.4万元，
牧业3527.6万元，副业1365.8万元，渔业2064.9万元。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始终把发展农业生产列为首要任务，带领广大农民战胜
了多种自然灾害，克服了“左”的不利影响，终于逐步改变了贫困落后、多灾低产的
旧貌，农业生产、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提高。从1949年到1990年，大体经历了迅速恢复
和发展、重大挫折和调整、徘徊和曲折发展、全面大发展4个时期。
1949～1956年，为迅速恢复和发展时期。此期先是发放了大量救济粮款和生产贷
款，解决了建国初期广大贫苦农民、渔民缺吃少穿和缺少耕畜、农(渔)具、种子等实
际困难，为恢复生产创造了条件。继而于1951年完成土地改革，摧毁了沿袭几千年的
封建剥削制度，解放了生产力，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全面开展了爱
国丰产运动，促进了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在三年恢复时期，全区粮食总产量以
年均20.5%的速度递增， 1952年达到91965万公斤，比抗日战争前增长21.1%，农业总
产值达到49929.9万元，比1949年增长58.2%。1953年，各地在试点的基础上，集中力
量领导农民、渔民走合作化道路。到1956年，全区参加农业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95.7
%，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农业合作经济。与此同时，
还积极推行了扩大高产作物、推广新式农具和优良品种、兴修农田水利、保护和奖励
繁殖牲畜、植树造林育林护山，以及开展水产捕捞等一系列措施和政策。尽管在农业
合作化运动后期，曾出现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等倾向，但总的举措有力，
在“一五” 时期的前4年，不仅粮、棉、油料的总产量都持续增长，林、牧、副、渔
业也全面发展。1956年，全区农业总产值达到57904万元，比1949年增长83.5%，其中
种植业产值增长86.9%， 林业产值增长9.82倍， 牧、副、渔业产值依次增长62.9%、
77.3%和39.9%。
1957～1965年，有8年水、旱、病、虫灾严重发生，年受灾面积431.6万至994.35
万亩，是建国后自然灾害最为集中、危害损失最大的时期，也是“左”的错误普遍泛
滥的一个时期。 1957年，全区遭受特大水灾，农业总产值降至38037.5万元。粮食总
产减到63235万公斤。1958年，由上而下地发动了“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导致了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
经过大办食堂、大炼钢铁，造成粮食惊人浪费，林木横遭砍伐，从而铸成了建国后农
业发展中最为严重的挫折。继而1959～1961年多种灾害并发，导致1960、1961年全区
农业总产值和粮食总产都低于1950年水平，绝大多数农民仍不得不靠“瓜菜代”来补
充口粮的不足。1963～1965年，中共济宁地委贯彻执行中央在调整时期关于农村的各
项方针、政策，在滨湖地区兴修农田水利工程，实行大面积稻改，建设高产稳产田和
加强技术指导；在山丘地区贯彻中央《林业十八条》大力发展林业；普遍落实恢复社
员自留地和养猪饲料地，使全区农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1965年，农业总产值
首次突破6亿元， 粮食总产量创历史最好水平，达到103968万公斤。尤其是大面积稻
改的成功，解决了滨湖地区长期种不保收的问题，结束了沿湖群众吃粮靠统销的历史，
并在其后确保农业高产稳产和商品粮基地建设中，持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66～1978年，农业在徘徊和曲折中发展。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动乱尚未波
及到农村， 是年全区农业总产值增到72167.1万元，粮食总产量升至124499万公斤。
1967～1970年，广大农村卷入动乱之中，批判“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工分
挂帅”、“物质刺激”，同时取消了自留地，限制社员经营家庭副业，关闭农村集市
贸易，并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和变革生产关系搞“穷过渡”，正常生产秩序和经
营管理制度遭到破坏，挫伤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阻碍了农、林、牧、副、渔生产的
全面发展。 1970年，全区农业总产值降至68287.9万元，粮食总产量减到109563万公
斤，分别比1966年下降5.37%和12.0%。
1970年，中共济宁地革委核心领导小组认真贯彻执行全国北方农业会议精神，制
定了发展农业的目标和措施。整个“四五”期间，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建设高产稳产
田，积极发展农业机械；因地制宜地调整种植结构和作物布局，大面积播种棉花；改
革耕作制度，提高复种指数。并开展了群众性的科学实验活动，落实农业“八字宪法”，
从而促进了种植业产量的提高。1975年，全区有效灌溉和高产稳产田面积，分别达到
551.67万亩和339.79万亩， 比1970年增加41.07%和63.86%， 农业机械总动力达到
770710马力，增加160.96%，粮食、棉花总产分别达到156304万公斤和1661.45万公斤，
增长42.66%和22.22%。 与此同时， 全区林、 牧、 渔业也有一定发展：果园面积由
14.03万亩增到21.87万亩，果品产量由1964万公斤增到3576.5万公斤，并开始进行农
田林网建设； 生猪存养量由76.08万头增至102.29万头；淡水养殖面积由3.03万亩增
至14.68万亩，水产品总产量由12071吨增至18789吨。全区农业总产值达到91880.3万
元，比1970年增长34.55%。但由于这一时期继续在农村搞所谓“以阶级斗争为纲”，
批判集体经济内部的所谓“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并普遍推行了“大寨式记分法”，
形成了干活大拥班，分配一拉平，严重挫伤了社员劳动积极性，影响了农业发展速度
和农民收入的增加。1975年全区社员人均分配仅43.5元，出现了一批高产穷队，绝大
多数农民的生活仍较贫困。
1976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前后，农村工作虽仍未摆脱“左”的束缚，但在全区
进行的农田基本建设会战，实行山、水、田、林、路统一规划，旱、涝、风、沙、碱
综合治理， 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共改善和扩大灌溉面积106万亩，建成高产稳产
田64万亩、 水平梯田5万亩， 深翻整平土地100多万亩，改造涝洼、盐碱地56万亩。
1976年，小麦平均单产159公斤，为当年全国小麦单产最高的4个地区之一，是年粮食
总产达到180994.2万公斤，再创新记录。在林业方面，1976年，兖州县率先实现农田
林网化，带动了全区林业建设的发展，3年累计造林23.36万亩，1978年末实有林地面
积达到85.22万亩。 1978年，生猪和山、绵羊的存养量也都有大幅度增长，分别达到
135.90万头和72.11万只；水产品总产达到25899吨，接近历史最高水平；全区农业总
产值达到116667.6万元，农民人均收入53.6元，分别比1965年增长91.39%和54.91%。
1979～1990年，农业全面大发展。1980～1982年，全区进行了农村经济体制的第
一步改革，种植业和林牧副渔业，都推行并不断完善了多种形式生产责任制。1984年
5月改公社为乡后， 形成了集体统一经营与农户承包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并
进行了土地调整，延长了土地承包期，使农户成为相对独立的经营实体，极大地调动
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是年， 全市农业总产值达到262563万元，比1978年增长
1.25倍，农民人均占有粮食533公斤，增长46.22%，人均收入441.7元，增长7.24倍。
农副产品商品率达到51.3%。整个农村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形势。
1985年， 中共济宁市委、市人民政府认真贯彻中共中央1号文件精神，在全市开
展了以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商品生产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第二步改革，并把长
期以来实行农产品统派购制度改为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是年全市林牧副渔业产值都
比1984年有不同程度的增长，种植业则因1984年丰收后出现卖粮、卖棉难和收购价格
降低、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
1986年4月， 中共济宁市委针对农业生产中出现的新情况， 提出了要突出抓好
“一个稳增”、“两个调整”、“三个突破”、“四个开发”、“五个联合”，即：
稳定粮田面积、主攻单产，增加总产；继续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和劳力结构，促进农村
专业化、商品化生产；实现畜牧养殖业、水产业和乡镇企业的新突破；集中进行山区、
湖区、平原中低田和旅游服务业的开发；大力发展城乡联合、工农联合、科技联合、
运销联合和对外横向经济联合。同时提出要进一步稳定、完善家庭联产承包制，积极
发展和逐步完善合作制，落实和完善合同定购制度，认真实行以工补农，努力减轻农
民负担， 加强农业基本建设，搞好技术改造等8项政策措施。经付诸实施，全市粮田
面积扩大到500万亩以上，高产值经济田显著增加，10个平原和半平原县市区，有9个
达到平原县绿化标准，生猪、草食家畜、家禽的存养量、出栏率和水产养殖面积，都
有大幅度增长，各业均涌现出一批专业户、专业大户和经济联合体，社会化服务和技
术指导的力度普遍加强，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也得到较好落实，从而连续两年夺得农
业大丰收。按新口径统计，1986、1987年农业总产值分别增到244004万元和253476万
元。1987年创粮食总产307554万公斤的历史最高水平。1988年虽遭受严重旱灾和霜冻，
但农业仍取得较好收成，粮食总产260292.3万公斤，棉花总产7460.7万公斤，油料总
产5269.9万公斤， 水果总产5370.9万公斤， 肉类总产14893.5万公斤， 禽蛋总产
11468.1万公斤，奶总产531.9万公斤，水产品总产2536.6万公斤。农业总产值244711
万元，按同一口径比较，分别比1949、1978年增长6.75倍和1.37倍，其中种植业产值
163318万元，分别比1949、1978年增长5.67倍和0.97倍；林业产值4077万元，分别增
长40.86倍和0.53倍； 牧业产值54399万元， 分别增长14.42倍和2.87倍； 副业产值
19711万元， 分别增长13.43倍和58.73倍； 渔业产值3206万元， 分别增长0.55倍和
0.03倍。农民人均纯收入546.04元，比1978年增长9.19倍。
1990年，农业生产继续保持增长势头，总产值达到302682万元，其中，种植业产
值200283万元， 占66.20%；林业产值4501万元，占1.5%；畜牧业产值69824万元，占
23%； 副业产值23881万元， 占7.9%；渔业产值4193万元，占1.4%。农民人均存收入
633元， 绝大多数农民已经摆脱贫困，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富裕生活，开始向“小康”
迈进。
第六篇农业
视图
境内农耕历史悠久。 据曲阜、兖州、邹县、泗水、汶上等地的史前文化遗存考证，
原始农业始于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北辛文化时期。到大汶口文化晚期，以砍伐、焚
烧为特点的火耕农业，逐渐被耕种农业取代，并驯养猪、狗、羊、牛、鸡等畜禽，尤
以养猪较多，纺织和酿酒也达到一定水平。至龙山文化、岳石文化时期，已发展到以
锄耕农业为主，同时饲养畜禽、渔猎和采集，手工制陶和纺织也达到较高水平。
进入奴隶社会以后，农业有所发展。到西周时期，农作物已分类有黍稷、麻、菽
(大豆)、麦，林木有漆树和桑树，兖州所产的丝和丝织品已作为贡品。春秋、战国时
期，境内农、牧、渔业已相当发达，农、圃已经分工，农作物又增加了粟和稻，黍稷
品种已有早、晚熟之分，播种期也有早、晚之别，并已相当重视不违农时、土宜、深
耕、熟耕、粪田，还实行了上田弃亩、下田弃畎的垄作法，为精耕细作奠定了基础，
并开始设林官护林种树。秦、汉以后的一千多年中，一直保持着黍稷、粟、麦、稻、
麻、桑的种植结构，直到明代引入棉花，清代引进甘薯、玉米、烟草、花生以后，境
内农作物种类已基本齐全，并以生产粮食为大宗。同期，随着生产工具的不断创新，
作物种类及其品种的增多、栽培管理技艺的改进，适应境内自然条件的旱地耕作栽培
制度也逐步形成。饲养猪、羊、鸡、鸭和养蜂，已成为农家的主要副业，采捕菱、芡、
鱼、蟹则成为滨湖农家的副业或主业。林木果树明代已有松、柏、槐、榆、檀及桃、
李、梅、杏、梨、枣等近30种。
历代封建王朝为维护其统治，都以农为国本，曾采取了一些劝农、促农的政策和
措施。从鲁国实行“初税亩”，到明代推行“一条鞭”，清初实行“摊丁入亩”；从
晋元帝大兴元年(318年) 下诏播种“三麦”，到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推广甘薯；从
隋文帝开皇五年(581年) 兖州刺史薛胄在泗河上筑金口坝、开丰兖渠，到明洪武二十
七年(1394年)下诏“陂塘湖堰可蓄泄以备旱涝者，皆因其地势修治之”。由于受封建
制度的制约，农民处于被奴役的地位，加上境内地貌类型比较复杂，大部地势低洼，
水、旱、蝗灾频繁交错发生，使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严重束缚。
鸦片战争以后，广大农民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残
酷压迫和剥削，境内农业生产发展极为缓慢。清末，虽曾在境内开始设立农桑机构，
兴办农业学堂，推行改良种植，但收效甚微。
1912年后，境内农业机构经多次变动，到1928年基本稳定，同期部分县还创办了
一批农业或蚕业学校，设立了农事试验场和林木苗圃，提倡农桑树艺的改良。到1936
年， 农业获得丰收，粮食总产达到75920万公斤，平均亩产62公斤。大牲畜存栏已有
10.37万头， 猪存养14.05万头，羊10.63万只，果品也获得好收成。为抗日战争前的
最好水平。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后，为实现其“以战养战”的图谋，强迫农民扩
大甘薯等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大肆进行掠夺，给农业造成极大的破坏。湖东、湖西抗
日根据地，在中共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权组织领导下，实行减租减息，组织农民变工
互助， 发展农业生产，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1948年7月全境解放后，
民主政府迅速发放救济粮款，组织农民、渔民恢复生产。经过一年努力，农业生产开
始好转， 1949年粮食总产52538万公斤， 棉花和油料总产分别为151.45万公斤和
1624.85万公斤。农业总产值31559.1万元，其中种植业24503.4万元，林业97.4万元，
牧业3527.6万元，副业1365.8万元，渔业2064.9万元。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始终把发展农业生产列为首要任务，带领广大农民战胜
了多种自然灾害，克服了“左”的不利影响，终于逐步改变了贫困落后、多灾低产的
旧貌，农业生产、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提高。从1949年到1990年，大体经历了迅速恢复
和发展、重大挫折和调整、徘徊和曲折发展、全面大发展4个时期。
1949～1956年，为迅速恢复和发展时期。此期先是发放了大量救济粮款和生产贷
款，解决了建国初期广大贫苦农民、渔民缺吃少穿和缺少耕畜、农(渔)具、种子等实
际困难，为恢复生产创造了条件。继而于1951年完成土地改革，摧毁了沿袭几千年的
封建剥削制度，解放了生产力，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全面开展了爱
国丰产运动，促进了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在三年恢复时期，全区粮食总产量以
年均20.5%的速度递增， 1952年达到91965万公斤，比抗日战争前增长21.1%，农业总
产值达到49929.9万元，比1949年增长58.2%。1953年，各地在试点的基础上，集中力
量领导农民、渔民走合作化道路。到1956年，全区参加农业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95.7
%，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农业合作经济。与此同时，
还积极推行了扩大高产作物、推广新式农具和优良品种、兴修农田水利、保护和奖励
繁殖牲畜、植树造林育林护山，以及开展水产捕捞等一系列措施和政策。尽管在农业
合作化运动后期，曾出现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等倾向，但总的举措有力，
在“一五” 时期的前4年，不仅粮、棉、油料的总产量都持续增长，林、牧、副、渔
业也全面发展。1956年，全区农业总产值达到57904万元，比1949年增长83.5%，其中
种植业产值增长86.9%， 林业产值增长9.82倍， 牧、副、渔业产值依次增长62.9%、
77.3%和39.9%。
1957～1965年，有8年水、旱、病、虫灾严重发生，年受灾面积431.6万至994.35
万亩，是建国后自然灾害最为集中、危害损失最大的时期，也是“左”的错误普遍泛
滥的一个时期。 1957年，全区遭受特大水灾，农业总产值降至38037.5万元。粮食总
产减到63235万公斤。1958年，由上而下地发动了“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导致了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
经过大办食堂、大炼钢铁，造成粮食惊人浪费，林木横遭砍伐，从而铸成了建国后农
业发展中最为严重的挫折。继而1959～1961年多种灾害并发，导致1960、1961年全区
农业总产值和粮食总产都低于1950年水平，绝大多数农民仍不得不靠“瓜菜代”来补
充口粮的不足。1963～1965年，中共济宁地委贯彻执行中央在调整时期关于农村的各
项方针、政策，在滨湖地区兴修农田水利工程，实行大面积稻改，建设高产稳产田和
加强技术指导；在山丘地区贯彻中央《林业十八条》大力发展林业；普遍落实恢复社
员自留地和养猪饲料地，使全区农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1965年，农业总产值
首次突破6亿元， 粮食总产量创历史最好水平，达到103968万公斤。尤其是大面积稻
改的成功，解决了滨湖地区长期种不保收的问题，结束了沿湖群众吃粮靠统销的历史，
并在其后确保农业高产稳产和商品粮基地建设中，持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66～1978年，农业在徘徊和曲折中发展。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动乱尚未波
及到农村， 是年全区农业总产值增到72167.1万元，粮食总产量升至124499万公斤。
1967～1970年，广大农村卷入动乱之中，批判“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工分
挂帅”、“物质刺激”，同时取消了自留地，限制社员经营家庭副业，关闭农村集市
贸易，并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和变革生产关系搞“穷过渡”，正常生产秩序和经
营管理制度遭到破坏，挫伤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阻碍了农、林、牧、副、渔生产的
全面发展。 1970年，全区农业总产值降至68287.9万元，粮食总产量减到109563万公
斤，分别比1966年下降5.37%和12.0%。
1970年，中共济宁地革委核心领导小组认真贯彻执行全国北方农业会议精神，制
定了发展农业的目标和措施。整个“四五”期间，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建设高产稳产
田，积极发展农业机械；因地制宜地调整种植结构和作物布局，大面积播种棉花；改
革耕作制度，提高复种指数。并开展了群众性的科学实验活动，落实农业“八字宪法”，
从而促进了种植业产量的提高。1975年，全区有效灌溉和高产稳产田面积，分别达到
551.67万亩和339.79万亩， 比1970年增加41.07%和63.86%， 农业机械总动力达到
770710马力，增加160.96%，粮食、棉花总产分别达到156304万公斤和1661.45万公斤，
增长42.66%和22.22%。 与此同时， 全区林、 牧、 渔业也有一定发展：果园面积由
14.03万亩增到21.87万亩，果品产量由1964万公斤增到3576.5万公斤，并开始进行农
田林网建设； 生猪存养量由76.08万头增至102.29万头；淡水养殖面积由3.03万亩增
至14.68万亩，水产品总产量由12071吨增至18789吨。全区农业总产值达到91880.3万
元，比1970年增长34.55%。但由于这一时期继续在农村搞所谓“以阶级斗争为纲”，
批判集体经济内部的所谓“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并普遍推行了“大寨式记分法”，
形成了干活大拥班，分配一拉平，严重挫伤了社员劳动积极性，影响了农业发展速度
和农民收入的增加。1975年全区社员人均分配仅43.5元，出现了一批高产穷队，绝大
多数农民的生活仍较贫困。
1976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前后，农村工作虽仍未摆脱“左”的束缚，但在全区
进行的农田基本建设会战，实行山、水、田、林、路统一规划，旱、涝、风、沙、碱
综合治理， 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共改善和扩大灌溉面积106万亩，建成高产稳产
田64万亩、 水平梯田5万亩， 深翻整平土地100多万亩，改造涝洼、盐碱地56万亩。
1976年，小麦平均单产159公斤，为当年全国小麦单产最高的4个地区之一，是年粮食
总产达到180994.2万公斤，再创新记录。在林业方面，1976年，兖州县率先实现农田
林网化，带动了全区林业建设的发展，3年累计造林23.36万亩，1978年末实有林地面
积达到85.22万亩。 1978年，生猪和山、绵羊的存养量也都有大幅度增长，分别达到
135.90万头和72.11万只；水产品总产达到25899吨，接近历史最高水平；全区农业总
产值达到116667.6万元，农民人均收入53.6元，分别比1965年增长91.39%和54.91%。
1979～1990年，农业全面大发展。1980～1982年，全区进行了农村经济体制的第
一步改革，种植业和林牧副渔业，都推行并不断完善了多种形式生产责任制。1984年
5月改公社为乡后， 形成了集体统一经营与农户承包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并
进行了土地调整，延长了土地承包期，使农户成为相对独立的经营实体，极大地调动
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是年， 全市农业总产值达到262563万元，比1978年增长
1.25倍，农民人均占有粮食533公斤，增长46.22%，人均收入441.7元，增长7.24倍。
农副产品商品率达到51.3%。整个农村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形势。
1985年， 中共济宁市委、市人民政府认真贯彻中共中央1号文件精神，在全市开
展了以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商品生产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第二步改革，并把长
期以来实行农产品统派购制度改为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是年全市林牧副渔业产值都
比1984年有不同程度的增长，种植业则因1984年丰收后出现卖粮、卖棉难和收购价格
降低、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
1986年4月， 中共济宁市委针对农业生产中出现的新情况， 提出了要突出抓好
“一个稳增”、“两个调整”、“三个突破”、“四个开发”、“五个联合”，即：
稳定粮田面积、主攻单产，增加总产；继续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和劳力结构，促进农村
专业化、商品化生产；实现畜牧养殖业、水产业和乡镇企业的新突破；集中进行山区、
湖区、平原中低田和旅游服务业的开发；大力发展城乡联合、工农联合、科技联合、
运销联合和对外横向经济联合。同时提出要进一步稳定、完善家庭联产承包制，积极
发展和逐步完善合作制，落实和完善合同定购制度，认真实行以工补农，努力减轻农
民负担， 加强农业基本建设，搞好技术改造等8项政策措施。经付诸实施，全市粮田
面积扩大到500万亩以上，高产值经济田显著增加，10个平原和半平原县市区，有9个
达到平原县绿化标准，生猪、草食家畜、家禽的存养量、出栏率和水产养殖面积，都
有大幅度增长，各业均涌现出一批专业户、专业大户和经济联合体，社会化服务和技
术指导的力度普遍加强，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也得到较好落实，从而连续两年夺得农
业大丰收。按新口径统计，1986、1987年农业总产值分别增到244004万元和253476万
元。1987年创粮食总产307554万公斤的历史最高水平。1988年虽遭受严重旱灾和霜冻，
但农业仍取得较好收成，粮食总产260292.3万公斤，棉花总产7460.7万公斤，油料总
产5269.9万公斤， 水果总产5370.9万公斤， 肉类总产14893.5万公斤， 禽蛋总产
11468.1万公斤，奶总产531.9万公斤，水产品总产2536.6万公斤。农业总产值244711
万元，按同一口径比较，分别比1949、1978年增长6.75倍和1.37倍，其中种植业产值
163318万元，分别比1949、1978年增长5.67倍和0.97倍；林业产值4077万元，分别增
长40.86倍和0.53倍； 牧业产值54399万元， 分别增长14.42倍和2.87倍； 副业产值
19711万元， 分别增长13.43倍和58.73倍； 渔业产值3206万元， 分别增长0.55倍和
0.03倍。农民人均纯收入546.04元，比1978年增长9.19倍。
1990年，农业生产继续保持增长势头，总产值达到302682万元，其中，种植业产
值200283万元， 占66.20%；林业产值4501万元，占1.5%；畜牧业产值69824万元，占
23%； 副业产值23881万元， 占7.9%；渔业产值4193万元，占1.4%。农民人均存收入
633元， 绝大多数农民已经摆脱贫困，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富裕生活，开始向“小康”
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