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境内实行中央“统一计划，分级管理”体制。对国营企业
和实行定息的公私合营企业实行直接计划，对农业、手工业、私人企业和低级形式的
公私合营企业，实行间接计划，市场机制和市场调节还在一定范围内发挥着作用。这
种计划管理体制，适应当时经济规模小、经济结构简单的情况，但也存在中央管得过
多、统得过死、束缚地方和企业积极性的弊端。
“一五”末期，为消除统一集中计划管理体制的弊端，中央采取改革措施。1958
年，中央把占88%的中央直属企业下放给地方管理，同时扩大了地方在安排生产计划、
基本建设、财力、物力和劳动力等方面的权限。国家统配物资减少了四分之三。是年
12月，山东省向各地、市下放了某些计划管理权限，明确规定各地市在确保完成国家
规定的生产任务的条件下，可以对所属县(市)之间的工农业生产指标进行调整和安排。
在确保完成国家规定的新增生产能力、重大建设项目以及不增加国家投资和主要物资
分配量的条件下，可对所辖县(市)的建设规模、建设项目及投资使用等方面进行统筹
安排。在确保完成国家规定的重要原材料、设备的调拨计划条件下可对本地区内的物
资调剂使用；重要产品的超产部分，省与地、市按比例分成。主要商品购销任务在确
保完成国家规定和调拨计划的条件下，可以在本地区调剂使用。财政收入在确保完成
上缴任务或省不增加补助的条件下，可自行支配使用；劳动计划和技术力量在确保完
成国家调配任务的条件下，可对本区内的劳动力和技术力量统筹安排。可统筹安排地
方交通、邮电、文教卫生及城市建设等事业。这次计划管理体制改革使计划管理权限
下放得过急过多，计划工作和综合平衡被忽视，特别是“大跃进”时期，追求大计划、
高指标、高速度，造成经济建设的盲目性，全区基本建设战线拉长，国民经济内部比
例关系失调一年比一年加深。
1961年1月， 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作出调整经济管
理体制的若干规定，再次强调计划管理的集中统一。把经济管理权集中到中央、中央
局和省、市、自治区三级。省原来下放给济宁专署的生产建设、基本建设的审批权、
财政权、物资分配和劳动等计划的机动权上交，下放给专署的企业亦上交。国家统配
物资的范围逐年扩大，由1959年的225种扩大到1964年的417种，整个计划管理权限，
基本恢复到“一五”时期的程度。
1965年，中央再次下放计划管理权限，扩大地方对基本建设投资、物资分配和财
政等计划管理的机动权。地方农业、牧业、农业机械站和维修网、农垦、林业、水利、
气象、水产、交通、商业、银行、高校、教育、卫生、文化、广播、科学、城市建设
等18个部门和投资归地方统筹安排，国家部门安排的地方建设项目，地方可以因地制
宜地进行调整，节约的投资归地方调剂使用。除大中型项目外，地方自筹的基本建设
投资由省、市、自治区安排。属于用地方外汇进口和分成原材料生产的地方产品，由
地方自行支配。企业之间和地方之间可进行物资协作和调剂。国营工业、交通企业在
财务管理方面亦作出扩大地方和企业管理权限的具体规定。1970年，中央和省继续放
宽下放权限范围。这种做法，对调动地方积极性，发展地方工业曾起了一定作用，促
进了济宁地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方针的贯彻落实，加快了地方支农工
业发展步伐。1958～1976年，济宁地区在贯彻落实“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原则的计
划管理体制过程中，经历了放权与集中的多次反复与调整，随着权力的下放和经济建
设的发展，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左”的思想的影响，部门和地方自成体系的
弊病又暴露出来，促成经济建设的“大干快上”，各方面重复生产、重复建设、乱铺
摊子、乱上项目，基本建设战线拉长，造成经济损失和浪费。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政府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根据中央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济宁地区对农村生产
实行指导性计划；对主要农副产品的收购实行指令性计划；推广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
责任制和经济合同制；广开多种形式的流通渠道，活跃城乡市场；对工商企业的管理
逐步放权；对基本建设投资、施工实行包干和承包等等。1983年10月，济宁实行市管
县体制后，陆续将10个县(市)区的骨干企业划归市直接进行管理。市计委根据中央和
国务院、国家计委及山东省对计划管理体制的有关规定，专门组织力量深入县(市)区
及基层调查研究，分析市情，研究落实计划管理体制和改革办法，并拟定了贯彻省府
“关于改革计划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的实施意见。计委工作的主要精力放在研究大
战略、提出大主意、搞好大综合、抓好大项目、当好大参谋上来。研究制订新的计划
指标体系，突出效益指标和人均指标，增加预期指标和调控指标，引导全社会强化投
入意识、效益意识和人均意识。同时，主动理顺计划与财政、税务、金融等部门的关
系，综合运用经济杠杆调控国民经济的运行，探索有区域特点的地方宏观调控体制。
第三节管理体制
视图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境内实行中央“统一计划，分级管理”体制。对国营企业
和实行定息的公私合营企业实行直接计划，对农业、手工业、私人企业和低级形式的
公私合营企业，实行间接计划，市场机制和市场调节还在一定范围内发挥着作用。这
种计划管理体制，适应当时经济规模小、经济结构简单的情况，但也存在中央管得过
多、统得过死、束缚地方和企业积极性的弊端。
“一五”末期，为消除统一集中计划管理体制的弊端，中央采取改革措施。1958
年，中央把占88%的中央直属企业下放给地方管理，同时扩大了地方在安排生产计划、
基本建设、财力、物力和劳动力等方面的权限。国家统配物资减少了四分之三。是年
12月，山东省向各地、市下放了某些计划管理权限，明确规定各地市在确保完成国家
规定的生产任务的条件下，可以对所属县(市)之间的工农业生产指标进行调整和安排。
在确保完成国家规定的新增生产能力、重大建设项目以及不增加国家投资和主要物资
分配量的条件下，可对所辖县(市)的建设规模、建设项目及投资使用等方面进行统筹
安排。在确保完成国家规定的重要原材料、设备的调拨计划条件下可对本地区内的物
资调剂使用；重要产品的超产部分，省与地、市按比例分成。主要商品购销任务在确
保完成国家规定和调拨计划的条件下，可以在本地区调剂使用。财政收入在确保完成
上缴任务或省不增加补助的条件下，可自行支配使用；劳动计划和技术力量在确保完
成国家调配任务的条件下，可对本区内的劳动力和技术力量统筹安排。可统筹安排地
方交通、邮电、文教卫生及城市建设等事业。这次计划管理体制改革使计划管理权限
下放得过急过多，计划工作和综合平衡被忽视，特别是“大跃进”时期，追求大计划、
高指标、高速度，造成经济建设的盲目性，全区基本建设战线拉长，国民经济内部比
例关系失调一年比一年加深。
1961年1月， 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作出调整经济管
理体制的若干规定，再次强调计划管理的集中统一。把经济管理权集中到中央、中央
局和省、市、自治区三级。省原来下放给济宁专署的生产建设、基本建设的审批权、
财政权、物资分配和劳动等计划的机动权上交，下放给专署的企业亦上交。国家统配
物资的范围逐年扩大，由1959年的225种扩大到1964年的417种，整个计划管理权限，
基本恢复到“一五”时期的程度。
1965年，中央再次下放计划管理权限，扩大地方对基本建设投资、物资分配和财
政等计划管理的机动权。地方农业、牧业、农业机械站和维修网、农垦、林业、水利、
气象、水产、交通、商业、银行、高校、教育、卫生、文化、广播、科学、城市建设
等18个部门和投资归地方统筹安排，国家部门安排的地方建设项目，地方可以因地制
宜地进行调整，节约的投资归地方调剂使用。除大中型项目外，地方自筹的基本建设
投资由省、市、自治区安排。属于用地方外汇进口和分成原材料生产的地方产品，由
地方自行支配。企业之间和地方之间可进行物资协作和调剂。国营工业、交通企业在
财务管理方面亦作出扩大地方和企业管理权限的具体规定。1970年，中央和省继续放
宽下放权限范围。这种做法，对调动地方积极性，发展地方工业曾起了一定作用，促
进了济宁地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方针的贯彻落实，加快了地方支农工
业发展步伐。1958～1976年，济宁地区在贯彻落实“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原则的计
划管理体制过程中，经历了放权与集中的多次反复与调整，随着权力的下放和经济建
设的发展，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左”的思想的影响，部门和地方自成体系的
弊病又暴露出来，促成经济建设的“大干快上”，各方面重复生产、重复建设、乱铺
摊子、乱上项目，基本建设战线拉长，造成经济损失和浪费。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政府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根据中央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济宁地区对农村生产
实行指导性计划；对主要农副产品的收购实行指令性计划；推广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
责任制和经济合同制；广开多种形式的流通渠道，活跃城乡市场；对工商企业的管理
逐步放权；对基本建设投资、施工实行包干和承包等等。1983年10月，济宁实行市管
县体制后，陆续将10个县(市)区的骨干企业划归市直接进行管理。市计委根据中央和
国务院、国家计委及山东省对计划管理体制的有关规定，专门组织力量深入县(市)区
及基层调查研究，分析市情，研究落实计划管理体制和改革办法，并拟定了贯彻省府
“关于改革计划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的实施意见。计委工作的主要精力放在研究大
战略、提出大主意、搞好大综合、抓好大项目、当好大参谋上来。研究制订新的计划
指标体系，突出效益指标和人均指标，增加预期指标和调控指标，引导全社会强化投
入意识、效益意识和人均意识。同时，主动理顺计划与财政、税务、金融等部门的关
系，综合运用经济杠杆调控国民经济的运行，探索有区域特点的地方宏观调控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