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照园
王照园(1763～1851)，字瑞玉，号婉俭，福山县(今福山区)河北村人，清末女诗人和训诂家。
王照园出身于书香门第。6岁丧父，在母亲教诲下，幼读《孝经》、《内则》、《毛诗》。15岁知励志，兼读经史，20岁即作《葩经小记》。1788年与栖霞郝懿行结婚，志同道合，感情融洽，常以诗词唱和。是年秋，郝懿行去济南应试中举，作诗两首寄赠。王照园当即吟诗两首回赠丈夫。其一云："小试文场久擅名，矮庐一人倍经营。案头挥笔风添势，夜半构思月助明。花结锦成人易懒，云飞露白马登程。如君折得蟾宫桂，自尔方山听鹿鸣。”鼓励丈夫不要骄傲，再接再厉；争取进士及第。
王照园虚心好学，锲而不舍，常以"平生要做校书女，不负乌衣巷里人"的诗句自勉。《列女专著》是东汉女史学家班昭注释《列女传》的著作，其书早已佚失。王照园遵母遗命，为《列女传》作补注，完稿后，又经郝懿行订正，成书《列女传补注》8卷。她对朱熹的《诗经》注释不甚满意，认为有些注释晦涩难懂，1783年重注《诗经》，后因故停笔，其稿多已散失。1803年又重整旧稿，并同丈夫7起研究考订，以答问的形式，写出二人对《诗经》的新解，每日一篇，多至二、三篇，至嘉庆年间，写成《诗问》7卷问世。
王照园为人贤达。嘉庆四年(1799)郝懿行中进士，授户部江南主事。王照园随夫进京，同当时的文人、学者广泛交往，并受到尊重。曾为尚书阮元题诗“齐名积古从公定，室有藏书是母留”。阮元依句改居室“续古斋”为“积古斋”。郝懿行曾一度因病中止《尔雅义疏》的著述，王照园一面护理丈夫，一面帮助缮清整理，积之成册。郝懿行常说，在自己的著作中宗“照园说”甚多。道光五年(1825)郝懿行去世后，王照园回归故里，深居简出，专门整理丈夫遗著。自著有《列女传补注》、《列仙传校正》、《梦书》、《晒书堂闺中文存》、《葩经小记》等。清咸丰元年(1851)病故。
翟云升
翟云升(1776～1858)，字舜堂，号文泉，清代著名语言学家、书法家，掖县(今莱州市)东南隅村人。自幼天资聪颖，习作曾令"塾师避席"。应童子试得第一名，嘉庆五年(i800)中举人，道光二年(1822)中进士。性情淡泊，无意仕途。中举后任黄县教谕，不久便辞职回乡。道光元年(1821)被荐举为孝廉方正，他坚辞不受；中进士后被授任粤西知县，又以母亲年迈为由辞任；相国陈文恪得知其学识渊博，推荐去京师任国子监丞，也没有成行。
翟云升一生潜心著述，"键户修业终其身，穷困老死而不悔"。其治学以汉儒为宗，著述闻名于世。当时的学者一致认为他“说文拟严(可均)、段(玉裁)，音韵比顾(炎武)、江(永)，训诂等郝(懿行)、王(引之)"。翟云升还精于书法，尤工隶书，当时、当地的碑碣大多出自其手，虽求字者络绎不绝，但翟云升却一丝不苟，从不敷衍了事。
翟云升钟情于群书之间，过着与世无争的隐居生活。他在城南买了几亩地，"门前溪水萦抱，有古木干章，杂花数百种"，衣布袍穿草鞋坐卧其间，岁读五经无少闲。自己的书斋也取名为“五经岁遍斋”。到了晚年，声名越高，越不屈从于世俗。当时的一位海防大吏不带随从登门敦请其出山，他坚辞不出，终以布衣告别人世，终年82岁。留世著作有《说文形声后案》4卷，《说文辨异》8卷，《肄许外篇》2卷，《隶篇》、《隶篇续》、《隶篇再续》各15卷，《古韵证》22卷，《韵字鉴》4卷，《覆校穆天子传》6卷，《古今人表校正》1卷，《焦氏易林校略》16卷，《古文杂著》若干卷。现仅存《隶篇》数卷刻板，已由其后人献给国家，1987年广陵古籍书店以《隶书大字典》名印行。其书写的"东海神庙碑"，字体隽秀，笔力苍健，拓本流传甚广，已成为人们学习隶书的典范。
牟墨林
牟墨林(1789～1870)，字松野，绰号"牟二黑子"，清嘉庆年间太学生，山东省栖霞古镇都人。胶东有名的大地主、栖霞牟氏家族的主要创业人。
牟墨林祖籍湖北省公安县。一世牟敬祖明洪武三年(1370)任栖霞主簿，牟墨林为十四世。清嘉庆十六年(1811)继承父业后，"善务农"，大量购置土地。他精于谋略，善于经营，常言："人不患无财，患不善用其财。"其购置田产的主张是："余三余九，日益充盈"，即按几何级数积累财富。他利用各种手段吞并几个百亩以上地主的土地；灾年对卖地的农民，只买下地权而允许卖主享有租种权，用这一手段同其他地主竞争，其地产迅速扩大。道光十六年(1836)，栖霞"岁大歉，人相食"，饥民纷纷到古镇都牟氏门前借粮。牟墨林道："粮食倒有，只换不借！"饥民只得忍痛用地换粮，"踵门者趾连而肩摩也"。待存粮换完，牟氏又从东北贩回一船高粱，以1斗高粱换1亩地，后又降至几升高粱换1亩地，饥民仍接踵而至。道光十七年(1837)，牟墨林在刘家村一带用两囤高粱换地1000余亩，用此手段吞并周围18个村子的农民土地，致使大批自耕农失去土地，沦为牟家的佃户。牟墨林至临终前土地已达4．5万亩。
牟墨林以地租、放债、雇工和无偿劳役等手段剥削农民。放债，有放钱和放豆饼两种形式。豆饼放债是牟家最常用的方法。牟家开油坊8座，年平均榨大豆7000多石。春季，牟家把豆饼借给农民，夏收后大豆涨价时作价折款，秋后豆价下跌又将款折合成实物，其结果是，利钱翻几番，坑害无数农民。
牟墨林家业鼎盛时有帐房先生60余人，雇员140余人。他还广交官府，新官到任、卸任、逢年节、遇喜庆，必有款待。1861年和1867年捻军两次进入栖霞县境，牟墨林与官府勾结，设炉铸造土枪土炮，捐银两、办团练，围剿捻军。
牟墨林为争取民心，灾年有施舍之举。牟墨林不讲穿戴，常肩荷铁锨粪篓上山察看庄稼。临终时，嘱咐诸子继承己志。其子孙效法祖辈，更着力经营，至民国初期，其家族土地已达6万多亩，山岚12万亩，房产5500余间。
邓世昌
邓世昌(1849～1894)，原名永昌，字正卿，广东番禺人，清末海军将领。
邓世昌出身官宦之家，其父邓焕芬为清朝奉政大夫。少时随父移居上海，从西方人学习算术，精通英语。他目睹黄浦江上外国军舰横冲直撞，慨然道："中国如果不用西法建立海军，一旦强邻挑衅，就无法对付了!"遂立志从戎当海军。清同治六年(1867)，18岁的邓世昌考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航海，各门功课皆优。同治十年(1871)被派至"建威"舰练习航海。同治十三年(1874)获五品军功，派充琛航号运船大副。时值日军侵台，邓世昌奉命扼守澎湖、基隆等要塞，得补千总。又调任振威炮舰管带，升守备，加都司衔。光绪五年(1879)调北洋海军，先后任飞霆、镇南两炮舰管带。次年，随丁汝昌赴英接舰。光绪八年(1882)日军侵朝，邓世昌护送清兵援朝，凭其熟练的驾驶技术，早于日军一日到达仁川港，使后到之日军争门不得入而罢。后晋升游击，任扬威舰管带，并获皇帝所赐勃勇巴图鲁勇号。光绪十三年(1887)赴英、德接舰，回国途中，邓世昌不依靠洋员，“扶病监视行船”，并组织将士认真进行海上操练，“终日变阵必数次”，使全体将士得到锻炼。次年，以副将补用，加总兵衔，任致远舰管带。时，北洋舰队成军，邓世昌为中营副将，仍管带致远。邓世昌督军甚严，精于训练，“非时不登岸”，“使船如使马，鸣炮如鸣镝，无不洞合机宜”。被称为“水师中不易得之才”。其“治事精勤”，极富爱国精神，他常对部下说：“人谁不死，但愿死得其所耳!"光绪十七年(1891)，邓世昌被皇帝赏换噶尔萨巴图鲁勇号，并获三代一品封典。
光绪二十年(1894)8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邓世昌力主抗战。9月17日，中日海军战于黄海。他对全舰官兵说："设有不测，誓与日舰同沉。"其指挥的致远舰在诸舰配合下，重创日舰比睿、赤城、西京丸等舰。当日军鱼雷艇逼近旗舰定远号时，邓世昌指挥战舰奋力保护，发炮击沉日军鱼雷艇。定远号受伤后，致远舰立即升起"旗舰"标志，率先冲入敌阵，发炮百余发猛击日舰。日舰中弹欲逃，但见致远舰无后援，遂以4舰围攻。致远舰中弹，甲板着火，船体倾斜。邓世昌左腿受伤，仍激励将士说："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此时，致远舰恰与日舰吉野相遇，邓世昌早愤于吉野的横行无忌，欲与其同归于尽，遂对大副陈金揆说：“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此舰，则我军可以集事。”言毕，亲操轮舵，猛冲“吉野”，不幸中敌鱼雷沉没。随从刘相忠持救生圈相让，邓世昌坚辞不受；一鱼雷艇相救，他以“阖船俱没，义不独生”婉拒；他的爱犬游至身旁衔住其手臂不放，被他毅然推开，爱犬又衔紧他的头发不使下沉，邓用手将爱犬按入水中，与200余名将士一道沉海殉国，时年45岁。清政府因其忠烈壮举，令照提督例从优议恤，并赠太子少保衔，加"壮节"封号。
丁汝昌
丁汝昌(1836～1895)，原名先达，字禹廷，安徽省庐江县人，清海军提督。
清咸丰三年(1853)参加太平军。咸丰十一年(1861)随程学启投清军，编入湘军为哨官，任千总。翌年任参将，升营官。同治三年(1864)升副将，统先锋马队三营，参加镇压东西捻军。同治七年(1868)任总兵，加提督衔，获协勇巴图鲁勇号。光绪五年(1879)由李鸿章奏请调至北洋海军，任炮舰督操。翌年赴英国督带定购的超勇、扬威两艘巡洋舰。后被皇帝赏头品顶戴，换西林巴图鲁勇号。任北洋海军提督，加尚书衔。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丁汝昌积极主战。9月12日率北洋舰队护送运兵船抵达鸭绿江口大东沟。返航前突遭日本舰队袭击，丁汝昌令各舰起锚迎战。激战中，旗舰"定远"号了望台被击毁，丁汝昌被烧伤，左臂中弹，但仍在甲板上督战。全体将士勇猛作战，重创日舰4艘，日军狼狈收兵。
黄海大战后一个月，日军于10月分海陆两路进犯旅顺、大连。北洋舰队奉命由旅顺退避威海卫。丁汝昌耻于临战脱逃，亲至天津向李鸿章请战，要求"以海军全力援旅顺，决死战”。李鸿章责令丁汝昌“保船避战’、禁止出海巡弋。旅顺失陷后，日军于1895年1月从荣成登陆包抄威海卫。丁妆昌再次请战，主张主动出击，断敌后路。李鸿章则严令"不准出战，不准离开威海卫，如违令出战，虽胜亦罪。"丁妆昌只得困守港湾。时，日军联合舰队致函丁汝昌，劝其投降，丁汝昌当即将信呈交李鸿章，并表示："吾身已许国，必至船没人尽而后已。"日军向威海卫进攻，包围了南岸炮台。丁汝昌亲率舰支援南岸守军，击毙日少将大寺安纯，击沉日舰1艘。虽经苦战，终因寡不敌众，南北两岸炮台先后失陷。丁汝昌急令各舰及刘公岛、日岛炮台的将士猛烈还击，打沉日军舰两艘、鱼雷艇五艘，但终不能挽回危局。2月初，海军提督衙门驻地刘公岛被包围。水师中的洋员前来劝降。丁汝昌断然拒绝:“我知事必出此，然我必先死，断不能坐睹此事!"洋员怂恿水师的败类武装哗变，胁迫丁汝昌降敌。丁汝昌怒斥卖国贼："汝等欲夺汝昌，即速杀之!吾岂吝惜一身?"时，陆地援军已断，岛上弹药将尽，丁汝昌召海军将领聚议，说："鼓力碰敌船突围出，或幸存数艘，得抵烟台，愈于尽覆于敌。"他的主张遭到洋员和投降派的反对。丁汝昌遂下令将提督印截角作废，于2月12日自尽殉国，时年59岁。战后，其他殉国将领均受抚恤，惟丁汝昌反遭谴责。光绪三十二年(1906)夏，经载询等人奏请皇帝准予"开复原官原衔"。
李宗岱
李宗岱(?～1896)，号山农，广东省南海县佛山镇(现广东省佛山市)人，出身官宦世家，系广东巨富，晚清实业家。平生聪颖好学，慷慨有大志，早年中进士，授翰林。清同治八年(1869)任山东布政司，1874年任山东督粮道。清光绪三年(1877)任山东济东泰武临道道台，次年兼山东盐运史，为四品官。
李宗岱为官期间，受洋务运动影响，广积钱财，立志经营矿业。去官后，于光绪十一年(1885)在平度开办金矿。同年，得李鸿章支持，挤走已在招远玲珑开办采金工场3年的广东商人郭德礼，筹集白银45万两，来招远探矿。1889年又到牟平办开源矿务公司。
光绪十七年(1891)春，平度金矿局因矿脉渐深，硫化铁矿增多，成本加重，负债累累，中止开采。李宗岱将平度旧矿及开源矿务公司合并于玲珑山红石崖金矿。又经李鸿章批定，领得官银25万两，并实行官商合办，成立招远矿务公司，李宗岱为督办。聘请美国技师，重振招远矿业。为牟取巨额利润，李宗岱逼迫工人在危险的老空区(大猪栏)挖矿，发生大塌方，30余名矿工丧生。
光绪十八年(1892)发现玲珑山宽大矿线，李宗岱迅即增加人员，定购美国机器，但因该矿总办李赞芬执事不力，购回大批无用之物，资本耗尽，并欠下重债，不得已又改用土法生产，年获净金2500两。
光绪二十一年(1895)，山东巡抚李秉衡以该矿无成效，亏负累累为由，奏请止办。李宗岱郁闷死于济南。翌年，其子继承矿权，李氏三代在玲珑开采金矿达50年之久。
王懿荣
王懿荣(1845～1900)，字正孺、廉生，福山县(今福山区)古现村人。我国近代金石文字学家、甲骨文的发现者和爱国志士。
王懿荣出身于封建士大夫家庭。其祖父王兆琛为嘉庆二十二年进士，累官至山西巡抚，著有《正俗备用字解》、《眄棠书屋文集》等。其父王祖源，道光二十九年拔贡，官至四川成绵龙茂兵备道并署四川按察使司按察使，曾汇编《天壤阁丛书》，并有《渔洋山人秋柳诗笺》之作。王懿荣幼承家学，6岁入古现村王氏家塾，先后受业于母舅谢琴南、谢虞臣，表伯张墨林等人。15岁随父进京，拜翰林院编修崔清如、礼部主事周孟伯等人为师。他聪颖勤奋，泛涉书史，有过目不忘之誉。青年时代，王懿荣性"笃好旧椠本书、古彝器、碑版图画之属"，尤潜心于金石文字之学。为搜求文物古籍，足迹遍及山东、河北、陕西、河南、四川等地，"凡书籍字画、三代以来之铜器印章、泉货残石片瓦无不珍藏而秘玩之”。自同治元年至光绪七年(1862～1881)，曾先后拜访当时著名的收藏家、金石文字学者潘祖荫、吴大澄、巨鹤泉、陈介祺、缪荃孙、王孝禹等，同他们考订违合，剔抉幽隐，历时19年，撰成《汉石存目》、《南北朝存石目》等书，成为当时著名的金石文字专家。
光绪六年(1880)王懿荣中进士，1883年任翰林院编修，1894年升迁侍读并入值南书房。曾三任翰林院庶常馆教习，三为国子监祭酒，"诸生得其指授，皆相勉为实学"，时人称其为"太学师"。王懿荣在学术上最重要的贡献是他第一个发现甲骨文。光绪二十五年(1899)，王懿荣患疟疾，家人从宣武门外菜市口达仁常药店买回"龙骨"，王懿荣发现上面刻有刀痕，与铜器铭文颇为相似，大为惊讶，立即到药店拣出那些刻有文字的"龙骨"，高价买回。后经考释，断定为商代文字。并认为大都是商王室的"档案"，"至其文字，则确在篆籀之前"。甲骨文的发现轰动了中外学术界，把汉字的历史推到公元前1700年的殷商时代，开创了文字学、历史学研究的新局面。
王懿荣还是一位富有民族气节的爱国志士。他敬仰民族英雄戚继光，1888年重印了戚继光的《止止堂集》，并为作序，弘扬戚继光杀敌御侮的爱国精神。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日军据威海，分陷荣成，登州大震"的消息传到北京，王懿荣忧心如焚，毅然上疏请缨，要求回山东故乡办团练，御日寇。光绪帝准其奏请，并拨给饷银2．5万两以为资助。王懿荣迅速赶赴济南，会同山东巡抚商酌防务后，又赴登州，周览形势，组成一支初具规模的抗日团练。正当王懿荣准备率团迎击日寇时，李鸿章已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王懿荣壮志未酬，写下了七绝《偶感》一首：
“岂有雄心辄请缨，念家山破自魂惊。归来整旅虾夷散，五夜犹闻匣剑鸣。"
他变卖家产，缴还国家饷银，遣散抗日将士。山东巡抚馈以千金，他分文不受。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清王室及文官武将纷纷敛财逃命，危难之时，王懿荣受命为京师团练大臣，负责保卫京城。王懿荣"勉为其难，殚竭精力"。7月20日，侵略军攻入东便门，王懿荣率团练奋勇抵抗，寡难敌众。遂书绝命词："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于止知其所止，此为近之。"偕继室谢夫人、长媳张夫人，从容投井殉国。
曲诗文
曲诗文(1849～1914)，亦作曲士文，莱阳县(今莱阳市)柏林庄人。清末民初胶东农民起义领袖。
曲诗文生于殷实之家(其父曲龙光，原为大平社社长)，父死后家境逐渐败落。曲诗文自幼聪明过人，年轻时曾学过拳棒，为人耿直，好打抱不平，乡里富豪怵他，百姓则尊呼之为"曲大爷"。1910年莱阳灾荒，粮价飞涨，官府和豪绅巧立名目，增设种种苛捐杂税，肆意勒索百姓，乡间断粮绝炊者“十居其九”。是年4月21日，曲诗文邀约各村代表20余人聚会唐家庵，成立"联庄会"。他说："认税必饿死，不认税必诛死，与其坐而待死不如斗而决死"，"非将我等斩尽杀绝，决不可承认苛捐"，遂议定向官府劣绅讨还"积谷"(积谷乃各乡民早年储存的备荒粮，被官绅变卖侵吞)。众人一致推举曲诗文为进城索谷的指挥，并规定"转牌"传令，转牌到时每户出一人，一乡鸣锣，众乡皆出。
从5月21日到7月4日，曲诗文率乡民几次与县令交涉，并"拦舆递禀"，向下乡视事的登州知府文淇求助。官府狼狈为奸，激怒了广大群众。6月11日，曲诗文率众四、五千人，放火烧毁劣绅王景岳等的房舍。山东巡抚孙宝琦派官兵抵莱镇压，官兵所到之处，肆行淫掠，屠杀百姓。曲诗文与乡亲忍无可忍，遂于7月4日集合三、四万人于九里河畔宣布起义。他与各村头领同饮鸡血酒，宣读"檄文"："今天赐我以济民之任，吾必杀尽贪官污吏与诸绅士，斩草除根"。曲诗文任起义军总指挥，人称"曲大帅"。7月10日，起义军分东、西、南、北四路包围莱阳城。曲诗文登上城北亭山，指挥攻城。义军斗志高昂，杀声震天，攻城多次，因城防甚严，均未奏效。3天攻城不下，曲诗文竖眉怒目，举刀对众发誓：“今日攻城不克，吾开刀也!"言毕，不顾年迈，横刀跃马，率先冲锋，不慎坠马伤额，下令暂时收兵。
在此期间，官府一面从内部瓦解起义军，一面派遣大批官军围攻义军营地。义军西路指挥李寿山动摇妥协，接受议和条件，2万义军瓦解。曲诗文痛心疾首，叹日："吾错用一人矣!"义军腹背受敌，曲诗文率众且战且退，经柏林庄、马连庄、徐家堡等多次战斗，乡民虽英勇奋战，但终因粮尽弹缺，伤亡惨重而失败。
起义失败后，曲诗文辗转藏匿。1911年秋，曲诗文联合招远郭福年，计议再攻莱阳城，后因郭被害未成。1914年秋潜回家乡，准备继续组织起义，不幸被知县周大封派兵逮捕。其长子曲洪彦、三子曲洪昌同时被捕，押送烟台镇守使公署。在狱中，曲诗文父子受尽酷刑，毫不屈服。衙役把曲诗文脚上钉上钉子，严刑拷打，他毫无惧色，高声怒骂："兔崽子们，还有什么新鲜玩艺儿，拿出来给爷爷一块尝尝吧!"3个月后，曲诗文被害予烟台西南河，时年65岁。在曲诗文的影响下，海阳、招远、荣成、济宁、肥城等地相继爆发了群众抗捐抗税斗争。
徐镜心
徐镜心(1874～1914)，字子鉴，黄县(今龙口市)黄山馆镇后徐家村人。5岁入本村私塾读书，勤奋好学，青少年时更是品学兼优，胆识过人。1894年爆发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屈膝媚外，北洋海军覆没，徐镜心极为震惊，遂萌发政治改革、反对封建专制的思想。
1901年，徐镜心入烟台毓才学校读书，结识了日本籍的《芝罘日报》记者仓谷箕藏。1903年东渡日本，考入福田大学政法科，攻读法律。其时，国内反清民主运动日益高涨，留日学生创办刊物，鼓吹革命，徐镜心觉悟到：中国不能走改良道路，只能用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徐镜心加入同盟会，被委任为山东主盟人，在他的主持下，山东籍留学生有50余人加入同盟会。
1906年，徐镜心回国，在仓谷的协助下，与谢鸿焘、胡瑛等人创办了烟台东牟公学、端本女校，招收爱国青年，发展同盟会员，进行革命活动。他还授意分布全省的同盟会员，利用清廷提倡私人办学的机会，创办学堂，以开展革命活动。两三年内，仅黄县就办起学堂十余处。此时有人向济南当局告密：东牟公学是同盟会机关，准备谋反。徐镜心立即赶赴济南，向新任山东提学使连甲大讲新政于国于民的裨益，并陈述自己拟订的教育革新方案。这位大员听后，连连点头称赞。
1907年，徐镜心应友人之邀赴奉天，任《盛京时报》主笔。是年夏，徐锡麟、秋瑾等革命志士被害，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北方同盟会组织一直未能形成。徐镜心利用舆论阵地揭露清廷腐败，鼓吹革命，倡建共和。同时与宋教仁一起创办木植公司，以此为掩护，招纳同盟会员，并结交有正义感的绿林好汉，为推翻关外总督府做准备。此时，其行踪被官府侦悉，徐镜心、宋教仁得吉林警察署长连承基庇护幸免于难。
1911年lO月武昌起义爆发，徐镜心、丁惟汾等在济南联络同盟会员积极响应，迫使巡抚孙宝琦宣布山东独立。但孙宝琦暗中与清廷互通气息，出卖革命，山东独立仅20天即被撤销。徐镜心出走上海，拜会了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安排徐镜心与上海军政府都督陈其美商议山东战略方案：一旦有变，先据烟台，后取登、莱，再图济南；责成上海军政府要给予实力援助；授权徐镜心，继续领导山东革命。
在徐镜心离开烟台期间，烟台的同盟会员于11月13日武装举义，宣布烟台独立，推举舞凤舰舰长王传炯为司令。王暗中排挤革命党人。徐镜心到达烟台后，立即组织"北方共和急进会"，佯推王传炯为都督，由党人接任司令，以剥夺其兵权。王传炯露出真面目，宣布全城戒严，搜捕党人，扬言要处决徐镜心。幸有同情革命的日本友人桑名贞治郎和仓谷等从中斡旋，徐镜心幸免于难。
是时，有数百名参加关东举义的散兵云集大连。徐镜心得悉后，立即从海路北上，去大连搬兵。随去的同盟会员邱丕振慷慨解囊，购置了足够武器，在连承基的协助下，很快将队伍招募齐备。1912年1月15日，徐镜心、连承基等率500余名士兵乘日轮永田丸和龙平丸向登州进发，乘夜色登陆，生俘水师统领王步青，攻占老柏山炮台，登州府文武官吏数十人同时投降，一夜之间光复登州。次日晚成立革命军政府。同盟会员孙丹林推举徐镜心为都督，徐镜心说："连承基、邱丕振都有一定的民众基础，我们不要忘记孙中山先生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的教诲"，坚辞不受。结果推举连承基为都督，徐镜心副之。
革命军攻克登州后，徐镜心提议：清政府已奄奄一息，革命军应立即西征，直捣济南。都督连承基采纳之。1月17日，革命军轻取黄县，次日分兵进取北马镇、龙口镇，清兵闻风而逃。莱州总兵叶长盛秉承山东巡抚张广建的旨意，率军扑向黄县，企图阻止革命军西征。徐镜心闻讯后，一面组织军民准备抵抗，一面电告孙中山，要求援助。孙中山派沪军2000余人从海上乘军舰驰援黄县，经过反复争夺，黄县城终为革命军占领。
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徐镜心被推选为国民党山东支部理事长。年底，当选为国会议员。翌年春，徐镜心赴京就职，偕同刘冠三走访袁世凯。袁世凯摆出一副礼贤下士的样子：“民国由先生缔造，由先生振兴。前程似锦，端在人为……”。徐镜心进言日：“总统，应是公仆，国民才是主人……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袁世凯听后逼视徐镜心，沉默良久，阴鸷地说：“昔闻子鉴，今见子鉴矣!"而后授意亲信以甘肃都督一职为饵，诱徐镜心就范，徐不为所动。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害，徐镜心在《泰东日报》著文，痛斥袁世凯倒行逆施，力逼查办凶手，以谢国人。袁世凯一心复辟帝制，国民党人群起抵制，惨遭迫害。亲友们都为徐镜心的处境担心，劝他出京暂避，他不以为意，表示要在北京继续进行讨袁斗争，并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3月4日，指示军法处密造伪证，将徐镜心逮捕下狱，严刑拷打十余次，终不可夺其志。4月13日凌晨，徐镜心英勇就义，时年40岁。1936年6月10日，国民党五届二次会议通过决议，追授徐镜心为陆军上将，进行国葬。
邱丕振
邱丕振(1885～1914)，名天作，字丕振，辛亥革命时期山东著名的革命活动家，民国初年北方讨袁斗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掖县(今莱州市)大珍珠村人。其家巨富，财雄一方。少时在家聘师就学，1898年去青岛学习德文，接受了资产阶级的学说，立志改造濒于危亡的祖国。1901年考入济南武备学堂。1903被选派留学日本，入日本振武学校。他刻苦学习，热心国事，每议及国家大事，激昂陈词，很受同学尊重。为宣传革命思想，他与先去日本的五兄邱砥之联合部分同学共创“利群社”，经常著文抨击时政，鼓吹革命。还让五兄回国在珍珠村创办“掖西公学”，招收学生200名，以培养军事人才。在潍县创办"济和制烟公司"和"爱群印刷所"等，为革命作准备。
1905年患脑病，在东京脑病院疗养遇到在该院疗养的同盟会领导人宋教仁，成为密友，并受其思想影响。1908年回国养病。病稍愈又为筹集革命活动经费与3个弟弟合资创办"元和机器织网厂"。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同盟会山东支部主盟徐镜心遣人约邱丕振东行共议胶东举义。邱偕八弟殿武、九弟子厚、十弟绍尹谒徐镜心，在烟台共创"共和急进会"，推举徐镜心为临时会长，邱、徐二人各出资10万元为革命活动经费。因烟台司令王传炯暗通清廷，迫害革命党人，被迫转移大连活动。
1912年1月15日，邱丕振首先率队攻占清登州水师营，生俘统领王步青，光复登州，成立山东军政府。后又光复了黄县。因邱丕振、徐镜心对革命领导权观念薄弱，清帝退位后，邱丕振认为革命目的既已达到，不能再拥兵自重，即遣散了军队。袁世凯叛国迹象暴露后，打破了他的幻想。1913年春，宋教仁被杀害，讨袁的二次革命爆发后，邱丕振秘密组织"革新会"，团结革命者和现役军人，派其弟殿武去东北活动，他自己去上海与国民党领导人商量讨袁计划。但国民党内部意见分歧，不能立即发动起义，结果被袁世凯各个击破。二次革命失败后，邱丕振经湖北革命党人詹大悲介绍，被孙中山召往日本东京，邱向孙中山陈述自己的讨袁计划和准备工作，孙中山极为嘉许，即介绍他加入中华革命党。不久，邱丕振辗转至大连，设立讨袁活动中枢机关，积极筹划武装起义。
1914年初，陈其美、戴季陶奉孙中山之命，携款至大连与邱丕振商谈讨袁事宜，因活动经费分配与邱丕振意见不合，便携款离去。邱丕振毅然变卖家产，加之革命同志的捐赠，得到一些经费，便以大连为中心，在东北的长春、昌图、铁岭等地频频发动起义。但因准备不足或联络失误，起义均告失败。此后，邱丕振应在日的革命党人唐莽电召，再度赴日，商谈进一步讨袁计划。邱丕振很受鼓舞，决定亲自到天津建立联络机构，准备大举起义。邱抵天津后，被变节投敌分子邬少卿出卖，遭袁世凯逮捕。被
捕后英勇不屈，于1914年10月26日慷慨就义于济南，时年29岁。
张弼士
张弼士(1840～1916)，字振勋，广东大埔县人，烟台张裕葡萄酿酒公司创始人，近代著名爱国华侨、民族实业家。
张弼士之父张兰轩，清道光秀才，以教书为业兼行医。生有4子，张弼士排行第三。张弼士幼时因家贫，随父读书3年即辍学。1856年，只身飘洋过海，到荷属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在一家纸行当伙计，不久作经纪人，后任管帐，渐渐有了积蓄。数年后，与纸行老板女儿结婚，其岳父死后，继承产业，开设酒行，销售各国名酒。张弼士极力结交荷兰殖民当局，获准承包酒税与鸦片烟税，不到10年，其资产总额已达白银8000万两。
清同治五年(1866)，张弼士在荷属罗巴埠独资创办裕和垦殖公司，开始大规模垦荒种植。1875年又先后在苏门答腊开办亚齐垦殖公司，在荷属怡里开办裕兴垦殖公司等，成为当时南洋华侨的首富。
清末，朝廷有兴办实业之议，延揽南洋富商回国投资，赐以爵位。1893年，中国驻英公使龚照瑷过槟城，问张致富有何妙术?他答日："地尽利，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微贵败贱，操奇致赢；人行勤俭，择人任时"，并表示愿意回国效力。龚照瑷致函李鸿章，推荐张弼士为槟榔屿首任领事，获准；1894年升任为新加坡总领事。任职期间，兴利除弊，在华侨中灌输爱国观念，为华侨敬仰。1898年，李鸿章电召张弼士回国，先后委以粤汉铁路帮办、总办职务。1904年太后慈禧、光绪帝先后召见张弼士，赏赐侍郎衔，并以三品京堂候补。次年10月，他在第三次被召见时，上书建议招商承办农工路矿，增设各省官商合办铁路和商办铁路支线，提倡抵制洋货。其建议为清廷采纳，赏赐头品顶戴，补授太仆寺正卿，并被任命为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兼槟榔屿管学大臣，及兼办闽广农工事宜。
张弼士由商而官，声名显赫。英、荷殖民当局以其辟地增税有功、经营有方，礼遇甚隆，拟对其封官赏爵，他一一婉言谢绝。日："吾华人当为祖国效力"。为了振兴祖国实业，他在清廷任职后便把大量资金转移回国。
1892年，张弼士赴香港时，清廷东海关监督盛宣怀电邀其到烟台商办路矿，他立即前来。之前，法国驻印尼巴城领事曾对他说过：“中国烟台葡萄可酿上等名酒”。张虽缺乏酿酒经验，但成竹在胸。当其到烟台实地考察后，确认烟台的土壤、气候条件，适宜栽种酿酒的葡萄，当机立断，投资300万元创办张裕葡萄酿酒公司，从国外引进雷司令、贵人香、琼瑶浆、李将军、玛瑙红等上百个优良葡萄品种，建成两座面积700余亩的葡萄园，并从国外购进设备，聘请海外酿酒名师，让其族侄张应东总办。1912年8月，孙中山先生来烟台，参观了张裕葡萄酒公司，亲笔题赠"品重醴泉"4字，予以赞扬。1915年，张弼士率中国实业考察团携酒赴美，公司所产的可雅(即白兰地)、红葡萄酒、雷司令、琼瑶浆(后改为味美思)，在巴拿马万国商品比赛会上，获金质奖章和最优等奖状，遂将可雅白兰地改名为金奖白兰地，至今蜚声海外，历久不衰。
张弼士还热心社会福利和教育事业，1905年曾在槟榔屿捐资8万元创办当地最早的一所华文学校"中华学校"。又于新加坡创办(华文)"应新学校"。还为香港大学堂捐资10万元，港英当局赠他法学博士衔。辛亥革命后，他积极支持孙中山，捐助福建民军7万元。晚年，他还捐助广州中山大学和岭南大学建校舍楼。1916年9月12日，张弼士病逝于印尼巴城寓邸。
盛宣怀
盛宣怀(1844～1916)，字杏荪，又字幼勖、荇生，号次沂、愚斋、补楼、止叟，清末官僚大买办。江苏省武进县人，出身官僚地主家庭。1861年任武昌盐法道。1870年投李鸿章幕下。因其父与李关系深厚，获李的信任。1873年任上海轮船招商局督办。1879年任天津河间兵备道。1880年筹建联合股票公司，负责建立中国第一条电报线路。1884年任天津海关道。1886年任山东登莱青兵备道道台兼东海关监督。1887年在烟台独资经营300余吨位的"广济"号轮船运输，来往于烟台、龙口、登州等港，以货运为主，兼带旅客。后航运业逐渐发展，航运范围不仅扩大到山东整个海岸，且开辟了烟台至旅顺的航线，运输频繁，获利丰厚。1891年春又在烟台兼善堂旧址进行扩建，成立胶东第一广仁堂，设寄柩所，管理义冢30余亩。其机构很快发展为十所、十会，成为一个宠大的慈善机构，受到慈禧太后的重视，清廷每年拨给小米5000担，并得到道台衙门的拨款和烟台常关(即海关)的资助。
1892年，盛宣怀任天津海关道兼天津海关监督职。1893年受李鸿章委派，重建上海机器织布局，并改名为华盛纺织总厂，自任督办；又以官督商办及官商合办名义，控制大纯、裕春、裕晋诸多纱厂。其间还集资创办天津北洋大学和上海南洋大学。1896年任铁路公司督办，接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1898年兼办萍乡煤矿，开设中国通商银行，先后与比利时、英国、美国签订铁路借款合同草约，成为近代帝国主义掠夺中国路权的大买办。1900年任正三品太常寺少卿、太理寺少卿，参与订立《东南互保条约款》。1902年任正二品工部左侍郎。1911年任邮传部尚书，皇族内阁成立后任邮传部大臣。清政府采纳盛的建议，宣布"铁路国有"，夺取已允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出卖路权给外国，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引起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辛亥革命爆发后逃往日本，袁世凯篡权后回国。1916年3月病卒于上海。著有《愚斋存稿》、．《盛宣怀未刊信稿》，刻有《常州先哲遗书》、《经世文续集》、《林胡曾三公奏议》。
马茂兰夫妇
詹姆士·马茂兰(James Mcmullan 1860～1916)，英国北爱尔兰人，基督教牧师。其夫人莉莉·马茂兰(Lily Mcmullan1866～1925)，英国北爱尔兰人，基督教徒。马茂兰原属中国内地会传教士，在四川传教十余年，因患病易地烟台休养。后离开内地会组织，携夫人来烟。1893年在烟台大马路创办詹姆士·马茂兰公司，中文名称为仁德洋行。
1894年，在烟台开办女子班并传授花边工艺的美国长老会教士赫士(Geor ge Ha yes)夫妇决定回国定居，把女子班托付与马茂兰夫妇。1895年，马茂兰夫妇在此基础上以教会名义在烟台南山路正式创办女生寄宿花边学校，收容生活无着落的贫苦女子入学。学生一面读书、学圣经，一面学习编织花边技术，俟学成后，便将基督教和花边技术推广到农村。数年后，花边工艺在胶东迅速推广，以此为生计的妇女达千人。1896年，马茂兰夫妇在三马路兴建二层校舍，宿舍在其侧，为当时烟台颇为壮观的现代化建筑。不久又在南山路创办孤儿院，及龄男孤儿在此习字、读书、学做活，女孤儿进花边学校。
马茂兰夫妇一边通过仁德洋行从国外购进纱线及最新流行的花边图样，一边组织当地商人、工人生产和收购花边，运至欧美市场销售。所营业务，以孤儿院产品为名，不仅获当地出口关税豁免权，在欧美各国也享受进口关税豁免。胶东妇女生产所得报酬微薄，而洋行却获得巨额利润。20世纪初，其资金积累已达五、六万海关两，居山东进出口贸易之首。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胶东以此谋生的妇女累计达数十万人。
1903年，马茂兰在烟台三马路建立奇山基督教会，花边学校划归教会领导。1916年马茂兰病逝于烟台，花边学校改名为女子义学，后又改为烟台培真女子中学，莉莉·马茂兰任校长，花边工艺已非必修课。1925年，莉莉·马茂兰去世，夫妇皆葬于烟台东山。
吕海寰
吕海寰(1842～1927)，字镜宇，善办外交，曾任清政府外务部尚书。掖县(今莱州市)西南隅村人。出身贫寒。少时曾读私塾，后为生活所迫去北京大兴县谋生。1867年在顺天(今北京)中举人，任兵部员外郎。1894年任江苏常州、镇江通海道道台，开浚荷花塘船坞，首倡保婴局、京口救生会等社会福利事业。时日本帝国主义迫使清廷草拟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吕海寰查阅草约后，将"洋货照完半税"改为"照完正税"，"准日人在通商口岸、城镇、运货、设行栈"改为"通商口岸之城镇"等类词句，密报海关总署，进行补救。在办理泰安、江阴两教案及英国轮船在台湾扣查索赔案的过程中，均处理得有理有节，化险为夷。吕海寰遂以善办外交著名。1897年被任命为驻德公使。1900年义和团举起反帝旗帜，德使克林德向巡街清兵开枪，被自卫清军击毙，德国舆论哗然。各国驻德公使劝吕海寰逃离柏林，但其始终坚守职位。1901年清政府被迫与德国签定不平等的《辛丑条约》后，吕海寰在德极力斡旋，使赴德的清政府代表免行跪拜之礼。
1907年回国任津浦路大臣，督办津浦铁路，驻济南洛口，指挥修筑洛口大桥和浦口车站。后历任工部、兵部和外务部尚书等职。1909年任中国红十字会长。他到处奔走联络，使中国加入了世界红十字会。晚年辞官定居天津。1927年1月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