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青岛的金属材料经营由五金业承担。1897年德国侵占青岛之后,由外国商
人率先,中国商人随之,投资经营金属材料。先后有德国顺和、哈利、吉利和拍德四家
兼营金属材料的洋行开业, 接着中国商人在即墨路8号开设了义昌仁铁行,专营圆钢、
扁钢、钢板、钢丝、元钉、鞋钉等金属材料。此后, 又有当地人投资的宝盛栈、丰泰
仁、镇昌利、文兴长等商号相继开业。这时期的外商中,除德国商人经营的洋行外,英
国商人和日本商人也开设了许多专、兼营金属材料的商号, 一时形成了中外金属材料
商号的相互竞争。
日本第一次侵占青岛时期,随着市内轻纺工业的崛起,金属材料经营有了新的发展。
其中日本以三井、三菱商号为代表, 由过去两家增至14家,在经营中,除大量推销日本
国内的金属材料之外, 还利用其取得的垄断地位攫取山东内地的矿产资源。中国商人
虽然在进货与供货方面受到日本当局的压制和排斥,但由于社会需求日趋扩大,金属材
料经营也得到相应发展。这一时期中国商人经营金属材料的业户达到20户。
1922年中国政府收回青岛主权之后,由于军阀执政,当局曾给外国商人留有经商、
设厂、减免税等许多特权,金属材料经营仍是外商称霸,民族商行难以发展。延至1929
年之后的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社会经济状况暂时好转,为金属材料经营业户的发展
提供了条件。这一时期五金商业经营的品种比以往有所扩大,商品来源大部分是日货,
国货次之。对日货的收购方式, 一种是经营商户在日本大阪、神户等城市设庄购入发
运青岛,另一种是函购押汇或是日本厂商登门订卖期货。
日本第二次侵占青岛时期,五金商业从日本进货的渠道断绝,经营品种受到严格限
制, 商品销路也只能在青岛市周转,五金旧货已被日本当局搜刮殆尽,至1945年日本投
降时,市内五金商户除经营小五金者外,经营大五金的只剩下三四户。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 由于社会经济濒于崩溃,时政、物价极不稳定,五金商业一直
未能从前期的萧条中恢复过来,这一时期的五金大户几乎全部歇业,一些小的业户也只
能靠囤积投机或兼营其他买卖维持生存。
1949年青岛解放后,金属材料经营业户在社会安定、国民经济逐步恢复的条件下,
开始了正常的经营活动。1950年, 国家对钢材等8种重要物资实行计划管理,由国家集
中统一分配。青岛市所需的钢材指标由山东省物资供应局负责分配、供应。此后, 金
属材料纳入国家计划分配的范围不断扩大。1957年青岛市物资供应局成立后, 青岛市
工农业生产所需的金属材料由市物资供应局统一订货、供应和管理。
1962年9月25日, 成立了中国金属材料公司山东省青岛市公司,负责中央和山东省
计委安排给青岛市属工业企业生产建设需用的金属材料的供应和管理工作。党的组织、
人事关系及行政管理归青岛市物资局领导,业务、财务直属山东省金属材料公司领导。
1966年, 金属材料公司开始实行金属材料凭卡供应制,进一步方便了企业。1979年,为
了保证中央24个非工业部驻青单位所需金属材料,中国金属材料公司成立青岛供应站,
由青岛市金属材料公司代管业务。
1962～1979年间, 统配物资的分配权限集中在中央。物资平衡分配实行“统一计
划、综合平衡、条块结合、分级管理”的体制,经费实行“收支平衡,略有盈余”。金
属材料公司遵循“社会主义制度下, 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在全民所有制单位之间,只能
调拨, 不能进行商品交换”的原则,对金属材料进行从上到下逐级计划分配,实行统一
计划、统一分配、统一采购、统一调拨、统一管理的“五统一”原则。在统一管理上,
还要“管供、管用、管节约”。1963年青岛市金属材料公司成立初期, 物资购进额和
销售额分别为1175万元和1088万元; 1966年两项指标分别增至2839万元和2656万元;
“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正常业务受到干扰,加之企业停产减产,物资购销额最低降到
2000万元以下。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流通领域突破了“生产
资料不是商品”的理论束缚,树立了“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经营思想,金属材料经营
逐步放开。1979年,物资购进额达4098万元,销售额4125万元,分别是1963年的3.5倍和
3.8倍。1982年,按照中央、中共山东省委、青岛市委的要求,公司进行全面企业整顿,
提高了自身的竞争能力和应变能力, 通过开展物资协作、地区调剂、补偿贸易、超计
划收购等各种形式的横向经济联合, 大力组织计划外资源,弥补计划分配资源的不足,
充分发挥物资供应的主渠道作用, 物资购销额连年大幅度上升。1985年物资购进额和
销售额首次突破亿元大关,分别达到1.52亿元和1.5亿元,是1979年的3.71倍和3.63倍。
1987～1990年, 五项经济指标连创历史最好水平。1990年,销售额完成5.66亿元,实现
利润970万元,列山东省同行业第一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