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 1917～1919年间，青岛港通过铁路运往内地的鱼货每年在5000吨以上，
1920年达8500吨。 1929年运销外埠的鱼货4390吨。1931年12956吨。外销的鱼货分铁
路与海运两途，海运可达海州、上海、厦门、汕头、香港，以上海为多；铁路运销沿
胶济线达高密、潍县、青州、博山、周村直抵济南。青岛市鱼类经铁路运销外埠数量：
1929年3446吨， 1930年5239吨，1931年10683吨。铁路运出的鱼货大部分为咸干鱼，
鲜鱼甚少。外地输入青岛的鱼类，以烟台为多。40年代前期，烟台运销青岛的鲜鱼每
年500～1000吨， 1941年多达2200吨，1944年降为280吨，1945年下降至6吨。烟台运
销青岛的咸鱼，1940～1944年每年2500～4000，1945年锐降到53吨。20年代初，已有
相当数量鱼货从国外进口青岛。1919通过胶海关进口的海产品价值17.9万两关平银，
1920年达31.6万两关平银。1931～1933年日本和美国的青鱼每年输入1000～2000吨；
日本海带输入每年达数千吨，1932年竟达2万吨，比上一年增加4倍。1938～1940年，
外国输入青岛的海产品， 几乎全部是日本货，1938年占97%，1939年、1940年分别为
22062吨和31256吨，还不包括从朝鲜转入的1000～2000吨。40年代后期，青岛市区水
产品经销量一般为1～1.5万吨， 内销约占50%以上， 运销外埠的咸鱼和鲜鱼数量，
1948年下半年2500吨，1949年4000吨。
计划分配与市场调节相结合 建国初期，青岛港鱼货交易除本地区渔轮、帆船渔
业水产品外，山东南部沿海的鱼货亦大量运进。1949年，外销咸干鱼3307吨，外销鲜
鱼634吨， 以后以外销鲜鱼为主，1950年上半年外销鲜鱼已达1199吨，天津、北京、
上海成为鲜鱼主销市场；胶济铁路沿线各城镇盐制品鱼货销量较大，上海市场亦颇畅
销， 1950年开始销往泰安、 石家庄、西安等地。1950年，通过青岛鱼市场的交易量
14958吨，到1953年达27627吨，鱼货集散甚为繁荣。是时，国营、社营水产商业筹建
伊始，运销工作多在产区，青岛港的水产品购销则主要靠私营鱼商鱼贩的力量。1951
年，青岛鱼市场为山东水产运销公司代购鲜、咸鱼货1072吨，对虾156971对，代加工
鱼货758吨， 占年交易总量的8%。1952年国营水产商业的收购量占15.19%，比上一年
提高近1倍；社营商业占1.1%，也比上年增加；机关部队占8.15%；私营鱼商和摊贩占
75.56%。建国后，水陆交通恢复和发展，水产品外销量增加。1953年上半年国营和合
作社鲜鱼购货比重比上年同期降低2.49%。 是年，胶澳渔业联社收购鱼货2087吨，各
基层社在产区购销鱼货8094吨。期间，产地鱼货时有滞销，胶澳社的力量尚不足以起
稳定鱼价、保障渔民利益的作用，滞销货、小宗产品大部分由鱼贩运至农村赶集摆摊，
串街走巷，广为推销。1953年，山东省水产运销公司并入山东水产公司，实行自留鱼
货对外埠销售， 影响了青岛市的鱼货供应。以9～12月计，自留鱼货2659吨，占进港
量的38.9%； 胶澳渔联社港口进货量已不能满足需要，国营、社营水产商业经营额开
始大幅度增加， 青岛市水产品进港量不敷分配。1954年4月开始，对鱼商鱼贩采取按
营业额分配鱼货，以维持收入。按鱼商每人每月 经营额860万元（旧人民币）折算，
每个月需分配鲜鱼40万公斤，咸干鱼货13万公斤，海味品4000公斤，全年约需6000吨
左右，占交易总量的25%，私营鱼商进货量比1953年下降36%，而山东运销公司，胶澳
联社等单位收购量比1953年增加2.2倍。 是年10～11月，大沙渔场鱼获甚丰，渔轮集
中收港， 3个航次卸港鱼货达4400多吨，一时渔港拥挤，货流不畅，胶渔联社调动力
量突击运销鱼货810吨，社营经济在水产市场显示优势。
集中统一经营 1955年，青岛水产公司业务部自营水产品业务逐渐收缩。是年底，
水产供销公司成立，青岛水产公司不再经营自销业务。1956年初，青岛市水产品购销
业务由青岛水产供销公司统一经营，保障鱼货收购、摊销和满足市场供应，购销计划
由水产主管部门监督执行。青岛的渔轮因渔场变动，返青卸港量时多时少，水产供销
公司须从外地大量购进水产品， 补充市场需求。是年，渔轮返青卸鱼货1万多吨，占
渔轮总产量的50%， 青岛水产公司除自留少部分作鱼粉原料外，均由水产供销公司统
一收购经营。 国营及合作社营对群众渔业产品的收购量，由1954年的662吨占8%，增
至1957年7020吨占50%。 对渔民的主要经济鱼类采取包购，其他杂色鱼虾由水产供销
公司通过水产交易所代购代销。1957年，组织产销双方协商成交量7110吨，占总产量
50%，产值则占38.5%。1956年第二季度起，青岛市水产供销公司对青岛水产养殖产品
实行包销。调入调出产品均由省公司控制。此后，水产品收购、调入、加工和市场供
应，逐步纳入计划。货源分配顺序为：供应出口、支援大城市、青岛市重点供应和市
销。水产品购销由国营水产供销企业和公私合营水产总店统一经营。
1958年，青岛水产供销公司，对水产收购提出“产多少收购多少，产什么收购什
么”的口号，销售则执行“优先出口，保证重点，适当满足供应市场”的原则，水产
品调拨任务加重。青岛市调入、调出量分别为5200吨和6500吨，比前几年高50%以上，
年购销量虽增至2万吨以上，但贝藻类占40%，鱼类购销量则少于往年，市场供应渐趋
紧张，长期未能缓解。这个时期，青岛市水产供销企业，主要是收购青岛港的机轮水
产品，执行省安排的调拨计划和供应水产品出口。1959年，青岛水产供销公司收购量
25423吨，比1958年增64.47%，其中机轮水产品21223吨，占收港量的72.58%，比1958
年增103.24%； 帆船渔业水产品950吨， 占收青岛港渔获量的44.2%。 鲜海带2038吨
（折干品339吨） ，占上市量的79.21%。外港购进及其他收购1212吨。1961年水产品
收购量23228吨（其中调入6221吨） ，销售量30320吨（其中省内调拨19974吨。含往
年库存量）。1958～1962年，国营水产供销企业每年购销鲜鱼的数量为1.3～2.5万吨。
海带购销列入重点之一，运销卤鲜海带甚兴一时。1959年5～6月份，运往鞍山、北京、
武汉等地25个整车共1000吨，颇受欢迎。1957～1962年，水产供销企业收购量中海带
占5～14%。
1961年开始，国家对群众渔业水产品收购实行奖售，力争多收，以缓解水产品供
应的紧张。7月，青岛市水产局、粮食局发出《关于交售石花菜奖励粮食的联合通知》：
规定向国家交售石花菜（干品） 1市斤，奖励粮食2两。是年共收购石花菜2.5万斤，
青岛市粮食局拨出奖励粮5000斤。 1962年4月，青岛市水产局发出《关于水产品单项
奖售办法》，规定海参、虾米、对虾、石花菜、紫菜、海带、海蜇皮及20多种鱼货按
交售数量和超计划交售的数量， 奖售卷烟、胶鞋、白酒等物品。如虾米，每交售100
公斤，奖售胶鞋1双，卷烟3条；完成交售任务后，每交售200公斤增奖胶鞋1双，卷烟
2条。 到1963年下半年，市场供应状况好转，除对虾外，一般水产品的奖售措施即告
停止。1964年、1965年、1972年，有数次规定，均以奖售小麦为主，数量分别规定每
交售对虾1担， 奖售小麦40市斤、30市斤、20市斤，另有布票、桐油、棕麻等物资。
与此同时，对群众渔业普遍采用派购方式：经济鱼类交售70%，杂鱼杂虾交售60%，海
珍品交售90%， 对虾全部交售出口。水产品定购，以渔业队的包产计划为依据，与此
同时，对群众渔普遍采用派购方式：经济鱼类交售70%，杂鱼杂虾交售60%，海珍品交
售90%， 对虾全部交售出口。水产品定购，以渔业队的包产计划为依据，与当地水产
供销单位签订定购合同，按规定比例交售水产品。青岛市水产供销单位签订定购合同，
按规定比例交售水产品。青岛市水产供销公司发给各船《鱼货交售手册》，记载向国
营收购单位交售的数量。对渔业队自留的鱼货，除社员自食外，可交换渔需物资，或
通过水产品交易所议价出售。1962年，山东省青岛水产公司成立运销处，再度经营自
销业务， 执行山东省水产品调拨计划。1964年4月，停止鱼货自销业务。青岛渔港卸
售水产品由青岛水产供销公司统一经营，执行水产品出口、调拨和市场供应计划。水
产公司加工厂鱼粉生产原料所留鱼货不再经供销环节；鱼肝油生产，可自留鱼肝，鱼
肉由水产供销公司收购。1963年，渔业生产形势好转，渔民交售鱼货大部分超额完成
任务。 青岛市水产供销企业收购21318吨（其中调入900吨） ， 超额16.7%，销售量
20913吨，超额24.89%。当年，对杂鱼、杂虾力争全部收购。
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群众渔业机动船捕捞能力加强，外地渔船春秋汛收青岛
渔港卸售鱼货增多， 青岛市水产品购销数量增大。1971～1974年，年收购量一般在4
～8万吨左右，而调入水产品很少，每年300～500吨，销售量约占收购量的60～70%，
调出鱼货每年约在1～2万吨。1958年海带大批生产以后，到70年代初，采取统购包销，
对海带的规格、质量、包装、交售方法有统一规定，国营和集体养殖场的产品均由青
岛水产供销单位统一收购、销售和调拨。1961年为增加集体养殖场的收入，允许自留
15%， 国营场自留1%。1965年开始出现海带调拨价倒挂现象。70年代以后，海带大量
积压， 青岛水产供销单位对海带已不实行包购，每年收购量约占产量的60%，有近一
半的海带由生产单位自销，产销矛盾加剧。1972年购进水产品8万吨，销出3.6万吨；
1973年购进5.14万吨， 销出2.88万吨；1974年购进3.39万吨，销出2.3万吨。1979年
12月， 山东省水产局决定，青岛海洋渔业公司自1980年4月起实行自产自销，原由青
岛市水产供销公司执行的渔轮水产品上调任务改由渔业公司执行。渔业公司每年交售
水产品1万吨，由青岛市水产供销公司收购。此项仅有往年购量的40%。这时，国家对
群众渔业水产品收购仍沿用派购方式，但计划经济模式开始冲破，流入农贸市场的水
产品增多。 1978年崂山县对渔业队水产品的收购量为5248吨，占生产量的38.3%，上
调青岛市2281吨，占收购量的43.4%，当地销售量占收购量的55.4%。即墨、胶南、胶
县、黄岛区鱼货收购方式和上调比例亦大致如此。1979年和1980年，青岛群众渔业向
国家交售的水产品分别为5.07万吨和3.3万吨， 分别占生产量的74.6%和56.9%，其余
部分由渔民在港口直接售给鱼贩运销集市。为缓解市区水产品供应紧张，青岛市水产
局鼓励沿海渔船到青岛港卸鱼。鱼货上调计划虽具指令性，但多难完成。1979年，市
辖县区为市区提供商品鱼仅2614吨，占市区全部供应量的17.63%，完成外调任务2044
吨， 占青岛市水产品调出量的31.2%。1981年，渔业生产实行大包干责任制，渔民捕
捞的鱼货交售给水产供销单位16069吨，占渔获量的49%，单纯行政手段更难奏效。
议购议销 1980年开始， 生产者议价销售的鱼货逐渐增多， 是年约1.1万吨，
1982年增至1.5万吨。 鱼贩年运销量2000～3000吨。这一时期市区水产零售店年自购
自销水产品100～600吨。1982年开始，各级水产供销企业实行以柴油换购鱼货，叫作
“油鱼挂钩”。青岛市仍规定对群众渔业实行定量收购，渔船和当地水产供销站签订
合同，按作业种类定出交售数量和供油标准。此项经济手段一时尚能奏效，交售量却
未完成。 1982年群众捕捞交售量仅1.4万吨，比1981年减少2000吨，1983年交售量又
减为1.3万吨。1984年以后，“油鱼挂钩”的方式停止，水产品全部进入市场调节。
青岛市水产供销公司自1981年经营的水产品主要是青岛渔业公司按规定售给的鱼
货， 1981～1982年每年在1万吨左右，1983年远未完成，1984年则停止执行。县区水
产供销单位上调市区的水产品， 每年1000吨左右， 1983年仅有899吨。 港口收购，
1982年1821吨，以后国营水产供销企业竞争不利，港口收购，1982年1821吨，以后国
营水产供销企业竞争不利，港口收购退居次要地位，重点转向海上收购。1982～1985
年，专业收购船和租用渔船，每年在海上收购鱼货700～800吨。1983年以后，青岛辖
区水产经销单位在春汛期间租用船只出海收购， 效果甚好。当年有专业收购船5只，
租用船8只，收购鱼货1830吨，占青岛市流网渔业产量的71%。1984年出海收购船27只，
有17只船专门收购，10只船捕捞兼收购，共收购鲳鱼3560吨，占鲳鱼流网产量的88%。
1985年水产收购船增至55只， 收购鲳鱼2956吨，占鲳鱼流网总产量的82%。海上收购
以现金当即结算，并负责补给油、水和烟酒等物品，渔民甚欢迎。收购船随生产船收
购补给， 成为流网生产的辅助力量。1985年，按中共中央（1985）5号文规定，水产
品全部划为三类产品，一律不派购，实行议购议销。青岛市水产供销企业、蔬菜公司
水产零售店、私营贸易单位和个体商贩均参与市场竞争，到外港设点收购或流动采购
水产品，计划调拨、独家经营的模式被打破。1984～1985年，进入青岛市区的水产品
每年在1万吨以上。 1985年青岛市水产供销公司的进销量为4500吨，其中青岛渔业公
司销给鱼货1000吨。青岛小港是年春汛收港的经济鱼795吨，比1984年增长14%。贝类
大部由个体商贩推销。国营水产供销企业利用资金、冷藏等优势，开展服务，扩大购
销业务。1985年春汛前，崂山西大洋水产供销站给渔民预付购货定金，将柴油低于议
价、高于牌价借给渔民，到期用1斤好鱼顶3斤柴油，用4斤蛤肉顶1斤油还帐，春汛收
购水产品达2000吨。上半年青岛市水产供销公司运销北京、天津、东北地区的水产品
进货总值1300万元，销货总值120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