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以前，青岛市的家畜家禽主要是农户零星分散私养。从1953年开始，农村
实行了农业合作化，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大牲畜实行私养公用，队付报酬。1955
年， 进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大牲畜折价归集体所有。管理形式有3种：一是合
作社统一饲养管理；二是生产队统一饲养管理；三是由农户饲养管理，社计工付酬。
1956年，养猪生产实行“队繁户养“和“私有、私养、公助”，通过采取资金贷
款、交肥计酬、调整肥猪收购价等措施，扶持群众养猪；提倡用野菜、青草、槐树叶、
地瓜蔓、果树叶发酵喂猪，减小精饲料用量。此间，猪的繁殖在某些地区出现近亲迹
象。崂山曙光农业合作社的优良猪群产仔数降低，仔猪发育不全，出现“猪生象”现
象。对此，采取了3项解决措施：(一) 社与社间在不发生疾病传染的情况下，相互交
换种公猪；(二)青岛市畜牧总场引进外血种公猪，改进猪群；(三)淘汰低劣种公猪，
选购优良种公猪，在不影响仔猪供应的前提下淘汰低劣母猪。
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后，大牲畜全部归集体所有，以生产队为单位集中饲养管理。
生产队建饲养室(院)，饲料饲草由集体供给，从社员中选出饲养员专门饲养。对大牲
畜特别是耕牛实行保护政策，禁止宰杀大牲畜，对确属失去生产能力的大牲畜，必须
经畜牧兽医站检查同意，并经公社批准方可宰杀。对生猪生产，实行“公养私养并举，
以集体饲养为主”的方针，要求平均每户养一头猪。山羊生产因与农林生产矛盾颇多，
不提倡大量发展。对其他小家畜、小家禽，要求以家庭副业的形式发展。由于经营管
理不善，又缺乏集体饲养管理的经验，1958年大牲畜存栏、生猪出栏、家禽存栏分别
比1957年减少14.95%、18.6%、54.82%。1959年，全市大牲畜存栏25.26万头，比1958
年减少16.27%。
经济困难时期，粮食减产，草料减小，加上饲养管理不善、使役不合理，牲畜瘦
弱掉膘严重，死亡率较高。
1960年，贯彻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以猪为纲、六畜兴旺，全面发展畜牧业”的方
针，在畜牧生产中落实“八字”措施，即料(饲料)、繁(繁殖)，种(改良畜禽品种)、
舍(增建和修缮畜舍、禽舍)、防(防治疫病)、工(改善饲养工具)、管(加强管理)、专
(加强对畜牧业的领导)。畜禽饲养管理推行定膘肥、定人员、定饲料、定繁殖、定防
疫、定报酬、定期检查评比奖励的制度，做到六净 (即草净、料净、水净、槽净、畜
体净、栏圈净)。
1961年4月14日， 中共青岛市委副食品生产领导小组下发《关于城市副食品生产
分配中几项政策问题的意见》，其中规定：各单位卖给国家的副食品除合理作价外，
国家给以奖励。 每卖给国家1头50公斤的生猪，国家供应30公斤饲料，超50公斤的，
每超0.5公斤，供0.5公斤精饲料；每卖给国家1头12．5公斤的菜羊，国家供应精饲料
5公斤， 超12.5公斤的，每超0.5公斤供0.25公斤精饲料；每卖给国家一只0.5公斤以
上的鸡，国家供应精饲料1.5～2.5公斤；每卖0.5公斤鸡蛋给国家，供应糖0.2～0.25
公斤。这些政策，对当时畜牧业生产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个体饲养业被作为“资本主义”倾向进行批判，一些行
之有效的奖励、 扶持政策被取消。 到1969年，大牲畜存栏停滞不前；生猪存栏仅有
67.84万头，比1966年下降25.25%；畜牧业产值回落到5142万元，比1966年下降5.76%。
1970年开始，各地纷纷大办集体猪场，队有队养，户有户养，同时实行奖励养猪政策。
生产队对农户养猪实行“包圈”记工分，参与年终分配，划给饲养地；交售生猪国家
奖励饲料、化肥、布票等。养猪生产得到迅速发展。到1975年，全市养猪达到191.78
万头，比1970年增长1.08倍，而大牲畜、羊存栏出现下降趋势。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畜牧业生产逐步实行责任制，畜禽的饲养形式由集体
为主转变到以户养为主。1980年，各县、区出现少量饲养专业户。1983年，畜禽饲养
专业户、重点户发展较快，最突出的是专业化养鸡。1984年，调整畜牧业生产结构，
鼓励发展规模化饲养，全市万只以上的养鸡场11个，5000只以上的36个，并逐步向工
厂化笼养发展。畜禽饲养专业户发展到5036个，其中养鸡专业户3931个，养鸡87.6万
只；养大牲畜专业户98个，养畜249头，其中养奶牛专业户52个，养奶牛105头；养羊
专业户126个，养羊4194只，其中养奶山羊专业户57个，养奶山羊787只；养猪专业户
229个， 养猪1910头。80年代中后期，青岛市建起一批畜牧商品基地县，胶县于1985
年被列为全国商品瘦肉型猪基地县，崂山、胶县、胶南、即墨县先后被列为全国奶山
羊生产基地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