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回顾青岛华新纱厂的历程
青岛商埠经过三代帝国主义的统治，德国、日本均系直接占领; 美国则系通过国
民党间接统治。在此期间，青岛华新纱厂几经挫折，最后成为青岛最大的华商企业，
决非偶然。在德管时代，时值辛亥革命，我祖父(周馥，字玉山)以前清封疆大吏，避
居青岛，我父(周学熙，字缉之，别号止庵)随同侍养。因我父在北洋办新政，对兴办
工业，别具兴趣，遂谋生产之道，以为久居之计。适有德国亲王在沧口办缫丝厂失败，
我父遂备价将全部厂基、机器买下，计拥地数百亩，厂房、仓库、宿舍数百间。鉴于
前人缫丝失败，乃改为棉纺厂，向德商瑞记洋行订购英国爱色利斯纱机。但货未到而
欧占起，日本出兵围攻青岛，我家全部迁津。在欧战期间，英商和记洋行擅自占用厂
房，募华工赴欧。嗣战事结束，厂房迄未归还，我父延请英国律师甘博士几经交涉，
始无偿退出。
当时天津华新纱厂成立，拟在青岛办第二厂，我父因以全部厂产作价三十万元作
为青岛华新厂资本，并另醵资，凑足一百二十万元资本。原订纱机因瑞记洋行停业，
改向美商美兴公司订购美国怀丁厂纱机，先为一万五千锭，后续加五千锭。当时日本
人占领青岛，对我方办厂百般刁难，我们有事就通过商会会长傅炳昭 (黄县人，幼在
日本经商) 联系。原来青岛无棉纺织厂，由于日本人对我拖延，遂使日商内外棉纱厂
成为青岛第一家开工的纱厂。
青岛华新纱厂创办初期，由我父主持，我和堂兄周叔8共同襄助。嗣因我父年高，
周叔8又调往唐山华新纱厂， 遂由我个人主持青厂事宜。后来鲁案交涉解决，日本退
出青岛，由胶澳商埠督办王正延接收。当时日本有意捣乱，招来崂山土菲孙百万、马
文龙入驻市内三升店设总部，门口由土匪荷枪实弹站岗，并绑架商会会长隋石卿，准
备于接收日起事。那时我住厂内，每夜均闻枪声，一夕数惊。后来孙、马均接受改编，
日人阴谋未能得逞。但中国接收的只是行政方面，至于经济方面，胶济铁路、鲁大公
司煤矿、青岛电厂仍由日人控制。我们华新纱厂办事处处困难，幸而当时纱厂不多，
竞争尚不剧烈。后来日商纱厂源源兴建，先是四方的大康纱厂、隆兴纱厂，继而为沧
口的富士纱厂、公大纱厂、宝来纱厂，以及水清沟的丰田纱厂、上海纱厂，最后为板
桥坊的同兴纱厂，连同内外棉纱厂共九厂五十余万锭。我们华新纱厂以一敌九，备受
排济。尤其北伐时期，日本出兵青岛攫我主权，使我们华商工业历尽艰苦。我们在外
交上既不能受政府的保护，反而备受军阀政府的摧残。尤其奉系军阀毕庶澄驻青岛最
久，敲诈勒索，无所不为。我们避免与他接触，一切通过商会会长宋雨田，但按经济
比重摊派，我厂仍属首份。
查青岛的市政，初期由王正延、熊炳琦、龚积炳等相继主持，以后赵琪任职较久。
自国民党北伐后，由吴思豫、葛敬恩、马福祥等先生在青岛主政，但均为时不久。我
们送往迎来，不胜其烦。后来经过胡若愚一段时期，至沈鸿烈历时最久。沦陷时期，
当地汉奸政权以姚作宾为首，那时华新纱厂已经关闭。抗战后掌握青岛政权的为李先
良、龚学遂，最后为秦德纯。当时成立工业联合会，由冀鲁针厂尹致中任主席。我们
工厂在青系首屈一指，但不出头露面与反动政权过于接近，此乃数十年一贯的做法，
故能立于不败之地。
我们办厂的方针是集中精力在内部进行整顿，改善经过管理，增产节约、积累资
金、逐步扩充设备。至抗战前，拥有五万纱锭、五百台布机，并有全套印染设备，成
为纺织印染的全能厂，因此，备受日厂的垂涎。日本驻华纱厂联合会理事长船津每次
到青，即托人向我们谈判合作或转售，均被我们严词拒绝。
为维持青岛的唯一华商纱厂，我们历尽千辛万苦。及抗占军兴，看到覆巢之下无
完卵，乃决定拆运一部分机器(二万余锭约合全厂五万锭的半数)，我由天津回青岛，
包租船只南下，运往上海。原拟溯江西上，转运重庆设厂，已与华西公司签约合作，
但因国民党政府放弃京沪，江运中断，只好留沪，在租界内设信和纱厂，机器作价出
售，另招新股开办。至于青岛产业，则售与美商中华平安公司，并由西人驻守。原冀
借重美国势力保护，对抗日本，不料日军登陆后，首先将平安公司华经理顾志恒押在
宪兵队，虽通过平安公司总经理美国律师爱温斯几经交涉，不能获释，最后在暴力协
迫下，由平安公司将厂产售给宝来纱厂。盖在我方撤退时，青岛日本纱厂均被炸毁，
及日军登陆，各厂另行建设恢复，唯有宝来因系小厂，无此资力，故由日军强制以贱
价攫取我厂。当时我在上海召开华新股东会，将股东投资全部发还，至我个人及新友
投资则转投于信和纱厂。青岛华新纱厂前一段经历至此告一段落。
(二)从青岛华新纱厂联系到华新总公司的成败和华北棉纺业的兴衰
青岛华新纱厂本属华新纺织总公司的第二厂，因此叙述青岛华新纱厂，就不能不
联系到华新纺织总公司及华北棉纺织业的总趋势。华新总公司的成败，实与华北棉纺
业的兴衰又有密切联系。
在中国近代工业中，棉纺织业较有基础。早在清光绪年间，李鸿章在上海建纺织
局，张之洞在湖北办棉麻纺织厂，已开风气之先。但在英国、印度棉布倾销之下，迄
无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外货中断，中国的棉纺织工业始有了长足的进展。
但最初只是在长江流域，尤其是上海方面发展，在华北尚无动静。是时我父以北方实
业界领袖身份出任财政总长，除以私人资本与无锡人杨寿楣在无锡创办广勤纱厂外，
并授意王锡彤、马4等人具呈创办华新棉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便发展华北棉纺织业。
时为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当时计划甚大，拟在直、鲁、豫三省投厂，资本一千万
元。官股四成，商股六成，股本年息八厘，请政府保息五年 (八厘是固定股息，不足
之数由政府补足，以资提倡。当时政府为辅助振兴工业，有此办法，盈余较多时，加
分红利) 。呈到财政部，经当时大总统袁世凯批准，委我叔父周学辉为督办。第一次
官商股份各筹四分之一，官股系由长芦盐商应还大清银行旧欠一项指拨，商股则由我
父领导的启新洋灰公司、滦州矿务公司中主要股东、财团与北洋官僚军阀投资 (如徐
世昌、田中玉、陈光远、孟恩远等等)。
华新第一厂设在天津，通过美商慎昌洋行购买美国沙可老尔厂纱机二万五千锭。
当时天津除地方官办的模范纱厂仅五千锭外，另无其他纱厂。自华新创办以后，对北
方的棉纺织业起了推动作用。因此倪幼丹的裕元纱厂、王克敏的裕大纱厂、刘柏森的
宝成纱厂、天津八大纱号合办的北洋纱厂先后继起。曹锟、曹锐兄弟亦投资合并模范
纱厂改为恒源纱厂，遂奠定了天津纺织业的基础。同时潘复在济南创办鲁丰纱厂，后
来苗海南办成通纱厂，马伯声办仁丰纱厂，在济南成鼎足之势。故华新纱厂的兴办标
志着北方棉纺织业的发展。
但华新的创办，实经过一番波折，在欧战中机器迟到，建筑又延期，我父又去财
政部，遂有人欲攫为官办(浙人陶兰泉运动财政部，将委陶为督办)。股东讯大哗，星
夜集会决议醵资将官股退回， 改为纯商办，取消督办，推我父为总理，无锡人杨寿v
(味云) 为协理，共同主持。杨为无锡纱厂世家(他们兄弟有业勤纱厂，亦中国老纱厂
之一) ，因招无锡匠工来津，漏夜安装，限期完成。最初用包工办法，由无锡人殷廷
良任工务长承办，每件纱规定工缴若干元，工资的大小，用料的省费，公司不问，厂
内用人行政之权，亦归承包人。所谓剥削之中又有剥削，加重了工人的负担。当时纱
贵花贱，盈余甚丰。后来逐步取消承包，改为直接管理经营，同时议建第二厂于青岛。
当时华新虽名为总公司，但各厂资本独立，盈亏自负，用人行政亦归各厂董事会负责，
有较大的企业自主权。
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止以前，是中国纱厂的黄金时代。华新二厂尚未办妥，即筹办
第三厂于唐山，第四厂于河南卫辉，各订英国赫色林敦厂机器一万二千锭。当时因受
德国潜艇威胁，机器久未达到，并以一万二千锭规模太小，因将英机合并唐山厂为二
万四千锭。另将已拟办模范厂的美机一万锭 (文素厂出品) 归卫辉厂，再加订一万锭
(当时我父任全国棉业督办， 曾拟在山东临清办模范厂，因款绌中止，遂将机器连同
厂址让归卫厂) ，共为两万锭。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停，外汇暴涨，机价锐跌。第
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机价贵而外汇贱，纱机每锭合美元四十余元，但美金一元只合华
币七角余。停战后，汇价逐步上升一二倍，机价则跌去一半，上海许多纱厂如聂云台
的大中华纱厂、王正廷的华丰纱厂，均因外汇未结，赔累不堪，被迫转手 (华丰厂归
日本人，大中华即现在的永安纱厂)。华新亦大受影响，唐、卫两厂亦有搁浅之虞。
当时华新各厂自负盈亏，自顾不暇。唐、卫两厂有滦厂投资 (我父创办滦州煤矿
为了抵制英商开平煤矿，后来不为清廷支持，被迫走向联合管理，因在合同中规定，
十年之后滦矿可以备价赎回英商开平矿权。当时滦矿获利甚厚，曾规定股息不能超过
每股二元四角，多余之数发给新事业存款摺，以为将来赎回开平矿权之用，但当时不
能赎矿，逐以此款投资唐、卫厂及创办辉华玻璃厂之用) ，唐厂因与启新洋灰公司毗
邻，故得启新支持，渡过难关，开工获利。卫厂虽有滦矿投资，仍未解决困难。当时
我父已退休，经股东决议组织唐、卫两厂联合管理处，推我父主持，对两厂金融运筹
调拨。卫厂向银行接洽，发行月息一分二厘公司债(年息一分四厘四)一百八十万元，
以全部财产作抵，由中国实业银行提保还本复付息，由中南、金城等银行包销。当时
银行界均集中于北洋政府公债库券销售，对包销公司债券实属创举 (启新公司过去曾
发行公司债，但不是银行包销)。中国实业银行担保问题，经过反应磋商，几致破裂，
赖以我父以银行创办人身份从中斡旋，勉强通过。后来卫厂开工，因产棉销纱地点优
胜，河南全省只有彰德广益纱厂，并且管理不善，生产不正常，卫厂棉纱遂得行销全
省。到一九三六年(民国二十五年)，公司债全部还清，唐、卫两厂联合管理处已经取
消，同时四厂协商。各自彻底独立，取消总公司，另加地名注册 (如天津华新、青岛
华新等)，从此分道扬镳。
七七事变后，在日本侵略魔爪下，各厂都未能幸免。首先唐山华新纱厂在殷汝耕
冀东伪政权统治之下，受尽压迫，同时北戴河为日商走私集中之地，大批棉纱、白糖
整船运销，唐厂无力与之竞争，最后经当地势力指定与东洋棉纺织株式会社合作，改
为中日合办。后来天津华新纱厂因亏赔不堪，股东意见分歧，急于脱手，于一九三六
年八月以一百二十万元售与日本钟渊纺织株式会社，当时裕元纱厂已在同年出售与钟
渊纱厂。至于裕大纱厂因原欠日本贷款，则于一九三五年为日本东洋拓殖会社接收。
宝成纱厂则于一九三六年为日本纺织株式会社所合并。仅余北洋、恒沅两厂亦负债累
累，由金城、中南两银行组织通成公司北洋收买，恒沅作为债权管理，成为硕果仅存
的华商纱厂。
查日本对中国纺织业的侵略本集中于上海，第二个中心则为青岛，至于天津，自
华新创办以来，为华商清一色的局面。但在七七事变以前，已经风云变色，天津各厂
相继为日厂所吞并，只青岛华新尚在艰难挣扎中。及至芦沟桥事变突起，蒋政府持不
抵抗主义，我们民族工商业明知无法保全，青岛华新纱厂遂一面拆迁，一面借中立国
保护，但终未能脱离魔爪。后来日军进入河南，卫辉华新纱厂亦被迫与日商合作。同
时济南鲁丰纱厂、成通纱厂、仁丰纱厂亦相继在日军压迫下或与日商合作，或者出售，
华北微弱的棉纺织业遂被一网打尽。
(三)青岛华新纱厂沦陷前历届大事记
青岛华新纱厂自创办至公私合营，历时四十年，在沦陷时期中断八年，故抗战以
前与抗战胜利以后，截然划为两节，是两个不同的公司。旧公司系在沦陷初期清算结
束，新公司则在抗战胜利后另行醵资创办。自胜利以来，帐册俱在，有案可稽，兹不
详述。至于抗战以前，则于搬迁之际，将所有图表、帐册、档案尽行焚毁，以免为敌
人所得，至今已无从查考。幸于败簏中觅得二十年大事记，可见梗概，兹抄录于下:
一九一九年， 向上海美兴公司购美国怀丁式纺纱机全付 (套) 14688锭，价美金
531000元整。
一九二○年，向上海美兴公司加购怀丁式纺纱机4500锭，价美金148030元整。
一九二一年，向上海华昌贸易公司加购美国文素式纺纱机11968锭(纺细支纱) ，
价美金295203元整。
一九二六年，加合股线机两部，以资调剂营业，先作试办性质。
一九二七年，加合股线机十部、并简机五部、粗梳机六部、并卷机一部，纺42支
等以上及60支各项细纱，价折华币116900元。
一九二八年，又添怀丁式细纱机五部共1920锭，价美金10000余元。
一九三二年，改大牵伸后，粗纱有余，又向上海信昌洋行添购英国斯迈雷式细纱
机二十二部共8832锭，价7843英镑。
一九三四年，因陆续添购线机十余部，出线日多，遂加办法国烧毛机一部，纺六
十支烧毛纱线，机价42000余法朗，嗣又添德国烧毛机一部。
一九三五年， 办布厂，购英国哈特雷斯布机250台，织二十磅细布、哔叽、斜纹
等，机价8400英镑。嗣又添自动步机250台，又筹办蔡家庄轧花厂，推广值棉。
一九三六年，办染厂，向德国、日本购洗布机、丝光机、安尼林机、轧光机、并
向上海沅兴昌、兴鸿昌等厂订购煮罐、染槽、烘干机等，开始漂染阴丹士林及各种色
布、漂白布。
一九三七年春，添印花机及一切附属设备(自设雕刻间刻制铜花筒)，出售印花哔
叽、贡呢等。
(附注)查本厂创办之际，当地仅一家纱厂，既无营业竞争之苦，故市价常比他处
为高，当时营业颇为顺利，股息红利甚优。嗣后各外厂勃兴如雨后春笋，财力丰富，
锭数较多，本厂规模既小，夹处其中，营业困难，远非局外人所能预测，故一九二四
年度竟无余利可分。嗣后研究翻新花样，改纺细纱股线，于一九二六年首先试办二部，
不敢遽作大量投资。嗣经研究成功，遂于一九二七年正式添办线厂，纺销细货。但嗣
后各厂亦渐趋细纱，竞争较剧，故本厂顺应潮流，逐年进步，于一九三二年改用大牵
伸，增加细纱机八千余锭，减轻工费，营业复有起色，正红利至一分。嗣后世界不景
气潮流波及东亚，所有南北各纱厂均感亏赔，停工歇业者不计其数。本厂在此环境之
中，苦心孤诣，筹化奋斗，遂由常务董事周志俊出国考察、历至英、美、德、法等国，
首先添办烧毛机、丝光轧光机、刮绒机等，归来之后，遂办布厂，俾纺织连锁，互相
补充，同时提倡植棉，创办轧花厂，改良斯字美种棉，颇见成效。至一九三六年夏筹
办漂染印花厂，所有设备完全，在华北首屈一指。当时花色布销路普遍南北，蒸蒸日
上，不意抗战突起，局势骤变，二十年之功，毁于一旦。
以上为抗战前所作大事记，盖历年设备的扩充，从最初一万四千余纱锭，逐年加
至四万四千余纱锭，八千余线锭、五百台布机，精梳烧毛等特殊设备为当地日本厂所
未有，并加以全套漂染、印花、整理设备，成为纺织印染的全能厂。最初动力为蒸气
引擎，中间并曾改装瑞士卜朗比厂的蒸气透平，由我侄周伯鼎主持改用电力马达传动，
并安装高压锅炉，加装省煤器、加热器、鼓风机等，以提高效率，节约能源。尤其是
由周伯鼎设计的新式软水机，延长了锅炉寿命。盖对于机器的扩充，设备的革新，固
始终不懈，因此能立足于竞争之场，而处于不败之地。
我厂原本资本一百二十万元，在一九二一年扩充为二百一十四万元，一九二四年
扩充为二百七十万元，以后迄未增资。但逐年扩充设备，积极发展，所需资金均从积
累中来。统计自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三六年共十八年，计分红利一分八厘者一次，一分
四厘者一次，一分二厘者二次，一分者二次，九厘者一次，七厘者一次，五厘者二次，
四厘者一次，二厘者三次，无息者四次，平均十八年为年息六厘左右。在当时分配息
率计算，在各纱厂中可谓最保守者。成以初开创数年，为纱厂黄金时代，一般纱厂均
大分股息花红，而青岛华新纱厂最多只分一分余股息。至于帐面公积折旧，到一九三
六年为二百万元，但实际不止此数，盖平日在帐目处理上，许多资产性开支列入消耗
方面，作为纱布制造成本，降低盈余数字，无形中增加了产业价值。故在一九三六年
帐上，固定资产约五百万元，实际资产价值远在此数之上。在当时余父子主持此厂，
常受一般股东责难，甚至谓大股东把持，不恤小股东困难，但以青厂环境特殊，为公
司长远利益计，不得不尔。
(四)青岛华新纱厂胜利后的赎回
青岛华新纱厂在沦陷期间售归美商中华平安公司，后又转手售于日商宝来纱厂，
本无赎回之望。但当时国民党政府明文规定，凡沦陷区被迫出售及售价不及原价一半
的，可以申请赎回。青岛华新纱厂系沦陷后被迫售出，并且售价远在资产价值之下，
因此，我径上呈文于当时的经济部长翁文灏，请求赎回，并托翁友人齐耀琳、翁部下
张滋等说项，但迄无结果，盖当时重大事件取决于宋子文，翁固无权。
是时国民党政府接收人员尚未到青，我遂先赴青岛。而地方政权青岛市长李先良
已将各日厂接收，派人管理。我旧日华新同仁有参与接收工作的劝我通过李之势力，
先行收回原厂，造成既成事实，但我顾虑产权不稳，故未采纳。因赴美领事馆，取得
当年美商平安公司被迫出售及华经理顾志恒被扣押的证明。以说明华新售与平安公司
是挂洋旗求保护的性质，平安售与日厂是被迫的行为，拟此证明向国民党政府交涉。
我为平安公司中国合伙人，该公司美国总经理范克令建议用卫乐尔 (陈纳德航空公司
副经理) 为平安公司协理，卫与宋子文交好，可以用美商名义取回华新。但我念华新
为我父创办，堂构相承，不欲沦为异族工业，使我变成买办，故决计用华新名义申请，
舍翁文灏而走宋子文门路。
余所办利安企业公司经理沈章甫、陈锦文夫妇与宋之左右甚熟。成以沈之堂兄沈
籁清为宋之亲信，因新去南京，通过宋之部属向宋进言。当时十去南京，自夏徂秋，
几经反复，最后始获批准。将华新厂产分为两部分，计华新原有部分，向平安出售价
格为国币一百七十万元; 按当时汇价折合美金502164元，以赎回时外汇官价3350元折
合法币1682249400元，分四个月交清。至日人增益部分，由由中纺公司、敌伪产业处
理局共同估价为法币1701486977元，于两年内分二十四个月付清(后来此款提前清还)。
当时外汇作价、分期付款等办法，均经反复奔走。对宋子文方面，主要是通过沈籁清、
徐堪诸人，只是酬酢请托，没有经济报酬，至对其左右，均不能不以金钱点缀。
我既取得批示后，遂携经理章允美赴青活动。是时中纺公司已经成立，各厂均已
开工，对华新并不愿交出，百般阻挠，因复进行活动，多方联络。当时一般敌产，均
由敌伪产业处理局标价或批赎，如大陆烟厂、阴(阳)本印染厂等，均有大量流动资产，
连带购进，故不待开工生产即可获得，甚至有将流动资产转手售出，而以该款交付标
价者。国民党政府中人购结资本家，共同分肥，无所不至。但华新纱厂系从中纺公司
手中接收， 而中纺同时经营其它七个纱厂， 一个印染厂，因而在移交之前，将华新
(当时为中纺第七厂)的原棉、物料、染料全部调拨他厂，仓储一空。为了维持开工，
只能向中纺借垫一部分棉花，同时因向我有关的上海信和纱厂商运外棉来青接济，需
要大量的流动资金，才能运转，而接收的只有固定资产。如果找人合作或发行股票，
吸收游资，亦尚可以充裕实力，惟因平日门户之见较深，视青厂为禁脔，不愿开放股
权。遂指定我所主持的上海各企业投资，如华茂银行、信和纱厂、信孚印染厂等，均
成为华新大股东。各该企业因此消耗实力，以致渐有捉襟见肘之势。后来信和纱厂失
败原因甚多，资力分散亦为主要原因之一。
沦陷初期，华新已经结束，股本均已发还。此次既以原名义赎回，因按最后股东
名册，一律无代价予以恢复，按票面开值三百倍 (原二百七十万元，现作价为八亿一
千万元) ，作为老股、不收现金。另发行票面股、溢价股两种，票面股为老股东的特
权，每股得按票面认购一股(共八亿一千万元) ，不愿交者得以转让;另以三亿八千万
元按票面由平安公司认购，作为酬劳。此外发行溢价股二十亿元，按票面超过八成发
行，计每股票面一百元，实收一百八十元，溢价之款收入公司公积金项下。故资本为
法币四十亿元，公积十六亿元。当时溢价股名为开放给新股东，实际由我分配给我在
上海的有关各企业，形同派销性质，最初视为权利，后来竟成负担。华新资金除交付
购价，并补进原料外，极不充裕，故只开纺织部分，印染厂始终未能开工。青岛三个
印花厂，只有中纺与阴(阳)本生产。后来青岛在我人民解放军严密封锁下，原棉缺乏，
纱布滞销，只有仰给于善后救济总署与美资金一援会的上棉接济。同时将纱布运沪销
售，所得资金一部分调青维持开支，一部分就沪、汉各地采购原棉。并以一部分纱布
通过外销纱布管理会换取外棉进口，由副总经理郭学群与外销会联系，维持生产。
当时开工既不正常，营业亏赔甚巨，积欠美援会大量纱布。在此种资金竭蹶情况
下，我看到上海纱厂界纷纷将资金外调，在香港设厂，遂从华新挤出部分纱布南运，
逃避资金，虽限于资力，为数不巨，而影响生产则关系不小。我个人亦曾亲赴台湾、
香港，准备折机建厂，但折机则有职工护厂，新建则资力不足，故往返徒劳，迄无行
动。至解放后，虽以逃避的外汇由香港购运一部分原棉与染料回青生产，但同时我在
上海经营的信和纱厂、茂华银行发生严重困难，曾以茂华外汇接济信和，华新外汇接
济茂华，名为统一调济，实则挖肉补疮。后来虽各以其它产业划抵转帐，清虎了结，
但在华新则生产资金受了影响，增加了困难。我当时处境困难万分，幸赖党和政府大
力照顾，花纱布公司加工订货维持生产，职工群众积极努力，逐步克服了困难。至旧
欠美援会纱布则系人民财产，转作公股，因此走上公私合营的康庄大道，成为社会主
义企业。
(五)青岛华新厂经营管理点滴经验
华新四个厂虽均属我父所创办，但我始终负责者只是青岛华新纱厂，故对青岛华
新情况知之较详。青岛华新纱厂处在日商纱厂包围之中，以一敌九，孤军奋斗，相持
近二十年，不但未至倾覆，反有欣欣向荣之势，揆厥原因，则外在因素为主导，盖工
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中外纱厂区别对待。在大革命时期，青岛日本纱厂
大罢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对敌斗争，但华新纱厂始终未受波及。当时我个人尚
自命为管理得法，劳资合作，实际是由于受到党的照顾。此外，则在历次抵制日货时
期，在党的领导下，人民爱国热情激发，迫使日厂纱布大部分转运南洋销售，因而华
商产品几乎独占国内市场，获得堪丰。一般纱厂多半于此时大分红利，只图眼前利益，
一旦不景气到来，即相继倒闭。而青岛华新纱厂，独以此额外收益充裕后程，改善设
备，巩固基础，故能立于不败之地。同时在经营管理方法上，亦起了一定的配合作用，
兹就个人点滴经验，略述如下:
生产管理方面
1.注重技术管理，重用技术人才。
在第一次大战前，我国纱厂一般实行工头制，实权操在工头之手。机器的维护则
依赖所谓老柜的机器匠，而工务长与车间管理员，只是管理事务与记账员耳。自张季
直在南通办纺织学校，聂云台在恒丰纱厂内办纺织传习所，始培育出技术干部。而我
父亲在北洋政府中任全国棉业督办，亦在天津设棉业传习所，培养纺织与植棉人才，
虽班次不多，但华新后来的技术干部，除南通纺织学院的毕业生外，大多数皆棉业传
习所同学。然天津华新厂最初仍用包工制，后来才收回自管。
青岛华新管理制度经过三变，最初用工务长制，由无锡人吴锦云担任。吴在业勤
纱厂多年，记帐员出自，始终不懂技术，故生产调度工作均假手工头与机匠。后来改
为工务长与总工程师并行制，用常州人李雪真(老经验)为工务长，留日纺织毕业生汉
中人史镜清为总工程师。但生产管理与技术管理分属两人，不分高下，时起摩擦，技
术措施亦得不到贯彻。最后改为工务长兼总工程师制，由史镜清一人兼任两职，同时
将车间管理员大部分换为棉业传习所学生。此外，又设考工科，增添技术干部，加强
技术管理，建立各种规章制度，不似过去放任自流。因此在提高质量、增加产量 (最
初每锭二十四小时只出十六支纱一磅，后来二十支纱二十四小时出一磅有余，虽比解
放后单位产量仍相差甚远，但在当时已超越其它纱厂) 、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
等方面，均有显著成效。
中国过去工厂内有“文武场”之分，有如鸿沟。所谓“武场”是机器匠，衣钵相
承，专靠实践; “文场”则是管理人员，包括学校毕业的技术人员，只重理论。青岛
华新纱厂提出口号，要“文武场合一”，故对工人设技术补习班，传授技术理论; 对
学校毕业组织实地操作，注意机器保全，虽未收到合一之效，亦起了一定作用。
2.不断改进设备，经常注意维修
纱厂保全机匠在日本厂地位很高，但在华厂向来不受重视。青岛华新设保全科，
配备技师、技术员，分别负责。同时以重金选聘上手机匠，如钢丝机匠沈顺泉，曾为
海京洋行到新疆等地装机，华新招来负责钢丝保全。
十余年来，对于机器改善，不断随潮流前进，如细纱改大牵伸后，前纺有余，得
以扩充细纱锭，降低成本。一九三三年我赴英、美、德法考察纺织，在德、法两国买
进烧毛机，从英国购进园筒精梳机，制造细纱细线。并买进大钢铃合线机制造六股线，
为织花边之用，均系当时日本厂所未有。此外在清花除尘方面，见外厂说明书中有新
式设备，均采购试用。经常研究改良设备，同时奖励厂内革新工作，当时虽不能重视
群众改造，开展革新运动，但对于一般技工亦鼓励创作。如摇纱车间的着水机，曾经
多次改造，泼水均匀，纱支不乱，即日本厂亦曾来参观仿效。
3.经常派人到各地参观学习
当时各厂技术秘密，讳莫如深，固不能如现在的经验交流，但华新为保持进步，
仍派人通过各种关系向各地吸取新技术与新的管理方法，计分公开与秘密两途，公开
途径则以本厂成绩稍负时名，得以与他厂谅解，互换参观; 至秘密方法，则派技术人
员与工匠以探亲访友关系，混入他方，调查学习，尤以对日本纱厂的技术秘密，全靠
偷学，由于双方职工均有爱国热忱，大力支持。总之，常以不断革新为目标，不以已
有成绩而自满。
4.加强职教育，注意福利设施
在西坦宿舍区与工厂花园内，均建有学徒大楼，分别为男女学徒宿舍。门外用花
砖砌成“互相合作，华新精神”八个字，这个标语，即代表主持人的主导思想。当时
我所住为旧式的南楼，而学徒宿舍为新建的大楼，即以此为标榜。在华新初期，值鲁
省连年遭水旱之灾，后来张宗昌祸鲁，民不聊生。华新在临清与滨县两处招收农民子
弟来厂作艺徒，因青岛当地工人仍有工农并重的思想，出勤率差，不如艺徒可靠，而
且艺徒待遇低，可以加重剥削。但农民子弟不习惯工厂生活，又以待遇恶劣，到厂后
时有逃亡，因而严作戒备。上下班派人押送，回宿舍后监视行动。但管理制度愈严，
工作效率愈低，所谓扬汤止沸。后来认识高压不是办法，因延关锡斌 (参加革命后更
名管易文) 来担任人事科长，管理职工宿舍、艺徒教养、改建大楼。关与艺徒同吃同
住，并设俱乐部、开讲习班共同学习，打成一片。在我是为了缓和劳资矛盾，在关氏
则为了接受群众，传播进步思想。后来抗战发生，有一部分艺徒加入革命阵营。
在旧社会，工厂对于工人，只作为劳动力使用，不加培养，有些工人是文盲，谈
不到技术理论。华新自一九二九年起，开办职工补习学校，以工务长史镜清为校长，
在工作之外树立师生关系。对于教室设备、教员经费，均由工厂大力支持。当时刊物
中曾提出“补习学校的设立，可以为增高工人生产能力的原动力，消灭劳资斗争之根
本剂”，则设校的目的昭然若揭矣。八年之间，前后毕业约两千人。最初举行编级，
测验识字者编为高级，不识字者编为初级，分早晚两班，每日一小时，至一九三○年，
高级班毕业生有继续求学兴趣，遂加设特级班，自行编印纺织技术讲义。一九三一年
设特级二年一班，以求深造。至一九三二年，则按照当时劳工教育方法，改定各班名
称与修学办法如下:
班 级 表
纺织专修班 本科三年
纺织专修班 预科一年
职业补习班 二 年
公民训练班 六个月
识字训练班 六个月
除少数文盲工人，按照厂内各部分比例摊派入学，为了扫盲，带有强迫性教育性
质以外，其他则鼓励其求学精神，自愿入学。尤以纺织专修班课程，有代数、几何、
画图，理化大要、英文，虽人数不多，而学生乐于求学。同时，因工人中优秀学生得
提升为职员，如路锡纯，吕劝显等皆工人出身，这对一般工人更是莫大鼓舞。旧式工
厂职员与工人显然为两个阶层，华新首先从工人中提拔职员，在一般纱厂为罕见。在
当时除教学之外，并组织旅行(游崂山)、运动(篮球队等)及各种文娱活动(国剧社)，
以联络感情。
除职工补习学校外，还办了华新小学，我自兼校长，招收职工子弟和当地学龄儿
童入学，历年毕业生不少，有的考入中学，家境贫寒的尚可申请助学金。青岛自行车
厂副厂长孙鸿正即华新小学毕业生。后来又举办怀幼院，为幼儿园性质，招收职工的
学龄前子女。
华新办有职工俱乐部，开展业余的文娱活动，在年终时组织同乐会，资方与职工
同庆，除职业剧团外，并有本厂职工参加演出。此外，一九三五年还组织“同人进德
会”，以我为会长，全体职工为会员，该会规定: “以研究学术，交换知识，提倡正
当娱乐，屏绝不良嗜好为主”，“以勤俭为信条”，“烟、赌、嫖为禁条。”并提出
“励行早起，努力职务，减少应酬，力绌浮华”。下设许多小组，计有书画组，乒乓
组、音乐组、游艺组、蓝球组、足球组、网球组、台球组、微考尔夫球组等，职工自
愿参加。
华新为了宣传劳资合作，对职工提倡“老关系”，培养、吸收职工子弟进厂工作，
故有两代人在厂服务的。同时为了维系人心，对全体职员和一部分工人创办储蓄、慰
劳金制度，按薪金百分之十由厂提给慰劳金，另由月薪提百分之五为储蓄金，工作在
若干年以上的，可以领作养老。另外由矜恤部，由厂方拨存基金，为职工疾病死亡周
济之用。厂中有中西医部及药房，免费医疗，又有设棺处及义地，备职工死亡埋葬之
用。
总之，通过以上种种办法，青岛华新纱厂在劳资关系上，收到缓和矛盾的一定效
果，生产成绩在一般纱厂之上。因此，一方面维护了资本家的利益，一方面也增加了
对日本纱厂竞争的本钱。现在看到日本丰田汽车厂的管理办法，使工人以厂为家，造
成丰田城，实与我当日设想大致相同。
业务经营方面
1.重视质量，经常调查市场需要。山东销纱地区在抗战前为潍县、昌邑、大岭，
号称有十万布机，与河北的高阳、江苏的南通同为土布中心。当时贩纱客商均住青岛
义德栈，最大客商为王德普，专门推销我厂纱支。我厂除在纱厂内设有试纱室日夜检
验质量之外，并经常派人至集市上听取各用户意见，并买回日厂棉纱作检查比较。有
一次用户反映我厂棉纱捻度过松，拉力不足，因派人深入农村织户家内检查，并携回
各种日厂棉纱作对比。查当地织布浆纱多用土法，故对棉纱质量的要求与新式织厂不
同，我厂乃设备人力织布机与浆纱槽，作为织布试验室，在与农村同样条件下，检验
本厂棉纱的质量，以符合用户的要求。
2.增加品种，研究新品种
山东销纱最初是十六支，后来逐步改以二十支纱为大宗。但日本纱厂竞争剧烈，
我厂遂改纺三十二支，后来日本纱厂又加纺三十二支，我厂遂试做股线。所出四十二
支双股、四十二支三股、二十支三股，为乡农缝纫之用; 更研究制造二十支六股、三
十二支六股，为胶东织花边出口之用。因市场销额不大，已为我厂捷足先登，日厂既
无意仿制，遂成为我厂独占之局，利润较大。最后添购了精梳烧毛设备，遂试制六十
支双股线。当时在国内各厂制造此种细纱细线的尚不多，因为技术和设备的要求较高，
我厂在纱厂之外，添办了织布厂。由于日厂织机台数甚多，专织十二磅平布，我厂遂
添设刮绒机，生产一部分十五磅绒布，为乡民作卫生衣之用。嗣后又创办印染厂，生
产各种漂白、染色、印花布匹，经常研究花样翻新，并聘请熟悉市场情况的售货员，
经常与客商联系，了解情况，研究新的品种，以销定产，故无滞销积压之患。
3.开辟新市场
本厂最初开工之时，青岛只有日商内外棉和华新两家，故所出棉纱尚不能满足市
场需要。后来青岛有十家纱厂，市场有充斥之患，本厂乃另壁蹊径，棉纱以南运为主，
在上海设办事处转销广邦。因为注重质量，捻数低，拉力强，故三十二支松鹿牌棉纱，
四十二支五子牌双股线，在广帮中颇负声誉。至六股花边线，则在栖霞、莱阳畅销，
以烟台为聚散地，我曾亲赴烟台调查。所出次牌在即墨行销，由即墨人王文秀包销。
及添办布厂后，亦以日货先占据了山东市场，遂舍近图远，派人至西安销售，整车发
运。及至染厂完成，则以日本纱厂并无印染设备，日商瑞丰染厂资力不厚，且只有印
染，并无纺织，非全能厂，故我厂以自纺、自织、自印、自染为号召，并利用提倡国
货，抵制日货的口号，畅销南北。在天津、上海、济南等埠，除联系各客商批发外，
并直接设店零销，以考察市场动态，当时业务有蒸蒸日上之势。
4.重视原料品质，保证质量
查纺织印染本是一条龙，纱厂以棉花为原料，布厂以棉纱为原料，印染厂坯布为
原料，是以掌握原料才能保证质量，防止扯皮。而且适应市场需要，更换品种时，只
有自纺、自织、自印、自染才能随机应变，不受牢制，此乃本厂取胜的关键。日厂所
用原棉，除由美、印运来外，一般华棉由日本洋行委托华商经手，以济南、张店为聚
散地，故常有搀潮、搀杂之患。我厂为了保持原棉质量，自在产棉共设庄，当时山东
有两大棉区，在运河流域，以临清为集散地; 在黄河流域，以滨县为聚散地。我厂在
临清设庄，收夏津、高唐等县原棉;在滨县设庄，收蒲台、利津等县原棉，自行开称，
减少中间搀假机会。
当时山东建设厅在齐东、夏津、临清等十余县设改良场，推广脱字棉，邹平乡建
设研究院亦有棉业试验场，推广改良棉，我厂以华商关系，得以向他们尽先收购。而
最重要的，则在一九三五年，我担任青岛工商学会理事长，该会为民众团体，目的是
使技术与生产相结合，沟通知识界与工商界共同发展建设。虽无其它成就，但由华新
出资，用工商学会名义，在青岛设植棉总场，在高密设植棉分场，由叶德备为技师，
附设学习班，最初推广金字棉，后来试验斯字棉，颇有成效。山东原为脱字棉与金字
棉区(日本人从朝鲜运来金字棉，曾在滨县一带推广，山东建设厅则采用脱字棉)，但
斯字棉后来居上，棉长絮多，可纺四十支以上纱支，因在高密大力推广。为保留良种，
由华新在蔡家庄自设动力轧花厂，收进籽棉自轧。同时，号召农民组织生产合作社，
两年之间成效卓著，因在安丘开辟第二植棉场。
我曾亲至高密、安丘视察，当时农民对棉业合作社均极拥护。新棉上市时，高密
棉农肩挑车推，云集蔡家庄轧花厂前，既省却棉商中饱，而我厂亦取得良棉纺细支纱，
同时保全纯种，为下年度之用。不意正在积极推广之际，而中日战争突起，高密轧花
厂遭日军破坏。但高密植棉基础深入农村，至今斯字棉仍为优良品种，高密成为斯字
棉良种品种产区，实以华新植棉技师叶德备之力为多，叶德备技师在解放后仍在山东
经营良种推广工作。
我搞棉纺织业，深深体会到要保障纱布质量，必须掌握原棉，不能假手商贩。除
在青岛华新办有成效外，后来在上海办信和纱厂，亦曾派植棉班学生到安庆、东流试
办植棉场，并在南通商购棉垦公司土地二万亩，准备抗战后发展优良品种，但均成画
饼。
财务管理方面
1.自设金融机关，调动款项
我国人经营工业，多半为资力所限，往往将股本投入固定资产以后，原料成品、
周转资金即感竭蹶。我厂亦有同样情形，但因我父当时主管其它企业甚多，可以酌盈
济虚，彼此调剂。最初组织惠通银号，附设在华新青厂之内，由启新、滦矿等公司存
款，由银号转货与华新使用。后来扩大为华新银行，由启新、滦矿、华新等公司投资
为股东。当时所谓北洋实业团体，有两个金融机构，一为中国实业银行，一为华新银
行，后来华新银行又缩小为久安信托公司。在华新银行时期，津、沪设行，至久安信
托公司则只在天津一地，但对青岛华新纱厂的挹注起很大作用。在“七七”事变时，
青岛华新结欠久安公司尚有百余万元。多财善贾，故能在棉区设庄收花，而厂内经常
保持四、五个月原料，以保证供应。在青厂售归平安公司后，始将久安公司欠款还清。
我经营工业数十年，深感工业资本必须与金融资本相结合，方能长袖善舞。我在
上海办信和纱厂、信义机器厂、信孚印染厂、新安电机厂、新业制酸厂等工业，除与
诸大银行联系外，仍自办茂华银行以资挹注，仍是从我父过去遗规。
2.多积累，少分配，为青岛华新经营原则
当时各厂在顺利时多分红利，一遇逆风即难立足。我考虑到纱厂盈虚无常，尤以
我厂在日厂保围之中，必须少分股利，多留后备。因此我厂除一般公积金折旧外，对
帐务的处理有两个特点: ①一般添置与修建，应当付作资产的，尽量作为生产费用开
支报销，或摊入制造成本，以降低盈余、减少分配。如当时改用电力传动，买进瑞士
卜耶比厂电机、德国西门子马达，因系革新而非扩建，故每月摊入制造费用，而不作
资产入帐。②库存大量原棉，每次付用时，常按超过进价的数字报支，尤其在原进价
低于市价时，即按市价报支，原进价高于市价时，即按进价报支，使栈存原料价格逐
步降低，成本暗盈。当时因棉价涨落甚大，纱厂时亏时盈，本厂有此平衡准备金，隐
藏于栈存棉价之中，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以上所谈经营管理的情况，仅就个人记忆所及，略述梗概，一鳞半爪，实不足以
窥全貌。尤其是资本主义的企业，有其根本缺陷，盖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是对抗性矛盾，
因此在资本主义企业中不可能走群众路线，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资本家尽
管高唱阶级调和，劳资合作，也不可能树立群众观点。因此，所谓资本主义的经营管
理经验，不过在个别问题上有所成就，可资参考。回忆在旧社会三座大山压迫之下，
民族工业时有覆败之虞，真不免痛定思痛。当前向四化进军，各尽所能，余已年逾八
旬，聊就回忆所及，记录当时点滴经验，以作刍荛之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