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来，济南市的物价管理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即旧中国半封建、半殖
民地经济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之后社会主义经济时期。两种不同时期的社会制度决定了
物价管理的目的、策略、方法各不相同。
鸦片战争后，德、日、英等国相继在济南设立领事馆，开办银行、教会、商店、
学校等，使济南的经济出现以资本主义为特征的价格形态。
民国初期，由于军阀混战，洋货倾销，济南市场物价波动较大。第一次世界大战
期间，欧美帝国主义暂时放松对中国市场的控制,济南的民族工商业发展较快，市场
物价平稳。1935年11月至抗日战争爆发前，济南市场物价基本稳定。
1937年12月日军入侵济南后，对物价实行战时“统制”管理，至1945年秋，日军
八年侵华战争给济南经济造成严重破坏，商品短缺，货币贬值，物价暴涨。
1945年9月，日军投降，国民党政府对济南实行掠夺式“接收”，发动内战，济
南市场粮、棉、油、布和日用品奇缺，物价飞涨。抗日战争前夕可买一头黄牛的钱，
到1948年8月只能买到一粒大米。
济南解放初期，面临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通货膨胀局面，1950年10月又发生朝
鲜战争，不法商贩趁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投机倒把活动猖獗，物价上涨。济南市
执行中共中央提出的“边抗、边稳、边建”的方针，采取果断措施，调集粮、油和日
用生活品投放市场，打击投机倒把活动，并对职工实行生活用品供给制和折实工资制
，发行胜利折实公债,从而稳定了市场物价。1952年批发物价总指数比1951年仅上升
1.6％，从根本上扭转了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的局面。
1953～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济南市在开展增产节约和“三反”、“五
反”运动的同时，加强市场物价管理，对纺织品实行定量定价供应，其他日用工业品
实行统一定价；对重要农副产品的粮、棉、油实行统购统销；调整各类产品差价；促
进了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市场物价稳定。
1958年以后，由于工作的失误，再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使济南市工农业生产大
幅度下降，物资供不应求，物价上涨。1961年集市贸易价格总水平比1957年上涨5.1
8倍。为保证人民的基本生产生活需要，济南市人民委员会对18类日用消费品实行凭
票证定量定价供应，对某些副食品、名烟、名酒、手表、自行车实行高价敞开供应。
1961年后，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步好转，物价总水平略有下降。1965年济南市零售物价
总指数比1961年下降24.7％。1965年底，实行高价的绝大部分商品退出高价范围，恢
复正常牌价。
1966～1976年，济南市按照中央规定，于1967年8月20日全面冻结市场物价。这
种物价政策，形属稳定，但产品价格长期得不到合理的调整，价格不合理的问题越积
越多，不得不依靠财政补贴来维持再生产，结果不仅影响了行业的正常生产，也影响
了正常的经营和商品流通。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济南市根据国务院和省政府的统一部署，对价
格体系和价格管理体制进行一系列改革。1979～1984年价格改革采取的主要方针是“
调放结合，以调为主”，改革的重点是围绕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解决农产品和原材料
价格偏低的问题，提高粮、棉、油、麻、木材等农产品收购价格；有控制地提高肉、
蛋、水产品等8类主要副食品及其加工制品的销售价格，同时给予城镇职工适当补贴
；适当提高煤炭、钢材等主要采掘工业和原材料工业品价格，降低涤棉、化纤布、手
表等价格。在价格改革的同时，对物价管理体制作了一些改革探索：逐步下放价格管
理权限；部分农副产品实行议购议销价格；部分工业品实行浮动价格；部分日用三类
小商品分期分批地放开价格，由工商企业协商定价。
1985年后，进入以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的全面价格改革的新阶段。这个阶段
价格改革的主要方针是“放调结合，以放为主”，改革的重点是解决价格管理体制中
“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问题。1985年按照国务院和省政府的部署，济南市主要是
将粮食收购价格和农村销售价格，由统购价格，改为合同定购价格，合同定购外的粮
食可自由购销：调整生猪等畜产品购销政策，实行指导性议购议销，放开猪肉、牛羊
肉价格；放开蔬菜、鲜蛋的销售价格；放开部分工业品价格，调整统配煤的质量差价
、地区差价和短途运价。通过改革，初步理顺了一些不合理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和非商
品收费标准，进一步扩大了部门和企业的权力，使物价管理上集中过多、统得过死的
状况有了一定的改变。至1985年，价格改革初见成效。全民所有制1978年到1985年济
南市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指数上升57.7％，职工工资指数上升116.2％，人民生活水平
显著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