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时期,是党的历史上“左”倾错误危害最大、时间最长的时期。
十年动乱中,济南是山东的重灾区。在所谓“横扫四旧”、“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路
线”、“踢开党委闹革命”、“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一系列风暴的冲击
下,市委及所属各级党组织在运动开始不久即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
受到批判斗争,甚至撤职罢官、开除党籍;广大党员被停止组织生活;文化教育事业和
历史文化遗产受到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遭到践踏;国民经济蒙受巨大损失;城乡
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党和人民的优良传统与道德风尚在相当程度上被毁弃;形而
上学猖獗,唯心主义盛行,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派性严重泛滥。1975年,邓小
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在全国实施全面整顿,济南市的生产、工作
、社会秩序出现转机。但是,1976年开展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全市再
度陷入混乱。直到1976年10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文化大革命”这场长达十
年之久的动乱才宣告结束,使济南市同全国一样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一、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
1966年5月5日,市委召开常委会议,研究贯彻中共中央、省委“关于开展社会主义
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决定成立市委文化革命办公室。5月25日,市委召开全市行政17
级以上党员干部(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要求“彻底批判学
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化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
中的领导权”。同时,要求“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
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开始,广大干部、党员
、群众对这场运动没有思想准备,也很不理解。随着“中央文革小组”一再发动,6月
初,全市中等学校开始停课开展运动。6月12日,市委抽调1314人组成工作组,到中、小
学和文化单位,领导开展“文化大革命”,力图控制局势。但是在“造反有理”、“把
矛头指向党委就是大方向”等口号下兴起的“红卫兵”运动,却把矛头首先指向了文
教系统的所谓资产阶级“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致使一大批知
识分子被诬为“臭老九”、“牛鬼蛇神”,受到残酷迫害。8月9日中共中央公布《关
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之后的两个多月,全市101处各类中等学校建立起“红
卫兵”组织475个,参加“红卫兵”的26286人,占师生总数的39.1%。这期间,“红卫兵
”走上街头破“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并冲击寺院,毁坏
文物古迹,勒令政协、民主党派解散,进而自行抓人、揪斗、抄家,将“牛鬼蛇神”游
街示众。许多长期同党合作共事的爱国民主人士、原工商业者和归国侨胞也受到冲击
和迫害。10月以后,全市掀起“踢开党委闹革命”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恶
浪,市委、市人委和各级党政组织相继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受到
严重破坏,全市陷入极度混乱之中。据不完全统计,自8月23日至10月13日,在“斗、抄
、挖、赶”中,全市被抄家的共20075户,占全市总户数的13.11%;查抄现金(包括存折
、公债)376万多元,黄金9503两,白银5488两,银元60326块;有7400户、22197人被赶往
农村,分别占全市总户数、总人口数的4.8%和3.15%。
1967年1月24日,由9个“造反派”组织组成的“济南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
夺权委员会”,在职工剧院召开全市有线广播大会,声讨“济南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和
坚持资反路线顽固分子的严重罪行”,并宣称夺了市委、市人委的权。2月6日,“济南
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夺权委员会”改称“济南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革
命委员会”。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济部队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进驻济南
市有关单位开始执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和军管、军训)任务,直到1973
年9月底部队全部撤回。2月26日,“济南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革命委员会”
改称“济南市革命委员会”,并发出“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统一管理”的《
通知》。此后,大批领导干部被诬为“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帮
”,受到残酷迫害。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事件不断发生。1967年5月7日,以张春桥、姚
文元来济南作报告为导因,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王效禹调集10万群众,包围了在省革
委大院内的另一派群众,进行人身摧残,企图压倒反对派,结果造成两派不同观点群众
组织之间的武斗和严重冲突。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等政法机关也遭到严重破坏。1
968年12月17日,济南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群众称其为“棒子队”)总指挥孟庆芝以清查
黑材料为名,指使文攻武卫打手强占馆驿街公安派出所,在全市掀起了砸烂“旧公检法
”浪潮。1969年1月25日,文攻武卫指挥部占领市区4个公安分局和38个公安派出所,声
称“公检法一切大权归文攻武卫工宣队”,致使公检法机关一度瘫痪。
1968年3月,中共济南市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成立。1969年9月,中共济南市革委核
心小组撤销,建立中共济南市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同年11月开始,市革委直属部
门及各区县革委陆续建立起党的核心小组或核心领导小组。
二、进行“斗、批、改”
1968年8月22日,济南市革委决定组织以工人为主体、有解放军指战员参加的毛泽
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等单位。8月28日,首批54支“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
学校、医院及文艺团体。此后“工宣队”、“军宣队”的进驻扩大到除军管以外的各
级党政机关及企事业单位,“斗、批、改”运动在全市全面展开。主要开展了以下活
动:
一是组织“革命大批判”。按照1968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
社论《吸收无产阶级新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问题》的要求,部署城乡上下开展“
革命大批判”,为进行所谓“吐故纳新”的整党建党作舆论准备。大批判中,歪曲事实
,断章取义,批判所谓刘少奇的“黑六论”(即“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
、“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同时,上
挂下联,把“文化大革命”以来各单位揪出的所谓“叛徒”、“特务”、“死不改悔
的走资派”作为活靶子,进行狠揭猛批。
二是开展“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
张浪费)和清理阶级队伍。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
的指示》;2月5日,又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
浪费的通知》。据此,济南市革委成立了领导小组,下设“一打三反”办公室,部署各
单位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点带面,全面掀起大检举、大揭发、大清查、大批判高潮。
截止1971年11月底,全市在“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中,共挖出“叛徒”、“
特务”、“历史反革命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7879名,“现行反
革命分子”3472名;揭发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罪行10000元以上的29人,5000元以上
的71人,1000元以上的1368人,赃款总金额540万元。这次运动虽然打击了一些反革命
分子和经济犯罪分子,但在“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加上资产阶级派性影响,因而制
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
三是清查“五·一六”分子。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1970］20号、［1971］13号
文件,济南市革委于1971年3月15日决定在全市清查“五·一六”分子,并成立领导小
组。清查的重点主要围绕山东省革委排出的14个大事件中发生在济南的8个进行,即:
“策划应变部署,妄图制造山东大乱”、“济南、青岛两代表团声明”、“冲击针钉
厂”、“冲击四好连队闭幕式”、“文攻武卫进驻公检法”、“冲击公安局”、“冲
击军区机关清队学习班”、“冲击七三一三工厂”等。
清查“五·一六”运动,历经思想发动、革命大批判、揭发检举和专案审查四个
阶段,到1973年7月开始结案处理,先后对109人举办学习班进行审查。同年8月,市委根
据上级指示,开始纠正扩大化错误。1974年11月28日至1975年5月27日,共退还给被审
查人员检查交代材料470份,由组织销毁证明材料558份。同时,以市委名义向被错误审
查的人员表示赔礼道歉。
四是整党建党。1970年5月至11月底,按照所谓“吐故纳新”的要求,在基层单位
开展整党建党。全市共有97.7%的单位建立了新支部;96%的单位建立了新党委;发展新
党员3170名。大部分原有党员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也错误地开除了一些党员的党籍,
停止了一些党员的组织生活。
“斗、批、改”中,不仅许多领导干部被错误地定为“走资派”、“叛徒”、“
特务”,受到残酷的打击迫害,而且大批机关干部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仅196
8年10月28日,就一次下放干部1600余人。1970年春，又先后有639名机关干部、教师
、医务人员被下放到泰安、聊城地区农村插队落户或回原籍务农,594名公安干警被调
到厂矿劳动。
在“斗、批、改”中,还实行了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事件(简称“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斗、批、改”未
能继续进行下去。
三、批林整风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中共中央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
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之二、之三,陆续发给全国各地讨论,济南市的批林整
风从此展开。1972年2月,市委分系统向全市5万多名干部传达中共中央下发的材料,并
在基层单位群众中进行传达试点,随后在城乡广大群众中组织传达。在普遍传达的基
础上,全市掀起大批判高潮,先后召开较大规模的批判会近2000场,对林彪的反革命纲
领进行了系统的逐条逐段的批判。
1973年4月9日市委成立“清查领导小组”,清查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在济南地区
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并对“九·一三”事件前印刷出版的宣扬林彪的书刊、画报、资
料、课本等,进行了全面彻底清理。
四、批林批孔
1974年初,江青一伙借批林批孔再次煽起动乱。是年2月4日,济南市委发出通知,
部署开展批林批孔运动。2月6日召开5万人大会,作进一步动员。
在此背景下,一些“造反派”在“反复辟倒退”的口号下,拉山头,搞进驻,煽动停
工停产,策划再次夺权,重新制造了全市大乱。一时间大字报、标语布满全市;一些已
趋安定的基层单位,尤其是工厂,很快又出现两派对立;社会上也出现了各种联络站、
上访团、汇报团等组织。截止5月份,全市共发生哄抢汽车案95起,哄抢火车站货场案
40余起。尔后,哄抢事件蔓延到城乡工矿企业,由偷摸生活用品发展到哄抢仓库、企业
物资设备等。对此,市委被迫增调警卫部队,制止了哄抢国家资财的违法行为。
批林批孔运动期间,济南市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山东问题的十条指示”,对市委
主要领导人进行了不公正的和错误的批判,并使一些干部受到牵连。
1974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批判了“不为错误路
线生产”等错误口号。但由于上半年的政治混乱和经济形势的恶化,尽管市委不断要
求各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一再强调职工“业余闹革命”,坚持8小时工作制,同时
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但收效甚微。1974年,全市大部分企业停产半停产,60%的企业
亏损,工业总产值仅完成年计划的55%,财政收入减少近3.3亿元,农业少收粮食近5000
万公斤。全市工农业总产值和财政收入倒退到1966年的水平。这是“文化大革命”给
济南经济带来灾难性破坏最严重的一年。
五、实行全面整顿
“文化大革命”以来,济南市动乱频繁,派仗不止。“文化大革命”中建立的各级
领导班子受派性干扰,比较普遍地存在软弱涣散状态。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
后,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努力纠正“左”倾错误,济南市各方面工作有了转
机。但1974年开展“批林批孔”,又使全市经济和其他各项事业遭到严重破坏。1975
年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后,市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进行全面整顿的指示精神
,集中抓了以下几件大事。
第一,整顿各级领导班子。1975年春,市委制定了对各级领导班子进行全面整顿的
方案和措施。除认真抓了思想整顿之外,还采取派进去、调出来、就地提拔和适当交
流等方法,在组织上进行了一些必要的充实、调整。到8月份,全市县级以上211个单位
中,充实调整党委常委、正副书记等领导成员614人,其中调整321个,提拔293人。党委
一把手的充实、调整面为35%。同年11月7日,市委抽调400人组成整顿企业工作队,分
别深入到26个工交、基建、财贸、医院等单位,帮助基层党委开展工作,扭转局面。
第二,批判资产阶级派性。各系统、各单位按照市委统一部署,从学习、宣讲、落
实中共中央指示入手,着重解决领导班子的软、懒、散问题,对顽固坚持闹派性的领导
干部和派性头子,分别情况进行了批判、斗争或通报、调离。
第三,落实党的政策。根据“安定团结”的方针,全市各级党组织采取调查研究、
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落实了一批老工人、技术骨干和有经验的干部的政策,重新给
他们分配了适当的工作。
通过上述措施,济南市的政治局面和经济状况开始好转。1975年,工业总产值达
23.94亿元,比历史最高水平的1972年增长5.4%;粮食总产量2.79亿公斤,创历史最高
水平;基本建设投资完成1.59亿元,比1974年增长76.6%;济南市解放后最大的市政工程
--天桥立交桥建成通车。
但时隔不久,又出现了新的反复,即1976年初开始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
动。运动中,广大干部群众的认识已经同“文化大革命”初、中期大不相同,不再是人
云亦云,而是人心思定,加之邓小平主持整顿工作的成效有目共睹,所以,“批邓”受到
了广泛的抵制。虽然如此,仍使整顿后的生产秩序受到影响和破坏。
1976年10月6日,江青反革命集团覆灭,济南十年动乱亦告结束。
六、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济南市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自1964年开始至1980年结束,历时16年。在此之
前,1956年3月、1959年9月和1962年10月,先后有三批城市青年计7000余人,分赴黑龙
江省垦荒和到渤海农垦局农场参加农业生产。
1964年6月,市委根据中共中央和省委指示,对动员、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和其他闲
散劳动力下乡、回乡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作了部署。1964～1966年,全市共有5390
人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
农再教育”的号召后,出现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下乡范围扩大到高、初中毕
业生。1968年底和1969年初,全市共下乡21719人。1974年,推行厂社挂钩、身边留一
个子女的新形式、新政策,使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形成第二次热潮,一直持续到197
8年。此期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84395人。1968～1979年间的其他年份,每年均有少则
数百人、多至数千人上山下乡。至1979年,全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累计达13.09万人,
其中,集体插队10.28万人,赴山东、内蒙古、甘肃、青海建设兵团1.4万人。
1980年9月6日,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80］国青字2号文件,转发国
务院知青办《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几点意见》,明确提出“能够做到不
下乡的,可以不下”。据此,市委决定将安置在外地的济南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全部通过
招工返回济南,并撤销了外地的知青点。1981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基本结束。除
特殊情况或自愿留在农村者外,绝大多数知识青年均通过招工、参军、考学等渠道陆
续离开了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