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6年提前完成“一五”计划主要指标的基础上,市委贯彻落实党的八大制定
的方针,使全市国民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从1957年下半年起,由于缺乏经
验,对经济发展规律认识不足,加之党内一些同志在成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不
适当地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急于求成,产生一系列“左”的错误。在“大
跃进”运动中,全民大炼钢铁,农业处处放“卫星”,一时间高指标、瞎指挥、浮夸成
风,严重打乱了正常经济秩序,影响了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不顾
生产力发展水平,急于搞生产关系过度,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一度
出现“一平、二调、三提款”的“共产风”,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在反右派、反
右倾斗争中,由于认识上的失误和指导上的扩大化,使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
内外干部受到伤害。
从1961年开始,市委贯彻中共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和工
、农、商、教、科、文等工作条例,认真纠正了“大跃进”以来在实际工作中的“左
”倾错误,促进了国民经济在调整中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但是,“左”的指导思想在经
济工作中并未得到彻底纠正,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还有发展,以致在1963年到1965年
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又不同程度地打击、伤害了一大批基层干部和知识分子
。
一、进行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13日,市委召开一届
二次代表大会,确定分三批在全市党内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
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初期,全市党员、干部认真学
习整风文件,开展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党外同志满腔热情地提意
见、建议,帮助党整风,运动发展是健康正常的。从7月份起,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
整风运动转向全市性反右斗争。经过大鸣大放(“鸣”、“放”是在讨论和实行百花
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中形成的简化语。)(结合整改)、反击右派、着重整改(结合鸣放
)和个人学习文件总结提高四个阶段,到1958年夏,整风反右运动基本结束。
为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市委成立了由第一书记任组长的整风反右领导小组,市属工
交、财贸、城建、文教等各条战线和各区也分别成立了领导小组。参加这次运动的有
党政干部、工人农民、城市居民、文教卫生科技工作者和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
等各行业各阶层人员,其中党员21025人,团员38305人。
整个运动大体经历了三个高潮:一是从1957年5月中旬起,市委宣布市级机关开展
整风,发动群众掀起大鸣大放高潮。随后在市、区党政机关和工商、文教、科技、民
主党派各界开展群众性反右派斗争;二是从1958年3月起,结合开展“双反”(反保守、
反浪费)运动,掀起深入鸣放和整改高潮;三是从1958年6月起,结合开展“整风补课”
,组织进行了以“兴无灭资”为中心内容的向党交心和红专辩论高潮。在第一个高潮
期间,结合整风,穿插进行了撤并机构、精简整编工作。据1958年2月27日统计,市人民
委员会由原来的37个局、处合并为26个,机关科室减少48.36%,人员精简53.73%。
运动中,全市被批准定为右派分子的共2893人,占参加反右派斗争人员总数的5
.9%。其中,局处级以上干部14名,科级干部153名;党员516名,占全市右派总数的
17.8%。同时,揭露和处理各种坏分子2393人。对这些人分别给予了开除党籍、开除
公职、劳动教养、监督劳动、撤职降薪以及免予处分等不同处理。从1959年开始,根
据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指示,对一大批右派分子进行了甄
别、摘帽。但在后来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左”的影
响,这部分人仍被视为“摘帽右派”,其中不少人被重新戴上右派帽子。直到1978年4
月,市委认真贯彻中共中央［1978］55号文件,成立办公室，负责处理错划右派的改正
工作。至1979年底，全市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全部结束，全市原划右派2893人,经复
议属错划给予改正的2779人,占96%;不予改正的114人,占4%；改正后安置2775人，占
改正人数的99.8%。不久，全市原划右派分子全部予以改正。
二、领导内部肃反
1955年7月至1959年9月,市委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在国家机关、群众团体、学校、
企事业单位和民主党派中,分期分批开展了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
1955年7月,市委成立肃反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各区县、各系统也相应建立机构
,领导内部肃反运动。运动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两年多时间集中在国家
机关、群众团体、文教卫生系统及国营工业企业内部的13万余人中,分三批进行。第
二阶段,自1957年12月开始,在公私合营企业、农村干部、小学教职员、手工业、运输
业及联合医疗机构等11万余人中,进行第四批肃反。第三阶段,从1958年底开始,对工
业企业在“大跃进”中吸收的新职工和运输合作、商业经销及民政部门的社会福利企
业等单位中,进行第五批肃反运动。全市共计有55.09万人参加了运动。
这次肃反运动,查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5603名,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1.0
2%。其中特务1333名,土匪86名,恶霸52名,反动党团骨干分子461名,反动会道门头
子27名,旧军政宪人员中的反革命分子2181名,敌对阶级中的反革命分子567名,汉奸3
33名,现行反革命分子276名,其他反革命分子、坏分子287名。这些反革命分子中,有
血债累累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也有阴谋推翻共产党、仇视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的现行
反革命分子。如伪军法科长冯振远,1947年在西安亲自杀害我地下工作人员和家属40
余人,并有千余条人命血债;反革命分子于炳震,是制造泊里镇惨案、杀害我党员群众
40余人的主犯之一;李绍堂是1946年在金乡县亲手杀害被敌监禁的我革命干部和群众
400余名大惨案的主要凶犯之一;以刘国亨为首的“中华民族正义者同盟”反革命组织
,有组织有纲领,秘密搜集武器,企图组织暴动。另外,运动中还查出普通反革命分子、
其他反动分子、刑事犯罪分子918名;缴获长短枪90支,子弹2839发;反动照片、图章、
文件、证件266件。运动期间,还搞清了46240人的各种政治历史问题,帮助他们放下了
包袱。
运动后期,市委按照“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对清查对象进行了复查,对定
性不准的进行了甄别,对错捕、错整的人进行了平反和善后处理。通过复查,全市共发
现错捕2人,可捕可不捕而捕的23人,不应定而定为坏分子的29人。这些问题在复查中
均得到了纠正。
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8年1月,中共中央错误地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并进而提出“大跃进”
。2月6日至3月28日,市委召开市、县区、基层三级干部会议,采取大鸣、大放、大字
报、大辩论的方法,反右倾、反保守,讨论市委提出的1958年经济发展规划,要求年内
工业“翻一番”,粮食总产量比上年提高78.85%,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号召全市人民在
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全面大跃进。此后,特别是同年5月党的八届二中全会提出“鼓足干
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之后,“大跃进”的指标在全市
越提越高,人民公社化的步伐加快。“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被称为“三面
红旗”。
济南的“大跃进”是首先从农业提出“以粮为纲”后开始的。1958年入夏以后,
县乡粮食产量竞相放出“高产卫星”,亩产从一千到几千斤直至报到一万、数万斤。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成为当时最为流行的口号。这期间,市里在农村乡、社干
部中开展了以反保守、创高产为中心内容的“插红旗、拔白旗”运动,撤换了一大批
坚持实事求是、反对弄虚作假的基层干部。同年9月,省里宣布山东已基本解决粮食问
题,市里则认为济南不但可以放开计划用粮,放开肚皮吃饭,而且还有余粮。实际上,1
958年的粮食产量被不切实际地夸大了。
济南的工业“大跃进”, 开始于钢铁生产。1958年5月,市委按照中共中央“15年
赶超英国”的要求和“以钢为纲”、“全民大办钢铁”的指示, 在全市普遍开展大炼
钢铁运动。9月,当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
《公报》发表后, 从市到县区按省里下达的钢铁生产指标,层层加码分配任务,并且要
求各级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实行全党动手,大搞群众运动。9月19日至10月12日,市委部
署开展了三次全党全民大炼钢铁的“淮海战役”。到11月23日, 全市共建立各种土、
洋炼铁炉3万多座, 其中1.5立方米以上的753座,各行各业参加和直接支援大炼钢铁的
干部群众达31万人。与此同时, 大抓铁砂、煤矿的开采和炼焦。1958年底，全市共建
立采砂场109处，煤矿59处,小煤窑1429座,炼焦厂123处,炼焦小窑池12229个。继“钢
铁元帅升帐”之后,市委又号召大办交通、邮电,大办基建,大办文教卫生,从而发展成
为各行各业的全面“大跃进”期间, 虽新上了济南钢铁厂、黄台电厂等一批基础企业
和项目, 但由于滥用人民群众的建设热情,违背客观经济规律,使全市国民经济遭到严
重挫折,特别是入秋后绝大部分劳力被集中去大炼钢铁,致使大部分农作物烂在地里。
直到1960年冬，中共中央、毛泽东纠正“左”的错误,“大跃进”运动才被停止。
在组织“大跃进”的同时,市委还领导开展了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年4月,中共
中央发出《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此后,市里在县区
开展了并社工作,并把合并扩大后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称为农场。8月9日,毛泽东到济南
市北园乡水屯村视察,提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可以把工、农、兵、学、商合在一
起,便于领导”。20日,市郊农村成立了全市第一个人民公社--北园人民公社。这也是
全国成立最早的人民公社之一。此后经过一个多月时间,全市农村按照毛泽东的指示
和中共中央1958年8月29日《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全部实现了“公社化
”,共建起人民公社32个,参加农户占总户数的98%以上。公社建立后,按“一大二公”
原则,采取行政手段,把原农业社所有生产资料包括社员的农具、牲口和粮食等,一律
收归公社集体所有;农村的学校、卫生院、供销社、信用社、手工业社、运输社等,都
划归公社管理;在分配制度上,实行所谓的供给制,柴米油盐由公社食堂统一供给,“吃
饭不要钱”;在组织形式上实行军事化,对公社和各级生产单位按团、营、连、排、班
组成军事序列,实行生产劳动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196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批示》,要求各地采取积极
态度,建立城市人民公社。6月15日,市委按一区一社的原则,在各区建立了东郊(包括
原市东区)、历下、市中、天桥、槐荫5个城市人民公社,下辖39个分社。各公社委员
会及所属分社,分别同区人民委员会和街道办事处合署办公。城市人民公社建立后,围
绕“改造旧城市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城市”,积极发展社办企业和集体福利事业。据19
60年12月27日统计,市区社办企业发展到289个,职工35297人;社办公共食堂1123处,就
餐人数达302465人。在这方面,虽存有追求“一大二公”的“左”的倾向,但对全民和
集体企事业单位的所有制一般没有大的触动。1962年12月,各城市人民公社委员会相
继撤销(保留牌子)。
四、进行反右倾斗争
1959年8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8月16日,党的八届
八中全会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
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据此,市委于1959年10月至1960年5月,
在全市党员、干部中,开展了以学《决议》、鼓干劲、保卫总路线为中心内容的反右
倾斗争。
全市参加这次斗争的各级国家机关及企事业单位567个,党员、干部28115人。同
时,吸收一批党外干部参加学习和讨论。斗争中,一方面要求党员、干部向党交心,敞
开思想,忠诚坦白,自我检查;一方面发动群众开展上下、内外结合的检举揭发活动。
斗争结果,使一大批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受到
无端的指责批判和不公正对待。据1960年6月5日统计,全市有949人被列为重点批判对
象(内有省管干部12人,占同级干部总数的6.3%;市管干部80人,占同级干部总数的7.1
3%),648人被列为重点帮助对象,两项占参加运动党员和干部总数的5.7%。949名重点
批判对象中,给予纪律处分的537人,占56.5%;免予处分的412人,占43.5%。
这次反右倾斗争,严重背离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其打击面之广,上
纲上线之高,比1958年的反右派、“整风补课”和“拔白旗”运动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政治上使党内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使“左”倾错误得到助长和延续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有7000人参加的扩大的工作会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初
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并于4月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
的通知》。之后,市委按照中共中央和省委的统一部署和要求,对在反右倾斗争中受到
错误批斗和处分的大多数人进行甄别平反。但其他被错误处理的人,直到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后才得到彻底平反和纠正。
五、开展整风整社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
》和《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后,市委抽调干部组成工作队,在全市农村开展
了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指示为中心内容的整风整社运动。
运动中,发动干部群众揭露批判了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出现的“
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生产瞎指挥风)错误。缩小公社
规模,将全市112个公社和3110个生产大队,分别调整为180个和4212个。调整后的公社
一般在5000户、2万人左右,生产大队平均270户左右,生产队平均30户左右。认真贯彻
落实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1960年大多数人民公社已将生产
、管理、分配权下放固定到生产大队。在此基础上,1961年开始试行以生产队为基本
核算单位,并在生产队实行了“四固定”(劳力、土地、耕畜、农具固定给生产队使用
)和“三包一奖”(包工、包产、包财务,超产提成奖励)制度;允许社员经营自留地和
家庭副业;重新开放和恢复农村集市贸易;解散公共食堂,取消社员生活供给制;对生产
队和社员在公社化期间被无偿平调的生产、生活资料进行彻底退赔,并强调“关心群
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切实改进干部工作作风。
六、全面调整国民经济
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等“左”倾错误造成的恶果,很快在全市国民经
济中显露出来。工业生产从1960年开始大幅度下降,1961年比1960年下降51％,1962年
又比1961年下降20%,退回到1957年的实际水平;农业生产连年倒退,到1962年全市农业
总产值仅16941万元,比1957年下降21.77%,其中粮食总产量减少10854万公斤,下降24
.7%。1961年起,市委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
方针,对国民经济实行了全面调整。1961年6月7～16日,市委召开有210余人参加的工
作会议,检查回顾在城乡工作领导上存在的问题,从6个方面分析总结了“大跃进”以
来的经验教训。此后,市委在工作指导上坚持“压缩工业,发展农业,压缩重工业,发展
轻工业”的方针,围绕促进国民经济好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一)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
精简的重点是1958年以来从农村吸收的工人和干部。1961年,减少城镇人口7686
1人,精简职工57616人。到1962年底,全市累计减少城镇人口16.6万人,精简职工11.4
万人。与此同时,市级机关撤销了煤炭局等17个行政管理机构,并先后从市、区党政机
关选调1263名干部职工到农村人民公社和基层工作。
(二)加强农业战线,发展农业生产
市委对农村工作的基本方针是:恢复群众体力,提高生产积极性,动员一切可以动
员的力量支援农业生产,开展群众性大办农业、大办粮食运动。在工作上,1961年上半
年,解散了公共食堂;变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核算为生产队核算,普遍建立健全了包
工生产和评工记分等劳动制度;停建了徒劳无益的水利工程,撤销了一大批工副业项目
;压缩城镇人口,充实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劳动力;适当降低粮食等农副产品征购和派购
任务,1961年全市从农村收购的粮食比上年减少38%,1962年虽略有增加,但两年累计仍
低于1959年的实际收购水平;提高粮、棉、油料和生猪、禽蛋等农产品收购价格,并出
台农产品奖售、换购办法,增加农民收入;恢复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使农民得以休
养生息,发展生产。
(三)缩短工业战线,调整内部结构
对重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和亏损企业,实行必要的关、停、并、转。到1962年底
,全市县级以上国营企业关停44个,全部工业企业减少到778个。同时,加强以农副产品
为原材料的轻纺工业和传统手工业生产,大力发展化肥、农具、农药和塑料、电子等
新兴工业以及关系人民生活的小商品生产。据1965年统计,全市对轻重工业的固定资
产投资比重,由1962年的4.42%和95.58%,调整为38.93%和61.07%。调整后的工业布局
是:东郊以冶金、化工为主,北郊以纺织为主,西南郊以机械为主,市区以轻工、食品和
电子为主。1965年轻重工业的比例为60.6:39.4。
(四)降低积累,严格控制基本建设投资规模
从1961年开始,全市对基建投资进行大幅度压缩,基建项目由上年的248个减到14
7个,缩减41%;投资额由25703万元降到5709万元,1962年又降到2451万元。与此同时,
市委还贯彻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工业、商业、手工业以及教育等“工作条例”。
通过上述措施,到1963年初,全市工农业衰退的局面初步得到扭转,并开始出现回
升的势头,但经济工作中仍有许多问题亟待调整和解决。此后,又经过三年时间的调整
、恢复和发展,原来比例严重失调的国民经济才基本协调起来。1965年,全市工农业总
产值达到12.87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10.3亿元,比1962年增长69%,比1957年增长78.
4%;农业总产值和粮食总产量都超过1957年的水平,同1962年相比,农业总产值增长
49.88%,年均递增14.44%,粮食总产量增长65%,年均递增18.18%;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达到3.97亿元,比1957年增长22%。全市经济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新局面。
七、领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贯穿于整个社会主
义的历史阶段,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并指出必须对党员干部群众进行社会主
义教育。据此,市委从1962年底到1966年5月,在城乡开展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
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历时三年半,大体经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63年第一季度到1964年8月。1963年3月20～27日,市委召开城市党
员干部大会,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大规模地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
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的指示精神和省委的工作部署。会后,分两批在城市的1236
个单位的20.8万名干部职工中,进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
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运动期间,市直单位领导骨干3279人
进行了自我检查，即“洗澡放包袱”。与此同时,市委根据1963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
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在农村社队进行了以清理账目、清理仓库
、清理财物、清理工分为内容的“小四清”,教育干部“洗手洗澡,主动下楼”。据历
城县统计,全县23700多名社队干部中,有95%以上的人在各种会议上作自我批评和检查
,60%的人对贪污和多吃多占等经济问题进行了退赔,共清退现金142.3万元,粮食51.1
5万公斤,工分424.3万个。后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在历城县的东郊、仲宫公社进
行“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试点。
第二阶段,从1964年9月到1966年5月。1964年9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农村社会
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要
通过社教运动追查“四不清”干部在上面的所谓“根子”。从此,全市城乡社教的重
点由清理党内外的经济问题上升到解决领导权问题。省委把历城县列为全省社教的7
个重点县之一,并于11月11日,从济南、青岛、淄博、枣庄4市和历城县抽调1937名干
部组成济南农村社教历城工作团,进入北园、菜市、药山、段店等10个公社开展社教
试点工作。试点中,工作队撇开社队原有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采取神秘化的“访贫问
苦”、“扎根串连”办法,把所有基层干部列为审查对象,实行“人人过关,个个检查
交待问题”,不少单位发生了变相体罚和逼供信等违反政策的现象。1965年2月,中共
中央发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以下简称“二十三条”
)后,市委召开有22594名党内外干部参加的干部会议进行学习贯彻,并联系实际,有针
对性地制定工作措施,对1964年下半年以来“四清”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左”的偏向
作了纠正。但是,“二十三条”中关于“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
路的当权派”的规定,决定了这些纠正只能是局部的和表面的。1965年10月,市委再次
组织有4000余人参加的农村“四清”工作团,进入历城县66个公社、701个生产队开展
面上“四清”运动,继续把运动打击的重点对象引向党内,引向领导层。在面上“四清
”中,把1960年以来为摆脱农业困境采取过的一些正确政策和做法,作为“自由化”、
“单干风”和“走资本主义道路”进行批判,使一大批基层干部受到不同程度的错误
定性和处理。
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城乡基层单位的许多经济问题进行了清理,对于解决干
部作风和经营管理方面的问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特别是由于运动中一再强调“四清
”要落实在建设上面,并把“增产还是减产”作为衡量运动好坏的标准之一,推动济南
农业从1963年到1965年连年丰收。但是,由于运动是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错误
理论指导下进行的,政治上和经济上执行了一套“左”的政策和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