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少年时代就学于儒门，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但他的平民出身决定了他要代
表“农与工肆之人”的利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孕育了他的积极救世的精神。《淮南
子·要略》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简易)，厚葬
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由此可以看出墨子之所以反对
儒家，是因为“其礼烦扰”、“厚葬靡财”和“久服伤生”。《墨子·公孟》记载，
墨子告诉儒家弟子程繁，儒道有四种主张足以丧天下：(1)“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
不神，天鬼不说(悦)”。(2)“厚葬久丧，重为棺椁，多为衣衾，送死若徙(搬家)，
三年哭泣，扶后起，杖而行，耳无闻，目无见。”(3)“弦歌鼓舞，习为声乐。”(4)
“以命为有。贫富寿夭治乱安危有极(常)矣，不可损益也。为上者行之，必不听治矣；
为下者行之，必不从事矣。”由此可知，儒家的“以天鬼为不神明”、“厚葬久丧”、
“习为声乐”和“以命为有”，都是墨子所反对的。
墨子认为批评和反对别人的学说，一定要拿出可以替代的理论和主张：“非人者
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无以易之，譬之犹以水投水，以火救火也，其说将必无可焉。”
(《墨子·兼爱下》)基于这一理念，墨子在抨击儒家的学说的同时，提出自己的主张。
他反对“以天为不明”，所以提出“天志”；反对“以鬼为不神”，所以提出“明鬼”；
反对“厚葬久丧”，所以提出“节葬”、“节用”；反对“弦歌鼓舞，习为声乐”，
所以提出“非乐”；反对“以命为有”，所以提出“非命”。
在针锋相对反对儒家某些主张的同时，墨子对儒家学说采取了批判继承的态度，
对某些方面作了一些修正和补充。
(1)尚贤。孔、墨都尚贤，但有所不同：儒家尚贤偏重道德修养，并且还未能打
破贵族和平民的界限；墨子认为贤者要“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墨子
·尚贤上》)，德才兼备。同时，主张做官不应是贵族的专利，“虽在农与工肆之人，
有能则举之……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墨子·尚贤上》)这是针对儒家“尊
尊”所作的修正。
(2)孔子有反战思想，他称赞管仲“如其仁，如其仁”，就是因为管仲“不以兵
车”，能使桓公九合诸侯。(《论语·宪问》，《论语译注》，杨伯峻著，中华书局，
1980年12月第2版。)可是孔子尝闻“俎豆之事”，不学“军旅之事”。(《论语·卫
灵公》)而墨子主张“非攻”，不仅积极宣传反侵略思想，而且教导各国国君要充实
军备，做好防御；他还积极研究防御之术，研制守城器械。
可见，墨子的非儒，体现了他所说的“古之善者则述之，今之善者则作之”的精
神，正是在反对儒家某些思想，修正和补充儒家某些思想的基础上，他系统地推出了
“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十大救世主张：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
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创立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墨家学派。
墨子和他的弟子及其后学(墨者)所组成的学派，世称墨家。墨家既是一个学术流
派，同时又是一个具有共同信仰和宗旨、共同执行一定政治任务、组织严密的民间社
团。在止楚攻宋活动中，墨子向楚王透露：“臣之弟子禽滑 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
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墨子·公输》)，即可为证。墨家社团有以下几个鲜
明的特点：
(1)有共同的信仰和宗旨：墨家信仰就是墨子的学说，其宗旨就是“为义”，也
就是孟子所说的“利天下”(《孟子·尽心上》)，庄子所说的“备世之急”(《庄子
·天下》)。“为义”的内容，是以墨子学说为基本标准，“兴天下之利”，“除天
下之害”。
(2)有一个具有绝对权威的领袖。墨家的领袖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绝对的权威，
凡墨家成员，对其领袖都有绝对服从的义务。墨子生前，即是这样的领袖；墨子身后，
墨家的领袖成为钜子(关于钜子制度成立的时间，孙诒让认为在墨子生前(《墨学传授
考》)，梁启超认为在“墨子死后一二年”(《墨子学案》第81页)，钱穆认为在“墨
子死后不久”(《墨子》)。杨俊光均不同意诸说，他认为“从《墨子》书中对墨子专
称‘子墨子’者，其实还无钜子之称。至于始于‘墨子死后不久’甚至‘一、二年’
之说，亦颇可商。以墨家这样一个组织严密的团体，实不可一日而无领袖。据此可认
为，第一任钜子宜为墨子临终时所指定，以后遂成为制度”(《墨子新论》)第21页)。
此说颇宜，故本志用之。)，钜子为终身职务，前任钜子选拔后任钜子。墨家“以钜
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庄子·天下》。关于“尸”，《淮南
子·泰族训》说：“齐明盛服，渊默而不言，神之所依者，尸也”。《仪礼·士虞》
说：“祝迎尸”；郑玄注：“尸主也，不见亲之形象，心无所系，立尸而主意焉”。
洪兴祖《补注》：“尸，神像也，以人为之。”可见“尸”就是挑选出来扮成(钜子)
神像的那个人。前任钜子死，墨者“皆愿为之尸”，谁当上了钜子“尸”，谁就有可
能接任钜子之职。)今可考见的钜子有三：孟胜、田襄子(《吕氏春秋·去私》)、腹
NB149(《吕氏春秋·上德》)。所谓“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
死不还踵。”(《淮南子·泰族训》)说的就是墨家成员对墨子的绝对服从和忠诚。到
了后世钜子，甚至对其成员拥有生杀予夺之权。《吕氏春秋·上德》记载，墨家钜子
孟胜因不能为楚国阳城君守其封国而以死报之，“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孟胜派
出二名弟子传钜子之位于田襄子，“已致令于田襄子，欲反死孟胜于荆，田襄子止之
曰：‘孟子已传钜子于我矣’。不听，遂反死之。墨者以为不听钜子”。此二人即因
不服从新钜子之命令，而得到“不听钜子”的恶名。
(3)有严密的管理控制系统。墨家领袖通过遍布各国的组织体系和“墨者之法”，
对墨家成员进行严格管理和严密控制。墨家成员的政治、经济活动都受领袖的安排和
限制、监督。领袖根据需要，安排弟子到各国出仕，如墨子推荐耕柱子到楚国，高石
子到卫国(《墨子·耕柱》)，公尚过到越国，曹公子到宋国，胜绰到齐国为官从政
(《墨子·鲁问》)，均可为证。如果出仕弟子违背墨家主张，错误严重者就要被罢免：
胜绰三次追随项子牛侵鲁，“子墨子闻之，使高孙子请而退之”。(《墨子·鲁问》)
墨家成员的仕宦收入，也不能全部据为己有，必须分出一部分供墨家团体当做活动经
费。耕柱子从楚回来，即交“十金”(二百两黄金)予墨子，受到墨子称赞。墨家还有
“墨者之法”，而且在内部执法如山，不能徇私，即使钜子本身也不例外。墨家钜子
腹 (公元前385-前315)的儿子在秦国杀了人，秦惠王顾念腹
年老且唯有此子，就赦免了其子所犯之罪，但腹 却回答：“墨者之法曰：‘杀人者
死，伤人者刑’，……王虽为之赐，而令吏弗诛，腹 不可不行墨子之法”。(《吕
氏春秋·去私》)终于把儿子处死了。
(4)有严格的训练和要求。为了贯彻“为义”、“利天下”的活动宗旨，就需要
对成员进行训练，使他们能胜任工作，为此墨子编制了完整的训练方法和课程，并对
弟子的工作作了明确分工：“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他根
据弟子的性向和能力，把他们分成谈辩、说书、从事三组，分别加以训练。能谈辩的
要精于宗教哲学的研究，能说书的应具备丰富的社会政治知识，能从事的则熟练地掌
握军事防御技能。就现存《墨子》53篇看，《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小
取》以及《法仪》、《天志》等篇应是谈辩者的教材；自《尚贤》以至《非命》23篇，
则为说书者的教材；而《备城门》以下各篇，应是从事者的教材。教材虽然不同，训
练方法也各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有所利，有所用。墨子说：“为文学，出言
谈”，是为了“治理万民刑政”，为了“中(合于)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非
命》)而训练的目标，墨子则要求弟子必去心中六种偏执的情绪，做到“默者思，言
则诲，动则事，……手足口鼻耳目，从事于义”(《墨子·贵义》)，人人成为“言必
信、行必果”(《墨子·兼爱下》)的“兼士”。墨子就是带领这样一个有信仰、有宗
旨、有训练、有纪律的墨家社团，到处宣传呼号，积极参与救世的社会活动，终于使
墨学与儒学并列为“世之显学”。(《韩非子·显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