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是一位以救世为己任的思想家。他认为，“圣人”以“治天下为事” (《墨
子·兼爱上》)，“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墨子·兼
爱中》) 。因此，他的一切作为的总目标就是拯救衰败混乱之世，即改造社会。要改
造社会，墨子可能要考虑以下问题：社会存在的基础是什么？社会是否发展变化？社
会是否可以改造？推动社会发展依靠什么力量？
《墨子》一书，虽然没有明确概括地表述社会历史观，但确实渗透和间接反映了
墨子对社会历史的看法。在墨子看来，社会存在的基础是生产劳动；社会是变化的，
虽可以在不同时期有倒退，但总的来说是进化的，因而社会是可以改造的；社会发展
的动力在于圣君贤相、王公大人实行“先王之道”。(《墨子·耕柱》)
一、社会的存在以生产劳动为基础
墨子指出：“今之禽兽、麋鹿、飞鸟、贞虫，因其羽毛，以为衣裘；因其蹄爪，
以为库屦；因其水草，以为饮食，故虽使雄不耕稼树艺，雌亦不纺绩织 ，衣食之财，
固已足矣。今人与此异者也! 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非乐上》)
在这里，墨子发现了人与禽兽的根本区别：人能生产，而禽兽等动物则不能。禽兽等
动物是依靠自己身体的结构和本能，并利用自然界所提供的现成条件(如水草花果等)
来维持生存；而人则要靠种庄稼、栽果树、种蔬菜、纺纱织布等生产劳动来维持生存。
勤奋劳动就生存，否则就不能生存的观点，间接地表达了墨子这样一种思想：人类社
会赖以生存的基础是生产劳动；没有生产劳动就不会有人的生存，也就不会有人类社
会，更谈不上社会的发展；既然生产活动是第一位的，那么它是决定其他活动能否进
行的基本因素。
二、今胜于古的历史进化观念
墨子与中国古代的许多思想家一样，也有崇古的思想。他认为：“三代圣王既没，
天下失义，诸侯力争，是以存夫为人君臣上下者之不惠忠也，父子弟兄之不慈孝弟长
贞良也，正长之不强于听治，贱人之不强于从事也，民之为淫暴寇乱盗贼，以兵刃毒
药水火，退(追)无罪人乎道路率径，夺人车马衣裘以自利者并作，由此始，是以天下
乱。”(《墨子·明鬼下》)就是说，今不如古，从“三代圣王”到墨子当时这段时间
来看， 历史是退化的，从治世退到乱世。他着意美化“三代圣王"或先王，认为“先
王之道”是“天下所以生者”(《墨子·耕柱》)，甚至谈到要“祖述尧舜禹汤之道”
(《墨子·尚贤上》)。他作为真理标准的“三表”、“三法”，第一项即为“上本者
古之圣王之事”(《墨子·非命上》)，“考先圣大王之事”(《墨子·非命下》)，可
见其对“古者圣王之事”的重视。
但是，墨子尊古，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
于神农、黄帝而能入说”(《淮南子·修务训》)的考虑，即托古改制的需要。在实际
上，墨子并不认为“先王”治世是古已有之的，而是经历了一个逐渐进化、长期发展
的过程；在“先王”治世以前，天下曾是混乱不堪的“乱世”：“古者民始生，未有
刑政之时”，“无君臣上下长幼之节、父子兄弟之礼”(《墨子·尚同中》)，“是以
人是其义， 以非人之义， 故交相非也。……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
“天下之乱，至若禽兽然”。(《墨子·尚同上》)当人们明白了“天下所以乱者，生
于无政长”时，就“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三公……诸侯…正长” (《墨
子·尚同上》) ，所以才逐步出现了“先王”的盛世之治。很明显，从人与禽兽无别
的乱世进到先王盛世，这是社会的进步。
在社会的物质文明方面，墨子也认为大致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而不是古
已有之的。墨子明确指出，在上古之世，人们曾经备受“猛禽狡兽”的暴害，“因陵
丘堀(掘) 穴而处”(《墨子·节用中》) ，“衣皮带茭”，“重任不移，远道不至”
(《墨子·辞过》)，生活十分艰难。后来只是由于圣人的教诲和作为，才出现了“甲
盾五兵”、“舟楫”、“舟车”、“宫室”等，人们“治丝麻， (捆)布绢”而“为
衣服”，“耕稼树艺以为民食”。(《墨子·辞过》)在墨子看来，在圣人产生之前，
人类经历了一个几乎没有物质文明的时代。
墨子在后来对尧舜禹汤和“圣王之道”有了更为全面、进步的看法。他说，尧以
仁义治天下，有名有实。名者，谓尧在今日有“义治”的称誉；实者，谓尧在往古有
“义治”的事实。由于往古和现在的社会条件不一样，时移事异，对“仁义”理解和
规定已有很大区别，说“尧有义治”是指他所在的古代，而不是指现在，现在的“义
治”则指另一回事(“尧之义也，生(声)于今而处于古，而异时，说在所异二”(《墨
子·经下53》))。从这个角度出发，墨子认为：“尧善治”，自今察诸古也。自古察
之今，则尧不能治也。”(《墨子·经说下17》)即如果说“尧善治”，是指尧所处的
那个时代，这个命题是对的；如果说的是现在，那么这个命题就要用反命题“尧不能
治”来取代。依此类推，墨子认为，舜、禹、汤、文、武等古代圣王，都是“善治古
而不能治今”的。墨子在此已清楚地认识到，古今异时异事，社会已发生了很大变化：
“化，征易也。”(《墨子·经上44》)变化就是特征、性质的变化。古今对比，性质
大不同，今天的情况又远比古代复杂，不能盲目崇古，学古，还需要提出新的改革思
想，才能达到积极救世的目的。
三、述而且作的社会改革理想
基于历史进化的观念，墨子在社会生活和社会问题上，不是唯古是从，而是采取
分析和批判的态度，主张“述”“作”并举、继承和创建并重。
(一)对盲目推崇古代先人的“言”、“服”，持否定态度
儒家弟子公孟子提出“君子必古言服，然后仁”(《墨子·公孟》)。墨子驳斥道，
此种见解不对：“昔者商王纣卿士费仲，为天下之暴人；箕子、微子，为天下之圣人。”
他们说的是同一种形式的语言，却有“仁”与“不仁”之分；“周公旦为天下之圣人，
关叔为天下之暴人，此同服或仁或不仁”(《墨子·公孟》)，“仁”与“不仁”哪里
又在穿的衣服相同呢？并且，所谓古代的“言”和“服”，对于更古的时代来说，都
曾经是新的，“而古人言之服之，则非君子也？然则必服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
而后仁乎？”(《墨子·非儒下》)
(二)提倡“述而且作”
对于公孟子提出的“先人有，则(之)而已矣”的观点(《墨子·耕柱》)，墨子反
对说：“孰曰先人(有)，则(之)而已矣？子未智(知)人之先而有后(在焉)。”意即谁
说先人有的东西，仿效就行了？你不知道无论如何久远的“先人”，对于更古的先人
来说，他们必定也是后生。所谓“则”先人，其实是“则”后生，这就从逻辑上驳倒
了公孟子。
针对儒家提出的“君子循而不作”，墨子回应说：“古者羿作弓， 作甲，奚仲
作车，巧垂作舟”(《墨子·非儒下》)，按照“君子循而不作”的标准，那么现在的
“鲍函车匠” ，都是君子，而羿、 、奚仲、巧垂等创造者都成了小人，岂有此理?
因此，他鲜明地指出：“吾以为古之善者则诛(述)之，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
也。”(《墨子·耕柱》)主张对于古代好的东西必须要继承，对于现在只要是好的东
西，就要大胆地创作。这种要使未来超过往昔和今天的变革愿望，鲜明地表达了墨子
所具有的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