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在“兼爱”学说基础上的“尚贤”、“尚同”论，既是墨子的政治理想也是
他的政治理论。墨子的尚贤主张，较儒家详尽深刻。为政必须尚贤，其正确性古今无
别。而“尚同”认为政治必须由贤人在位，统一思想，清除百人百义交相非的纷乱局
面， 建立起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是针对当时天下诸侯攻伐兼并、 处士横议而提出
的顺应潮流的进步主张。 因而“尚贤”、“尚同”思想被后世儒家、法家等吸收，
以致成为封建统治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兼爱”
“兼爱”既是墨子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也是他的政治学说的核心，同时还是他
的伦理规范，它贯穿于墨子理论和实践的始终。墨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就是一个兼爱
人人、和睦相处的人间天堂。
墨子的“兼爱”大体包括两层意思：一是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应不分人我，不别
亲疏、贫富、贵贱，毫无差别地爱一切人；二是人与人之间应和平相处，对等互报，
互爱互利。墨子的“兼爱”已把局限于统治阶级范围内的“亲亲、尊尊”的爱发展成
为包括统治阶级在内的针对所有人的爱，即不分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和等级身份的高
低贵贱的普遍平等的爱。墨子第一次把千千万万“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
得息”的贫苦大众推为爱的对象，抛弃了统治阶级视人民为牛马的阶级偏见。
战国时代，由于各个诸侯国的割据混战使整个社会陷入了相互斗争、相互倾轧、
相互篡夺的状况之中：“若大国之攻小国，大家之乱小家，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
之谋愚，贵之敖贱”(《墨子·兼爱下》)，比比皆是。针对这种“别相恶、交相贼”
的混乱局面，墨子以天下为己任，站在小生产者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从道德的
角度出发，指出天下一切祸乱产生的根源在于人们“不相爱”。所以他提倡并大声疾
呼要“兼相爱”，“交相利”。在他看来，只要实行“兼爱”，社会上一切祸乱灾难
皆可以消亡，天下便可以达到大治。“兼爱”，成了墨子治理乱世的基本途径和重要
方法。
那么如何才能实行“兼爱”呢？墨子主张“视人之国，若视其国”，即要求每个
人从思想上抹去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与冲突，把别人的国、家、身当作自己的国、家、
身一样去尊重和爱惜，把别人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当作自己的父母、兄弟、妻
子、儿女一样去亲爱。如果能够做到这些，那么“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
则不相篡夺；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
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
欺愚”(《墨子·兼爱下》)，天下一切祸乱怨恨便会烟消云散。
二、列德尚贤
在春秋以前，基本上依据宗法血缘的“世卿世禄”制度规定进行任官和封赏，所
谓“周道亲亲”、“立嫡以长不以贤”。(《公羊传·隐公二年》)春秋中后期，政治、
军事斗争日趋激烈，贤能人才的作用日益突出，各国统治者开始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
如晋文公虽仍“昭旧族，爱亲戚”，但更重视“明贤良”、“赏功劳”，以致“左右
皆卿才”。(《左传·昭公十三年》) 吴公子季札甚至说：“君子务在择人。”(《左
传·襄公廿十九年》) 但真正系统提出尚贤思想的是孔子。孔子不仅论述了尚贤的重
要作用、贤能的标准，而且也提出了识贤的原则和用贤的策略。当然孔子的“尚贤”
还局限在贵族阶级内部，与一般平民无涉。墨子在继承孔子尚贤思想的基础上，结合
当时的社会现实，又发展了这种尚贤思想，在选贤、用贤、众贤等方面提出了较为系
统的理论观点和具体方案，含有平等选拔人才的民主因素和合理使用人才的思想，这
是具有创新意义的。
(一)尚贤作用：为政之本
墨子总结了“贤者为政则国治，愚者为政则国乱”的历史经验，从国家行政管理
的角度指出，君主欲成就大业，只靠君主一人之力是难以奏效的，必须要选贤用贤：
“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缓，怠慢)。非贤无急(急，危难)，非士无与虑国。缓贤
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墨子·亲士》 ) 继而指出，一个国家任用
贤良之士的数量亦与国家兴衰密切相关：“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
士寡，则国家之治薄。”(《墨子·尚贤上》)国家用贤的多少，决定国家的治乱兴衰，
肯定贤良之士是“国家之珍，社稷之佑”，明君“得贤人而使之”(《墨子·尚贤上》)，
可以更好地进行统治。 在墨子看来， “国家之乱，社稷之危”的主要根源是为政者
“不明乎尚贤使能为政也”，并抨击“不知使能以治之，亲戚则使之，无故富贵，面
目佼好则使之”(《墨子·尚贤中》)的任人唯亲、任人唯贵、任人唯美，必然造成吏
治腐败和政事混乱，明确地说：“自贵且智者为政乎，愚且贱者则治；自愚贱者为政
乎，贵且智者则乱。”(《墨子·尚贤中》)因而得出结论：“义人(贵且智者)在上，
天下必治”(《墨子·非命上》)，贤人治国，“故国家治则刑法正，官府实则万民富”
(《墨子·尚贤中》)，“尚贤者，政之本也”(《墨子·尚贤上》)。
(二)贤能的标准：德才兼备
墨子吸收了孔子关于“德才兼备”尤重其德的思想，并提出了选贤的三个具体标
准：“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墨子·尚贤上》)即德性高、口才好、
学识广博的人才可称为贤者， 强调贤才必须具备高尚的道德和丰厚的学识。 他还认
为贤才最根本的标准有两条， 一是“义”，二是“能”。所谓“不义不富，不义不
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墨子·尚贤上》)，就是说不义之人绝不可能成为贤才，
只有讲“义”的“兼士”才有可能成为贤才。“兼士”就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
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的兼爱之人。“义”指道德品质和志向，是一个道德
范畴，墨子将其放在首位，主张为政要“列德尚贤”，“以德就列”。 (《墨子·尚
贤上》) “能”则指才能，“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即贤者必备才能，故曰“有能则
举之，无能则下之”。(《墨子·尚贤上》)
(三)识贤原则：听其言，迹其行
墨子主张对贤者要进行全面的考察了解，认为“尚贤”方针能否得到真正推行，
主要即在于为上者能否审核贤与不肖之别，不但“听其言”，更要“迹其行”，“察
其所能” ，通过对被荐者的言谈、行为、能力等多方面的综合考核， 然后确定其是
否为贤才； 对于真正的贤才也要据其德才之高低“慎予之官”(《墨子·尚贤中》)，
即授予合适的官职。
(四)举贤范围：不分贵贱，唯才是举
墨子基于以“兼爱”为标准的人才范式，在举贤范围上，已完全打破了讲“亲疏
尊卑之异”即“亲亲”、“尊尊”的血缘宗法等级制的藩篱，不问贫富贵贱，面向社
会的大多数人荐贤、举贤。墨子思想的核心是“兼爱”，这是一种无差等的全人类之
爱， 它已冲破血缘宗法制的束缚， 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在这个基础上，墨子提出了
“举义不避贫贱”、“举义不避亲疏”、举义不避远近”(《墨子·尚贤中》)三条关
于选贤范围的基本原则。根据这个原则，选贤不仅包括了士君子阶层，也包括了生产
劳动者平民阶层：“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以至“远鄙郊外之臣，门庭
庶子，国中之众，四鄙之萌(民)人”(《墨子·尚贤上》)，也都具备被选拔资格。墨
子已将举贤的范围扩大到整个社会，主张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不辨贫富、贵贱、远
迩、亲疏，贤者举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废之。”(《墨子·尚贤中》)并且墨子所讲的
贤才，不仅指国家的管理人才，而且还包括有特殊技艺、一技之长的人，像“良医”、
“良工”、“良宰”、“善射御之士”等所有能“兴天下之利”、“中国家百姓之利”
者。(《墨子·尚贤下》)因此墨子举贤之广是前所未有的。
(五)用贤策略：以德就列，以劳殿赏
墨子在用贤方面提出了“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 (《墨
子·尚贤上》) 的策略。这个策略比较全面、合理。“以德就列”就是根据一个人的
德才来安排他的官位： “可使治国者治国， 可使长官者长官，可使治邑者治邑。”
(《墨子·尚贤中》)务使各任其职，各尽其力，也就是量材录用，用其所长。“以官
服事”就是根据自己的官位职责为国家办事：“贤者治国也，蚤朝晏退，听狱治政，
是以国家正而刑法正；贤者之长官也，夜寝夙兴，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官府，
是以官府实而财不散； 贤者之治邑也， 蚤出暮入，耕稼，树艺，聚菽粟，是以菽粟
多而民足乎食。” (《墨子·尚贤中》) 即要求为官者有尽心竭力的负责精神和干练
的办事能力。“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即根据各人的功劳和政绩进行赏赐，先评
定劳绩大小，再确定应享受的俸禄。
(六)众贤之术：富之贵之，敬之誉之
所谓众贤就是设法增加贤才的数量。在墨子看来，因为贤才为国家的根本，贤才
越多，治绩越卓著，国力越强盛，社会就越稳定。所以招纳贤才不是一时权宜之计，
而是治国的长远策略。正如江河容纳百川的涓涓细流而成其大、白裘云集狐狸腋毛而
价值连城一样，一个国家必须网罗众多的贤能之士，才能达到天下大治。那么如何才
能做到“众贤”？墨子认为：“亦必且富且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家之良士亦将可
得而众也。”(《墨子·尚贤上》)又如何富之贵之，敬之誉之？应“高予之爵，重予
之禄，断予之令”。(《墨子·尚贤中》)即让贤才有职、有禄、有权，用高官、厚禄、
权力建立起人们对贤才的敬服和崇信。墨子将此三条称为“置三本” (《墨子·尚贤
中》) ，认为“爵位不高，则民不敬也；蓄禄不厚，则民不信也；政令不断，则民不
畏也”。(《墨子·尚贤中》)要做到这“三本”，国中之人必勉力从义，效法贤人，
“然后国之良士，亦将得而众也”。(《墨子·尚贤中》)贤人必能大量增加，就可以
达到招贤纳士、安邦治国的目的了。
“众贤”除“置三本”外，还要做到“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 (《墨子·尚贤
上》) ，“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墨子·尚贤上》)，即通过有效的监察和合
理评判对做官的人该赏则赏，该罚则罚。要使官位、权力、爵禄都带有一定的竞争性、
流动性，从而使每个人都有凭借个人德行、才能参与政事的机会。即使那些享受丰厚
俸禄、处于尊贵地位的大臣，也必须兢兢业业地处理政事，否则就不能永远为官而富
贵；即使那些“农与工肆之人”等平民百姓，只要崇尚才德，积极进取，也不会永远
处于在野的贫贱地位。有了这样一心向往仁义的贤臣和良民，国家就不愁治理不好。
因此，古代尧舜禹汤等明君，都善于识别人才、选择人才、使用人才和驾驭人才。
三、尚同
墨子理想中的政治体制，是建立天下吏民思想一致、高度集中统一的贤人政治。
为建立这种体制，他提出“尚同”思想，主张“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 (《墨
子·尚贤上》)：“以尚同一义为政”，那么“治天下之国，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
若使一夫”(《墨子·尚同下》)，各项法令政策便可畅行无阻，整个国家也可运于掌
上。所以他认为：“尚同为政之本，而治之要也。”(《墨子·尚同下》)
(一)尚同的含义及提出
“尚同”即同于上，即提倡集权，统一是非，统一思想，统一步调。其具体内容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天子由“天”选立；三公、国君由天子选立；左右将军、大夫、
乡长、里长均由国君选立。2.包括天子在内的各级“正长”(行政长官)，都选天下贤
者担任。3.“一同天下之义”是“天之欲”，“天之欲”就是爱人利人，就是“求兴
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尚同中》)4.天子必须顺“天之欲”，率领各级
正长，以“一同天下之义”。5.各级“正长” 率领其管区人民， 逐级向上认同学习，
服从于上， 一直尚同于“天” 。墨子尚同论建立在“尚贤”论基础上，“尚同”、
“尚贤”论又与他的“国家起源说”密不可分：“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
语人(人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滋也，益)众，
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在墨子看来，
在未有国家的古代，一人一义，十人十义，天下人没有统一的思想，因而导致人们不
仅不能密切合作，反而“皆以水火毒药相毒害”，“天下之乱，若禽兽然”。 (《墨
子·尚同上》) 既然“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那么上天就“选天下之贤可
者，立以为天子”(《墨子·尚同上》)；又因天子的力量有达不到的地方，天子又选
出三公、诸侯(国君)辅佐治国；诸侯(国君)“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
置立以为正长”(《墨子·尚同上》)，于是产生将军、大夫、乡长、里长等各级官长。
“故古者之置正长也，将以治民也，譬之若丝缕之有纪，而网罟之有纲也。将以连收
天下之淫暴而一同其义也。”(《墨子·尚同中》)墨子认为，君主的产生起源于避乱
就治的选择，各级官吏是选拔出来辅佐君主的，国家机器就是为了保证社会秩序化而
建立的。因而天下士民认同、服从于上级官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是天经地义的
事情。但是墨子的“尚同”以“尚贤”为条件，即从天子、三公、诸侯，到将军、大
夫、乡长、里长等各级政长都必须由“天下之贤可者”充任。而对于桀、纣一类昏君，
易牙、竖刁一类奸臣，需人人得而诛之，又岂能“尚同”？
(二)尚同“四法”
为了建立完善的“尚同”体制，墨子提出了四种有机联系、缺一不可的方法：
1.“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墨子·尚同上》)，这是“尚同”
的根本方法。为了便于令行禁止，必须议定国是，统一认识，形成统一的是非标准。
那么谁为“上” ？ 依“尚同”的顺序看，最高的“上”应是“天”；因为有意志的
“天”并不存在，所以最高的“上”实际上是天子。只有以天子的是非为是非，才能
“一同天下之义”。是非统一，故刑罚得中：“上之所赏，而下之所誉也”；“上之
所罚，而下之所毁也”。(《墨子·尚同上》)赏罚皆得民心，故可劝善惩恶。
2.“上同而不下比”，这是尚同的组织保证。上同即下级与上级同心，万民与天
子一意； 下比即臣民有异心， 结党营私，勇于私斗，不服公义。“上同而不下比”，
就是要去私服公，下与上同，民与君同，在行动上统一，“治天下之国若治一家，使
天下之民若使一夫”(《墨子·尚同下》)，天下运于掌中，这是“尚同”的最高境界。
3.“闻善而(或)不善，皆以告其上”(《墨子·尚同上》)，即下情上达。彻底的
专制主义学说，已取消人民的个人意志。墨子的“尚同“思想，仍为人民保留发言的
权利。他提出“上下情请为通”，“上有隐事遗利，下得而利之；下有除怨积害，上
得而除之”。(《墨子·尚同中》)这样做就能兴利除弊，增强君主的办事效力。特别
是君主“非神也”，如果“助之视听者众，则其所闻见者远矣；助之言谈者众，则其
德音之所抚循者博矣；助之思虑者众，则其谋度速得矣；助之动作者众，即其举事速
成矣”。(《墨子·尚同中》)如此便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所以“上之为政也，得下
情则治，不得下情则乱”。(《墨子·尚同下》)
4.“上有过则谏，下有善则傍(访)荐之”。这是匡谬补缺、扩大善行之道。“尚
同”并不是把人民的一切权力都交付君主，自己任凭宰割，而是随时可以监督、匡正
统治者。如果统治者荒淫堕落，墨子也不反对进行推翻腐朽统治的革命，如汤、武革
命他就认为是“诛”昏君(《墨子·非攻下》)。然革命毕竟是十分痛苦的事，故墨子
要采取积极的防范措施，特别提倡臣民进谏，反对阿谀逢迎，主张“君必有弗弗 (
，否决)之臣，上必有 (争议)之下，分(异)议者延延( ，谏诤)，而支苟(忠
于职守) 者 。焉(于是)可以长生保国”。否则，如果“臣下重其爵禄而不言，近
臣则喑(沉默) ，远臣则 (不言)。怨结于民心，善议障塞，则国危矣”。(《墨子·
亲士》)可见进谏是尚同的重要内容，减少了专制统治的残酷和愚昧成分。
(三)“尚同”的实际功效
按照墨子的设想，“尚同”可以使思想统一，是非一致，赏善罚恶准确无误就有
了保证；下情上达，“天子之视听也神”(《墨子·尚同中》)，政令有了合乎实际的
保证；匡过荐贤，避免失误有了保证；上同而不下比，令行禁止就有了保证。所以他
认为：“尚同之为说也，上用之天子，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诸侯，可以治其国矣；
下用之家君，可以治其家矣。”(《墨子·尚同下》)
然而，墨子所制造的虚幻的上天，实际上对君主并无有效的约束力，并且只是强
调君对民、上对下的赏罚之权，下对上、民对君只有规谏权，而在如何实施规谏上又
没有具体制度，这就使人民意见不能保证及时畅达地反馈到统治者那里。也就是说，
墨子的“尚同”，主要强调的是下对上的服从，而忽略了下对上的制约，尽管初选的
“正长”不失为好官，仍难免不受权力的腐蚀。因此，“尚同”思想很容易成为专制
主义理论的温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