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桑经》，张元撰《柳泉蒲先生墓表》碑阴附记杂著五种之一。由于该书是作
者依据古代农书，根据淄川地区的具体情况，对其加以“增删”，所记述的技术措施
切实可行，颇受淄川地区百姓的欢迎。故该书流传很广，各种抄本也比较多，但长期
未刊刻，直到1962年才由路大荒先生收录进《蒲松龄集》中；1982年中国农业出版社
出版了李长年先生校注的《农桑经校注》单行本，并收录了藏于辽宁省图书馆之《农
桑经残稿》（实为《家政外编》的一部分）。
一、《农桑经》写作的历史背景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山东大水，凡九十四州县灾。淄川四月大雨，二麦歉收，
自五月二十四日阴雨，六月十九日始晴，自此遂不复雨。田地中多蜚虫害稼。是年，
蒲松龄写了《祭蜚虫文并序》，《序》中说：“康熙四十一、二年间，忽有害稼之虫，
多而奇臭，以致比年不稔，莫有知其名者。惟《春秋》有蜚灾，细考注疏所言，形象
臭恶，真是其物。吾淄自旧岁益蕃，受害益烈，乡人无告，请余为文以祭之。”蜚虫
来势凶猛，人们束手无策，结果使淄川地区“千钱斗米，道 相望，榆皮净尽， 及
垂杨。”时至康熙四十三年春末，淄川县百姓已是流亡殆尽。是年，蒲松龄为民请命，
写了《康熙四十三年记灾前篇》与《秋灾记略后篇》，记述了淄川县当时凄惨的情景：
“道 无人瘗，禽犬分葬之”，“货人肉者，凌晨驱驴，载送诸市肆，价十分羊之一。”
在《纪灾》诗中说：“去年卖女今卖儿，罗尽鼠雀生计窘。千古苛灾一时遭，孽人自
作天亦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蒲松龄立意要为民编著一部专为种植农桑之书。
编著《农桑经》的宗旨。康熙四十四年，《农桑经》编写完毕，蒲松龄写了一篇
序文，文曰：
居家要务，外惟农而内惟蚕。昔韩氏有《农训》，其言井井，可使纨袴子弟，抱
卷书生，人人皆知稼穑，余读而善之。中或言不尽道，或行于彼而不能行此，因妄为
增删；又博采古人之论蚕者，集为一书，附诸其后。虽不能化天下，庶几以贻子孙云
尔。康熙四十四年，岁次乙酉，正月二十四日。
二、《农桑经》的内容
《农桑经》 共包括《农经》 七十一则，《蚕经》二十一则，《补蚕经》十二则
(附《腌茧法》)，《蚕祟书》二十七则，《种桑法》十则。
《农经》七十一则，是仿韩书之体例，按《礼记·月令》系事，但今存之《农经》
只到九月，接于其后的冬之月事，亦只列出“收农器”、“种粪”、“杂占”、“占
种”、“米价”等条目，其馀未载之月令，抑或有残缺。《蚕经》二十一条偏重于头
一年的茧种选择、采桑叶及饲养的介绍，而在《补蚕经》十二则中，则重于蚕子的生
长过程的介绍。《蚕祟书》二十七则，是指使蚕为祟的原因及其解救的方法。在《蚕
崇书》之下，蒲松龄自己作了一个小注：“闺阁信巫，故为存厌禳之法，事亦无害于
义， 且祭馀又可以致蚕公也。 ”这说明，他自己并不相信这些说法，只是为了顺乎
“闺阁”之信仰而为之。《种桑法》在路大荒先生所收录的条目中为“十则”，实则
九则；而1982年农业出版社出版李长年先生校注的《农桑经校注》亦列“十则”，实
则十二则。它较路大荒所收录者，多出“压接法”、“搭接法”和“收牛粪法”三条。
三、《农桑经》编著资料来源
蒲松龄在《〈农桑经〉序》中说：“昔有韩氏《农训》”，“余读而善之，中或
言不尽道，或行于彼而不能行此，因妄为增删”。这是指《农桑经》中《农经》的编
著过程。而对《蚕经》与《补蚕经》则说：“又博采古人之论蚕者，集为一书，附诸
其后。”根据蒲氏所著《农桑经》正文，可以寻绎出作者编写此书时所引用、参考及
搜集的资料。《农桑经》“正月”中“耕时”条下有“《汜胜之书》云：‘春候地气
通’。”《汜胜之书》，为公元前一世纪的一部农书。“二月”条下，“农家诀云：
‘春耕无晚，秋耕无早’”“坝堰”条下，“谚云：‘地无唇，饿煞人!’”“四月”
中“剜谷”条下，“俗云：‘密处稀，稀处密，不稀不密留大地。’”“刨二遍”条
下，“诀云：‘深 过垅，前后留窝；只要如沽，不要贪多。’”“五月”中“治茅”
条下，作者自作小注“《齐民要术》曰：茅地宜纵牛羊践之，七月耕之即死。”“九
月”后所列之“占种”：“师旷云：‘欲知吾谷，先占五木。其木盛者，来年益种之，
万无一失。’”师旷，当为《师旷占术》一书。此书现已佚，蒲氏此文当转自《齐民
要术》卷一“收种第二”条下，其原文当为“欲知五谷，但视五木。择其木盛者，来
年多种之， 万不失一也。 ” 《齐民要术》，为6世纪北魏贾思勰所著的一部农书。
“打蝻”条下云，“高镜川先生有云：‘患将至而不预防，譬如当道遇饿虎，欲不喙
以图存也。’”在《蚕经》中，“浴连”条下，“少游《蚕书》云：‘腊三八日浴三
次，沃以牛溲，浴于川，勿伤其藉。’”“忌宜”条下，“陈其年词云：‘红贴糊门
多禁忌。’”“喂蚕”条下，“《蚕书》云：‘蚕生明日，或桑或柘，风戾投之，寸
二十分。’”以上资料足以说明蒲松龄写《农桑经》时，所采集前人著述资料之广博，
搜求民间农谚要诀之勤苦。再者，文中所附《御灾》、《飞蝗》、《打蝻》、《 》、
《蜚虫》都是在实际生产中总结出来的经验。由于《农桑经》是蒲氏参考我国古代的
农书资料，并根据淄川地区的实际生产情况，加以删改增补，所以颇受当地人们的欢
迎，它对当时的农业生产起到了指导作用。直到今天，其中的一些条款也不失其指导
意义。日本学者天野元之助著《〈农桑经〉考》做了具体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