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整体而言，《聊斋志异》并不以讽刺而见长，所以对《聊斋志异》颇多好语的
鲁迅认为：直到后来“吴敬梓《儒林外史》出，……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
(《中国小说史略》)但是，当蒲松龄以“寓赏罚于嬉笑”的方式去直面现实和人生时，
讽刺这一源远流长的表现方法便不能不纳入他的艺术视野，于是在《聊斋志异》中，
讽刺之作或具有讽刺意味的段落细节屡见不鲜，也就不足为奇了。蒲松龄在运用讽刺
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和他在其他方面取得的成就一样，不可忽视。
《聊斋志异》的讽刺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可称为正面的讽刺。所谓正面的讽刺，
是指作者不但不掩饰对对象的鄙薄嘲谑，反而以种种手法予以张扬，故其讽刺之意旨、
笔法一望而知。这类讽刺多集中于对吏治黑暗的暴露和对科举弊端的揭发。
《考弊司》述阴间有一管辖秀才的名叫考弊司的机构，其司主虚肚鬼王对初来的
秀才，不管有罪与否，一律要割髀肉以示惩罚，只有“丰子贿者”，可免此难。然而
堂下两块碣石上大书“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公孙夏》写一贵官接受了某国
学生的贿赂，在给他真定太守的冥缺时，勉以“清廉谨慎”。这两则故事都是通过表
现对象言与行的矛盾，显示其荒谬可笑。《郭安》写郭安被李禄杀死，郭父鸣于官，
县令却判李禄给郭父当儿子了事。而另一县令更绝。“济之邑西有杀人者，其妇讼之。
令怒，立拘凶犯至，拍案骂曰：‘人家好好夫妇，直令寡耶! 即以汝配之，亦令汝妻
寡守。’遂判合之。”《放蝶》述王姓县令喜欢赏蝶，“每听讼，按律之轻重，罚令
纳蝶自赎。堂上千百齐放，如风飘碎锦，王乃拍案大笑。”这两则故事以夸张的手法，
极力突出对象的荒谬，以收到讽刺的效果。《司文郎》写一个老和尚有一绝活，他可
以凭用鼻子嗅纸灰判断出文章的高下。可是考试的结果和他的判断完全相反；他认为
可以得中的王生名落孙山，而余杭生的文章他闻了作呕，但余杭生却高中。对此，老
和尚不由仰天长叹：“仆虽盲于目，而不盲于鼻；帘中人并鼻盲矣。”《三仙》写某
士子拿着分别由蟹、蛇和哈蟆作的三篇文章去应付考试，居然“擢解”。此皆以夸张、
幻化之手法讥刺考官不辨优劣，有眼无珠。
蒲松龄一生对官吏贪暴昏庸深恶痛绝，对科场龌龊不公耿耿于怀。满腔愤懑，无
由排解，一吐于文，势难自禁。故其讽刺多了一些切肤之痛的宣泄，少了一些出乎其
外的静观；多了一些痛快，少了一些节制；多了一些笔无藏锋，少了一些含蓄蕴藉。
等而下之者，便近乎谩骂了。这类文字从考察蒲松龄的思想和认识当时的现实来看，
自有价值。但若以讽刺艺术论，似非上乘。
在《聊斋志异》中，更值得注意的是另一类讽刺方式，即反讽。所谓反讽，是指
作者从自身特定的生活境遇中摆脱出来，以冷静的态度，以客观有时甚至是略带欣赏
的笔调，来达到对对象的怀疑或嘲弄。古人所谓“皮里阳秋”，鲁迅所谓“幽伏而含
讥”，其意几同。
《聊斋志异》的《死僧》篇写一个死去的和尚于夜深人静之时直入佛殿，登佛座
抱佛头而笑，久之乃去。这一切恰被一个投宿寺中的道士看在眼里，甚觉蹊跷，便查
验佛首，“见脑后有微痕， 之，内藏三十余金”。作为出家人，本应视钱财为身外
之物，可这个和尚不惟生前敛财，死后且念念不忘，其财迷心窍，比起《儒林外史》
中为点着两根灯草而不肯咽气的严监生来犹有过之。蒲松龄在叙述这个故事时，娓娓
道来，不加褒贬，但反讽意味甚明，特别是“死僧”“抱佛头而笑”这一细节，生动
传神，读后令人忍俊不禁。可惜的是，蒲松龄最后终于按捺不住，在“异史氏曰”中
以“生不肯享，死犹顾而笑之，财奴之可叹如此”云云而道破，遂有添足之嫌，颇失
“婉而多讽”之趣。无独有偶，蒲松龄在另外一篇中也写了一个死去的和尚，但该篇
在反讽艺术手法的运用上较之《死僧》更胜一筹，可以说是代表了蒲松龄在这方面取
得的最高成就，它就是《金和尚》。
在《聊斋志异》中，《金和尚》算是比较特殊的一篇。全篇没有任何怪异的成份，
且所记山东诸城五莲山金姓和尚，确有其人，确有其地，又确乎其然。与作者蒲松龄
同时的大诗人王士禛，在其《分甘馀话》卷四对这个和尚也有记述。但比较起来，蒲
文与王文在表现上相当不同。
先看王士禛记金和尚生活之豪奢：
益置膏腴，起甲第，徒众数百人，或居市中，或以自随。居别墅，鲜衣怒马，歌
儿舞女，虽豪家仕族不及焉。
寥寥数语，精炼得无法再精炼了。而在“金和尚”篇，却是条叙缕述，对其宅第构造、
居室陈饰、役使徒众、饮食宴乐、出行气派等诸方面，一一做了形容性的描述。如写
其内寝：
朱帘绣幕，兰麝香充溢喷人。螺钿雕檀为床，床上锦茵褥，折叠厚尺有咫。壁上
美人、山水诸名迹，悬粘几无隙处。
是就其陈饰之物显现其人之奢华，又有俗艳之趣。写其饮食宴乐：
客仓卒至，十馀筵可咄嗟办，肥醴蒸熏，纷纷狼藉如雾霈。但不敢公然蓄歌妓，
而狡童十数辈，皆慧黠能媚人，皂纱缠头，唱艳曲，听睹亦颇不恶。
更见得其饮食声色之好，何止是不减世俗的富贵中人。写其役使徒众：
一声长呼，门外数十人，轰应如雷。细缨革靴者，皆乌集鹄立，受命皆掩口语，
侧耳以听。
确如冯镇峦所评：“总写其役使之盛，居然王侯。”写其出行：
一出，前后数十骑，腰弓矢相摩戛。
俨然是一员大将军的气派。再如写其结纳交通：
又广结纳，即千里外呼吸亦可通，以此挟方面短长，偶气触之，辄惕自惧。
这比王士禛文中“公然与冠盖相交往”，更能见其势焰，连州守县令，乃至地方大员
都不敢稍有触犯，一般的平头百姓更只能是怕得要死，俯首任其作践了。
对金和尚之死后殡葬情况，王士禛只说了句：“有往吊者，举人斩衰稽颡，如俗
家礼。”而在《金和尚》篇，却是一大段描摹工细的文章：
殡日，棚阁云连， 翳日。殉葬刍灵，饰以金帛；舆盖仪仗数十事；马千匹，
美人百袂，皆如生。方弼、方相，以纸壳制巨人，皂帕金铠；空中而横以木架，纳活
人内负之行。设机转动，须眉飞舞；目光铄闪，如将叱咤。观者惊怪，或小儿女遥望
之，辄啼走。冥宅壮丽如宫阙，楼阁房廊连垣数十亩，千门万户，入者迷不可出。祭
品象物，多难指名。会葬者盖相摩，上自方面，皆伛偻入，起拜如朝仪；下至贡监簿
史，则手据地以叩，不敢劳公子，劳诸师叔也。当是时，倾国瞻仰，男女喘汗属于道；
携妇襁儿，呼兄觅妹者，声鼎沸。杂以鼓乐喧 ，百戏
人语都不可闻。观者自肩以下皆隐不见，惟万顶攒动而已。
这一段恐怕是中国古文中摹写丧事最工细的文字了，颇类似白话小说《红楼梦》里写
秦可卿之出丧。看其所写殉葬刍灵之奢华、工巧，冥宅之宏丽、出殡场面之盛况，直
是不啻当时的极富极贵之家。这自然不无夸张的成分，但是，即便缩小几成，也够可
观的了。
通过以上的引述，可见《金和尚》篇较之王士禛之简括记述，大为形象而生动，
两者在做法上有着明显的差别：王士禛用的是笔记体，直记其事，文简事约，并不讲
究文笔，辞达而已；蒲松龄用的是文章家之笔法，或正面记叙，或似面用笔，或作传
神之白描，都不放弃形容和夸饰，甚至还铺张扬厉地作一番工细的描绘，从而便突破
了一般记人记事之文的格局，具有了美文学的性质。
上面之所以不吝赘引《金和尚》里的几段文字，目的还不在于显示它比王士禛的
记述具体而生动、富有文学性，更主要的是要从这些文字看出蒲松龄作此文之艺术匠
心及其笔法之妙。
首先，“金和尚”全文用“零星叙法”，罗列式地叙写主人公生前生活和死后殡
葬的诸般情况，尽管表面上看来有点琐碎，以致有评论者认为“段落最难勾出”。但
是，个中有一个贯穿全文、胶合“零星”各事的东西，可以将它叫做观照点。这就是
本篇的标题、开头简介和结末“异史氏曰”所一再显示的：主人公是一个和尚，一个
名义上皈依了佛门，理应看破红尘，摒除了世俗的情欲，做到“五蕴皆空，六尘不染”
的佛门圣徒。依照这样一个观照点，来展示主人公的各个方面，所“零星”叙写的各
段文字，也成为必要的、有意义的，从而便构成了一个和谐一致的整体。譬如说，广
置膏腴，多起甲第，陈设奢华而俗艳，食荤茹腥，这类事情对于世俗的王公贵人来说，
虽然未必尽可称道，过分的奢侈浮华毕竟算不了美德，但也不足为奇，无可厚非。其
中有些事情，如内寝“朱帘绣幕”，“壁上美人、山水诸名迹，悬粘几无隙入”，以
及不忘有后，“买异姓儿，私子之”，对世俗人更是绝对无可非议。而对于一个剃度
出家、身居佛门的和尚来说，这一切便全与其身份、信念、戒律不大相合，形成了反
差，成了可议、可讥的事情，更何况还有比此等事更甚的诸如交通官府、挟制地方、
欺凌百姓，以及在道德方面最引人厌恶的色欲方面的隐私! 正是由于作者利用了这样
一个不言自明的观照点，一切无关紧要的都会变为紧要的，所以才独辟蹊径，采用了
这样一种“零星叙法”，不嫌琐碎地写出金和尚生前死后的各个方面的情况，勾画出
一个“五蕴”不“空”，“六尘”皆“染”的丑恶和尚的真面目。
其次，此篇题目《金和尚》，文记金和尚事，但对金和尚其人却极少作正面的叙
写，不图其形貌，基本上没有正面描述他所做的事情，连一句话都没有让他说，只是
篇首对他做了几句简括的交代而已。主要的篇幅是叙写其宅第构造，居室陈设，供其
役使的徒众“受命皆掩口语，侧耳以听”之态，供其欢乐的“狡童”“慧黠能媚人”
之姿，以及死后殡葬之盛。只是在无法完全避开的情况下，才偶尔一露其鳞爪。一句
话，全文重点叙写的是金和尚周围的事物和上下各类人等的屈从样子。这种笔法颇类
似《三国演义》之写“三顾茅庐”。毛宗岗批曰：“此卷极写孔明，而篇中却无孔明。
盖善写妙人者不于有处写，正于无处写。……见孔明之居，则极其幽秀；见孔明之童，
则极其古淡；见孔明之友，则极其高超；见孔明之弟，则极其旷逸；见孔明之丈人，
则极其清韵；见孔明之题咏，则极其俊妙：不待接席言欢，而孔明之为孔明，于此领
略过半矣。”(《三国演义》会评本第37回回前总评)这篇《金和尚》不也是“正于无
处写”、“隐而愈显”吗? 文中写出了金和尚居室陈设之奢华俗艳，饮食尽为腥鲜，
“狡童”“皆黠慧能媚人”，徒众皆俯首听命，噤若寒蝉，应命则“轰应如雷”，地
方大员都甚为畏惧，不敢稍有触犯，死后殡葬又是如此盛大，那么其人如之何，他究
竟是怎样的一个和尚，也就烘托出来，读者也就不难想象了。这种尽量避开正面的描
写，着重从主人公周边的与之有关系的人、事、物来显示其人的笔法，在文学作品中
并不罕见，但多是于作品的部分章节中用之，像《金和尚》这样做为全篇的主要笔法，
却是极为少见的。
再次，与上述两点相联系的是，“金和尚”在叙述上表现出一种“言其外无臧否，
而内有所褒贬”的讽刺风格。就作者的命意言，显然是揭露金和尚之丑恶。篇末“异
史氏曰”用一种幽默的口吻，列举了数类身披袈裟而所行各异的“和尚”，结末以提
问的方式，让读者自己判断金和尚应归属于何类，但意思是明显的，金和尚是属于最
后的“和幛”一类，他应得到的判词是：“狗苟钻缘，蝇营淫赌”。“和幛”是作者
杜撰的一个词，大概是取其为口语骂人行为不端曰“混帐”二字的谐音。然而，全篇
记叙金和尚生前死后诸般现象，却只是极客观地记述，既没有热衷于专写其令人发指、
令人作呕的恶迹丑事，像白话小说集《三言》、《二拍》中一些写恶僧淫僧的篇章那
样，也没有在叙写中加入一些否定性的评议，没有使用明显的贬义词。十分明显，作
者要做的不是直露式的揭露和词气浮露的讽刺，而是追求另一种文章境界、风格：叙
写表面上取极客观的态度，不露褒贬之意，而实则是笔有藏锋，内含讥刺；出语力求
平和，不露声色，而实则辛辣之至。如前面摘引的写金和尚的内寝陈饰、饮食宴乐的
文字，字面上看仿佛只是奢侈浮华，但是，这里写的是和尚，其意蕴和分量就大为不
同了。试想，一位和尚的住房里，竟然充溢着女人闺房里的兰麝香气，壁上贴满了许
多美女图，还豢养着一些有姿色的娈童，时而唱“艳曲”，这类人们一眼便可看出其
荒唐的事情， 岂不是如同鲁迅在《什么是“讽刺” ? 》里所举“洋服青年拜佛”、
“道学先生发怒”(《且介亭杂文二集》)两个事例一样，如实写照便自然成了讽刺。
更有意义的是，作者在行文中做了许多埋伏，让读者自己去寻绎文字背后隐藏的
内容。如说金和尚“但不敢公然蓄歌妓”，岂不是意味着这样一个思想：“他暗地里
蓄歌妓”，只是“不敢公然”而已。特别是写五莲山寺的数十处外院的僦屋佃田者一
段：
凡僦屋者，妇女浮丽如京都，脂泽金粉皆取给于僧，僧亦不之靳，以故里中不田
而农者以百数。时而恶佃决僧首，瘗床下，亦不甚穷诘，但逐之去，其积习然也。
这一段叙述，仿佛是轻淡描写，事情很寻常，然而却句句耐人寻味，句句内含讥刺，
个中隐藏着许多不堪讲述的事情。金和尚座下的众多僧徒，不吝钱财，十分大方地供
养着一大批女人华妆艳抹，连她们全家都可以不劳而温饱无虞，其间的隐情不言自明。
这里时而有和尚被人杀掉，也不甚追究，并且是“积习然也”，其中的缘故也不言自
明。从这里读者不难想象到：金和尚主宰的五莲寺已成了充满淫乱、凶杀的肮脏场所，
哪里还算是佛门净地! 这本来是十分丑恶的事情，却被如此轻巧地叙出，中间时而加
入“僧亦不之靳”、“其积习然也”一类似轻松而实刺骨的冷言冷语，也就力透纸背，
“字字皆成斧钺”了。
冯镇峦总评之曰：“通篇满纸腥膻，文章皆如锦绣。”非常中肯。《金和尚》确
乎是这样一篇妙文：它别具一格，几乎全用皮里阳秋的笔法，将东鲁名刹的大和尚之
丑恶叙述得如此轻巧，愈是下庄语，愈是显示出其荒唐，读之也就愈觉得有韵味，被
引发的不只是对金和尚的厌恶，而是只有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才会有的愉悦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