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虽然内容驳杂，其中有些是记述社会传闻，甚至直录友人的口述或
笔记，如他在《聊斋自志》中所云：“闻则命笔，久以成编”，“四方同人，又以邮
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伙”。但是，更有许多篇章，特别是那些名篇佳什，
却是直写其个人的生活感受、体验，凝聚着他大半生的苦乐，表现着他对现实人生的
思索和憧憬。
《聊斋志异》创作的这个特点，不仅为它以前以后的志怪传奇系统的小说所罕有，
而且也为由话本发展起来的白话短篇小说所鲜见。 志怪传奇小说叙的是世间罕有的
“怪异非常之事”，更是作者的身外之事，它们的作者只是充当好事者传述之而已。
六朝人的志怪书自不必说，唐人传奇中的一些篇章，如《任氏传》、《谢小娥传》等，
篇末就缀以这样的声明，或者再加几句感叹语。其中固然有张 的《游仙窟》、元稹
的《莺莺传》，前者用了第一人称，后者是就作者个人的一段生活经历作成，但毕竟
是绝无仅有的例外。话本系统的小说是用说书人或摹拟说书人立场、口吻，总是与所
叙故事拉开距离，作者在叙述中只是偶尔介入，做几句解释和评论。这种情况，到了
明末清初才悄悄发生变化。《聊斋志异》虽然是谈鬼说狐，篇中大都带有程度不同的
超现实、超人间的虚幻性，但是，许多篇章所展示的内容却不是世外之事、身外之事，
而是蒲松龄个人心声的抒发。
蒲松龄的寄托理想的作品，在爱情故事中占有相当的比重。他写了大量优美的爱
情篇章，其数量占《聊斋志异》作品总量的四分之一左右。这一现象固然可以用爱情
是文学的永恒主题来解说，但作者个人主观意趣的因素亦不可忽视。因为只要稍一留
意便会发现，在《聊斋志异》的一部分爱情故事中，存在着一个相当稳定的结撰模式：
男主人公大多是现实社会中贫寒失意的书生(包括落魄的塾师)，女主人公则多出于幻
域，大都年轻貌美，温柔多情，善解人意。故事的展开往往遵循着以下的程式：一开
始，男主人公率先登场，而伴随着他出现的是一种孤苦无依、穷愁潦倒的窘境。他们
偶尔也去寻求爱情，但更多的情况是女主人公不请自至。她的出现，不但给书生以性
爱上的满足，而且往往助书生摆脱穷困和科举有成。为避免叙述的过于空泛，不妨举
出《红玉》为例。此篇中的冯生很穷，“家屡空”。一天晚上，狐女红玉“自墙上来
窥”，继而“梯而过，遂共寝处”，此后“夜夜往来”。冯父发现，将其拆散。临别
之际，红玉“出白金四十两”，助冯生娶妻生子。后乡绅作恶，以致妻死子散，当冯
生陷入悲苦之际，红玉领着冯生的儿子再度出现，不出半年，家业重振，冯生亦“遂
领乡荐”。需要说明的是，这不过是信手拈来的一例，诸如此类者即使仅开列出篇目，
也需要相当的篇幅。这样的故事读多了，不能不令人顿生疑窦：蒲松龄为什么要不厌
其烦地编撰这些故事?这些故事的意义和功能何在?合理的解释可能是：这不过是蒲松
龄所做的白日梦而已，以借此弥补现实的缺憾，使受挫的心理得以平衡。具体说来，
有如下几点：
1.孤寂心境的慰藉。《聊斋志异》中写人与狐鬼花妖相爱的篇章，如《绿衣女》、
《连琐》、《香玉》、《小谢》等，都是写一位书生或读书萧寺，或书斋临近郊野，
忽有少女来就，或吟咏，或嬉戏，或相狎，给生活寂寞的书生带来乐趣，数度相会，
方知为狐鬼花妖，或者进而生出一些波折，以明“情之结者，鬼神可通”，并无别的
意蕴和寄托。联系蒲松龄个人的生活状况，有理由认为这正是他长期处在孤独寂寞的
生活境遇中所生发的天真幻想。他大半生在缙绅人家游学，坐馆，一年中只在年节假
日里返家小住几日，如他在《家居》诗中所说：“久以鹤梅当妻子，且将家舍作邮亭。”
况且蒲松龄从馆于官宦世家，每到夜幕降临，他这边孤身一人，“萧斋兀坐衾半寒”，
而主家那边却妻妾成群，莺声燕语，两相对照愈显难堪。长时期的独身生活，缺少夫
妻团聚的欢乐，加之周遭环境的刺激，这位本来就富于想象幻想的文学家，也就少不
了想入非非。他在毕家坐馆的时期，夏日城住在毕家宅第旁边的石隐园里，夜阑人静，
曾有诗云：“石丈犹堪文字友，薇花定结欢喜缘。”(《逃暑石隐园》)这是他在孤独
寂寞中假想像以自慰，而这自慰的想像也正是他在现实中所渴望得到的慰藉。《绿衣
女》、《连琐》等篇，只不过是将他“石丈犹堪文字友，薇花定结欢喜缘”的诗句，
化为幻想故事，编织成自我安慰的文学图像罢了。明于此，我们就会理解，为什么在
个别篇章中对超越“颠倒衣裳”津津乐道的蒲松龄，却在大多数篇章中对“颠倒衣裳”
显得有点迫不及待。男女主人公甫一见面，说不上三言两语，“遂共寝处”、“遂相
欢爱”、“遂相狎”。这不能视为蒲松龄才情贫乏，而是真实地反映了在压抑状态下
情感的饥渴躁动。而这种虚幻方式的介入，则使之得到了暂时的排解。
2.生活理想的向往。旧时代的士子当然以金榜题名为最高企盼，但在通向这一目
标的过程中，他们也渴望得到“红粉知己”之助。“夜读书”时旁有“红袖添香”，
那是他们所向往的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在《聊斋志异》的有些故事中，狐鬼花妖的
出现不只是让苦读的书生或做了馆师的书生解除了寂寞，还使书生得到敬重、鼓励，
事业上也获得上进，正是对这种理想生活方式的表述和肯定。《嫦娥》篇“异史氏曰”
所谓“阳极阴生，至言哉! 然室有仙人，幸能极我之乐，消我之灾，长我之生，而不
我之死”，更以明确的语言反映了这种幻想。蒲松龄曾写过一出小戏《闹馆》和俗曲
《学究自嘲》，反映穷书生做乡村塾师的辛酸，其中自然有他个人的亲身感受。而写
河间徐生坐鬼馆的《爱奴》却是另一番景象：鬼馆东蒋夫人礼遇厚待徐生，徐生为她
“既从儿懒，又责儿工”大发脾气，她赶忙“遣婢谢过”，最后还将徐生喜爱的婢女
相赠，“聊慰客馆寂寞”。篇末“异史氏曰”：“夫人教子，无异人也，而所以待师
之厚也，不亦贤乎! ”这正是一般做塾师的书生们 予望之的。狐女凤仙将穷秀才刘
赤水带到了家中，狐翁对女婿们“以贫富为爱憎”，凤仙以丈夫“不能为床头人吐气”
为憾，留下一面镜子相激励。刘赤水“朝夕悬之，如对师保，如此二年，一举而捷”。
篇末“异史氏”曰：“吾愿恒河沙数仙人，并遣娇女婚嫁人间，则贫穷海中，少苦众
生矣!”(《凤仙》)这也只能是像作者一样困于场屋的书生的天真幻想。
3.价值失落的补偿。一个美貌的少女不以贫富所动，爱上一个落魄的书生，这类
故事历代皆有，不足为奇。但众多的美女像着了魔似地对那些落魄的书生们频送秋波，
就大乖常情，在物质生活相对菲薄，人的素质普遍相对低下的古代社会，更是如此。
对现实有着清醒认识的蒲松龄，对此不可能全无觉察，但他为何仍乐此不疲? 心理学
告诉我们，人都有一种自我补偿的心理调节功能。当欲望受挫之后，总会另寻出路以
求自我确认，使失衡的心态恢复平衡。而以幻想的方式与现实相对立，则是这种自我
补偿现象的最常见的形式。《聊斋志异》中美女加寒士的情爱模式，正可以从此得到
解释。蒲松龄才华横溢，抱负很大，但结果却是“落拓名场五十秋，不成一事雪盈头”
(《蒙朋赐贺》) 。自身的价值就这样被社会所荒废和冷落，蒲松龄怎能不耿耿于怀?
“世人原不解怜才”(《九日有怀张历友》)、“世上何人解爱才”(《访逯济宇不遇》)、
“世人何人解怜才”(《中秋微雨，宿希梅斋》)，对价值失落的愤懑，使得他顾不上
斟词酌句，不避重复地发出了如此撕心裂肺的呐喊。但是，蒲松龄对造成这一切的现
实又徒呼奈何，无能为力，只好以艳遇的幻想进行自我拯救。“天生佳丽，固以报名
贤；而世俗之王公，乃留以赠纨袴”(《青梅》)。清贫的文士被社会所抛弃，但美貌
的子女向他们敞开了怀抱；他们失了科场，但在情场上能独领风骚。相反，王公贵人
可以占尽泼天富贵，却无法赢得尊重和爱情。就这样，现实的不满足在非现实中得到
了满足，失落的价值通过虚幻的方式得以补偿。这反映出蒲松龄对自我价值的执着和
确认，而不肯对命运作消极默认，尽管其中不乏自欺的意味。
当然，这些以婚姻爱情为题材的作品，也表现了蒲松龄对爱情自由、婚姻自主的
向往与追求，并从一定程度上对封建的婚姻制度给予了揭露和批判。他在《娇娜》篇
的“异史氏曰”里，提出了“娇艳妻”不如“腻友”的观点，实际上是说夫妻间应该
有心灵的契合。《乔女》篇写乔女在丈夫死后虽然没有应允穆生的求婚，没有许之以
身，但却在穆生死后为之守护家产、抚育孩子，尽了“未亡人”的职责，就是许之以
心了。《连城》篇更是歌颂了连城和乔生与父母包办婚姻抗争的生死之恋。
《聊斋志异》中寄托理想的作品，也集中见于那部分反映文人科举失意，嘲讽科
场考官的篇章。蒲松龄自19岁进学，文名日起，却屡应乡试不中，断绝了功名之路。
这是他一生最感遗憾的事情。饱受科举考试的折磨，一次次名落孙山的沮丧、悲哀、
愤懑，不仅烙印在他的诗词中，也很自然地假谈鬼说狐以出之。如《叶生》篇中的叶
生，“文章词赋，冠绝当时，而所如不偶，困于名场。”这正是他自己的境况。叶生
抑郁而死，却死不瞑目，仍以幻形留在世上，将生前拟就的制艺传授给知己者之子。
同样的文章却产生不同的结果。那位青年便连试皆捷，进入仕途。叶生解释他这样做
是为了“借福泽为文章吐气，使天下人知半生沦落，非战之罪也”。意思是生前科举
不中，并非是文章不好，而是命运不济，死后这样做是为文章争口气。这番话虽然说
得颇为气壮，而骨子里却含有无可奈何的悲哀，只是聊以自慰而已。此篇末尾附有一
大段“异史氏曰”，直抒其科举失意的悲愤，语气至为沉痛，同他壮年所作《大江东
去·寄王如水》 、 《水调歌头·饮李希梅斋中》两首词，意同而词亦相近。可见此
《叶生》篇是借鬼事抒写作者自己当时的那种心态。清代评点家冯镇峦评曰：“余谓
此篇即聊斋自作小传，故言之痛心。”非常中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