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客耕东莱，收徒讲学
郑玄在外游学将近20年，学成东归后，已是一位精通今古文经的经学大师，很多
儒生闻名而来， 投奔到他的门下， 拜他为师，但因家贫，不具备讲学条件。于是他
“假田播殖”(②③《后汉书·郑玄列传》。)，即向富家借田，令群弟耕种，以养双
亲；又“客耕东莱”②，即客居东莱，一面种田维持生活，一面收徒讲学。郑玄客
耕之地在即墨东南20公里的不其山下，即今青岛市城阳区惜福镇书院村。不其山属崂
山山脉，风景秀丽，环境幽静，是读书的好地方。郑玄带领诸弟子在那里建起房舍，
边耕边读，其弟子最多时将近千人，崔琰、公孙方等都曾在此就学。后由于粮食匮乏，
只好罢谢诸生，与崔琰、王经等弟子挥泪而别。
二、隐修经业，遍注群经
东汉后期，政治腐败，宦官、外戚两大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造成了极端黑暗的
局面。他们制造的两次“党锢之祸”，使文人儒生多陷牢狱，海内涂炭，民不聊生。
在第二次“党锢之祸”中，逮捕囚禁“党人”六七百人，“党人”的门生、故吏、父
子、兄弟，一律禁锢。郑玄因受杜密的牵连，在建宁四年(171年) “与同郡孙嵩等四
十余人俱被禁锢” 。 在禁锢期间，他“隐修经业”③，但仍“教授不辍” (袁宏
《后汉纪》卷二十九。)。
郑玄在被禁锢以前，已对《易》、《书》、《诗》、《礼》四经之纬和《中候》
作注。在被禁锢的14年中，他在教授弟子之余，以主要精力注《三礼》。他注《三礼》
的次序是： 先注《周礼》 ，再注《礼记》，后注《仪礼》。在此期间，他还撰写了
《六艺论》、《答临孝存〈周礼〉难》等论著。
中平元年(184年) ，党禁解除，郑玄继续教授生徒和从事注经工作。在避黄巾军
于不其山期间， 教授弟子之余， 又注了《古文尚书》、《毛诗》、《论语》，还撰
《毛诗谱》、《仲尼弟子目录》。后又曾客居徐州南城山(今山东平邑县境内)，在一
个石室内注了《孝经》。到晚年，又注《乾象历》、《周易》。
郑玄注经，以古文经为主，又吸取今文经之长，不固守于当时经学中的所谓“师
法”、“家法”，于是把今古文经融为一体，自成体系，人称“郑学”。当时，正苦
于家法之繁琐、支离的儒生，遂荟萃郑氏门下，以郑玄为宗师，不再更求各家。
三、驳斥何休，人称“经神”
东汉末年，今、古文经学严重对立，互相攻击。特别是今文经学，长期立于学官，
靠官方势力，继续维护其经学的垄断地位，极力压制、排挤古文经学的发展。
当时有一位今文经学家，名叫何休，精研今文经，尤好《春秋公羊传》，以17年
的时间撰成《春秋公羊解诂》 一书， 系统地阐发《春秋》中的“微言大义”。为伸
《公羊传》 而驳《左氏传》 、《梁传》，他又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
《梁废疾》 三书， 意思是：《公羊传》义理深远，不可驳难，如墨子之守城，而
《左氏传》和《梁传》义理乖谬，背《春秋》之旨，问题很多，病入膏肓，已成废
疾，不可救药。何休以《公羊》学为武器，通过对《左氏传》、《梁传》的驳斥，
以吹嘘今文经学，排斥古文经学。郑玄看到何休的著作后，著《发墨守》、《针膏肓》、
《起废疾》，对何休的《公羊》义理进行批驳，对何休曲解《左氏传》、《梁传》
的条目逐一进行争辩。他引经据典，摆事实，讲道理，使何休无可再辩，感叹地说：
“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后汉书·郑玄列传》。)连论敌都口服心服，
这使广大经生无不为之惊叹，于是“求学者不远千里，赢粮而至，如细流之赴巨海，
京师谓‘康成为经神，何休为学海’”(王嘉《拾遗记》卷一。)。
郑玄与何休的这场经学论战，结束了汉武帝以来今文经学独尊的局面，古文学派
占了上风，同时也推动了今古文学的融合。此后，今古文经学之争宣告结束，融合今
古文于一体的“郑学”成为学术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