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造反派夺权和工会组织瘫痪
1965年11月，《文汇报》刊登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随后在
文学艺术领域展开批判运动， 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
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即《五一六通知》) ，标志着
“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
1966年5月， 中共山东省委学习、传达了“五一六”通知，并成立了文化革命领
导小组。5月11日至6月11日，中共山东省委举行二届五次全委 (扩大) 会议，通过了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坚决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定》
。此后，在全国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的同时，山东组织了对分管文教
工作的副省长余修和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的批判。 从5月16日开始，《大众日报》相
继发表文章，公开点名批判了省内一批所谓“反党及反社会主义分子”。
6月9日，全国总工会发出《关于工会各级组织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帜，积极
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同日，山东省总工会发出《关于组织职工积极参
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通知》 。6月18日，中共山东省委召开干部大会，进一步动
员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最坚决地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号召，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0月初，济南大、中学校学生开始到工厂、农村、文艺单位串联，鼓动工人、农
民起来造反。11月23日，山东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工人大队抢占省总工会机关,
挂出“济南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的牌子。翌日，改称“山东省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
(简称“山工联”)。他们在济南市及全省各地吸收下属组织，于12月17日召开大会，
宣布“山工联”正式成立。与此同时，山东师范学院“文革串联红卫兵”在济南拉起
了一些工人组织，挂起“济南革命工人造反团”的牌子。随后，吸收了一些外地工人
组织，遂改称“山东革命工人造反总指挥部”(即“山工总”)。与此同时，各地名目
繁多的造反组织纷纷建立，一些全市性的造反组织也相继出现，许多职工群众卷入派
性斗争，工人队伍开始分裂。
1967年2月2日，王效禹主持驻济山东省25个群众造反组织召开会议，成立以王效
禹为首的“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革命委员会” 。3日，在省体育场举行
10万人大会，宣称“夺了中共山东省委、省人民委员会的领导大权”，并发出《给毛
主席的致敬电》、《告全省人民书》和《第一号通令》。这就是所谓“二三夺权”。
23日，根据中央指示，“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革命委员会”改名为“山
东省革命委员会”。5月9日，中共中央决定：王效禹任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济南
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任第一副主任。
“二三”夺权后，夺权之风刮遍山东城乡，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全省市、地、
县、公社、大队，工交企业、文教、卫生等近10万个单位展开了夺权斗争，领导干部
全部“靠边站”，大多数被打成“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群众组织自
立山头，发展队伍，围绕夺权大打派仗，武斗事件不断发生，整个社会秩序混乱，呈
无政府状态。在夺权狂潮中，全省各级工会组织先是被当作“旧工会”统统砸烂，继
而又当作“工人组织的领导机关”，为两派群众组织争来夺去，各级工会办公室被占
领，财产被分割，工会干部遭到批判，工会组织全部瘫痪。
二、“工代会”取代工会
在“文化大革命”掀起夺权狂潮中，全省各级工会组织被砸烂，为适应造反派夺
权和建立革命委员会的需要，从1967年底至1973年间，一部分市、地工会相继建立了
“革命工人代表大会委员会”或筹备委员会(简称“工代会”)，以此取代被砸烂了的
原各级工会组织。
1967年12月21日至30日，在以王效禹为首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领导下，山东省工
人造反组织在济南召开了“山东省革命工人代表大会筹备会议”。会议错误地赞扬工
人同贫下中农、红卫兵小将、革命干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道大造“党内一小撮走资
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在夺权斗争中立下“不朽功勋”。号召职工彻底批透所谓
“全民工会”、“福利工会”、“工团主义”、“修正主义工运路线”等。会议决定，
1968年第一季度召开山东省工人首届代表大会。
随着各地“工代会”的筹备和建立，全省开展了对所谓“修正主义工运路线”大
批判。王效禹及其在各地的追随者，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肆意诬蔑工会在建
国后17年中执行的是一条“修正主义的工运路线”。他们否定工会工作成绩，歪曲工
会运动历史，把工会工作“以生产为中心”攻击为“生产工会”、“经济主义”；把
工会关心职工生活，维护职工利益攻击为“福利工会”，是“腐蚀工人阶级革命灵魂
的糖衣炮弹”；把工会吸收包括脑力劳动者入会，团结广大职工，攻击为“全民工会”；
把工会根据群众意愿独立负责地开展工作，诬蔑为“工团主义”、“独立王国”。总
之，把建国后党的工运路线，统统诬蔑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工运路线”。
省“工代会”筹备会议之后，全省许多市、地相继召开并成立了“工代会”。从
1968年9月到1972年底， 全省先后有淄博、烟台、济南、青岛等市、地工会召开“工
代会” ，成立“革命工人代表大会委员会”。截至1971年底，青岛市在604个工厂企
业中，建立“工代会”的544个，占90%。截至1972年底，济南市在517个工厂企业中，
建立“工代会”的503个，占97%。
各地“工代会”建立后，都对原工会进行了集中“大批判”，工会工作成绩被抹
杀， 工会组织的性质被歪曲。 在发展会员中，采取“推倒重来”的错误做法，有的
“工代会”将文教卫生、街道工业、合作工厂、合作商店的职工特别是知识分子排斥
在外，不能体现真正的工人阶级自愿结合的群众组织。因而，受到广大职工的抵制。
后来，有些单位的“工代会”被合并到其他部门，几套机构，一套人马，无专人负责，
工会工作无法开展；有的只挂牌子，无人做具体工作，成了“空代会”。1971年粉碎
林彪反革命集团后，全国各地开始恢复整建工会组织，“工代会”开始退出政治舞台。
“工代会”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参加“工代会”的人，除混入极少数坏人
外，绝大多数干部职工是好的，其中有的还是著名的劳动模范和有一定威望的工会工
作者。他们在当时的混乱环境中，利用“工代会”做了一些有益于职工的工作。但总
体是适应“文化大革命”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其政治、
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在工会运动史上不可能起到积极作用。
三、“工宣队”占领上层建筑
1967年11月3日《人民日报》 社论中，发表了毛泽东关于“大、中、小学都要复
课闹革命”的指示。但是，全国大学、中学不但迟迟复不了课，而且在林彪、江青合
伙制造的反对“二月逆流”的煽动下，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派性斗争重新加剧，一些高
等学校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武斗升级。 1968年7月27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首都工人
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以下简称“工宣队”) 进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院校，开创了
“工宣队” 占领上层建筑的先例。8月25日，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关于
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规定宣传队由解放军战士和工人组成。26日，姚文
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工人
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
26日，淄博市各区召开大会，欢迎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淄博一中、淄博卫校、淄博
商校等十几所中等技术学校和普通中学。27日，青岛市首批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
驻山东海洋学院、青岛医学院、山东化工学院、山东纺织工学院以及茂腔、柳腔剧团
等单位。28日，济南市首批54支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医院及文艺团体。
9月2日，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组织的首批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山东省中医学院、
省话剧团、省戏曲学校、省艺术学校等一批高等院校、文艺单位。此后，工人宣传队、
贫下中农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贫管会)陆续进驻全省城乡所有大、中、小学校，部分
医院、艺术团体和科研机构。到1969年3月，全省共派出4万名工人参加工宣队，进驻
1800多个大、中、小学及文艺、卫生、科研等单位，领导那里的所谓“斗、批、改”。
1974年7月， 中共山东省委又发出《关于加强学校工宣队、贫管会工作的通知》，要
求各级党组织，加强领导，充实力量，充分发挥他们的政治作用，把无产阶级教育革
命进行到底。 9月上旬，省委又专门召开了全省工宣队、贫管会工作会议。是年，自
“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山东的各级、各类大、中、小学校“工宣队”“贫管会”
工作再次得到加强，一直延续到1977年11月“工宣队”“贫管会”全部撤出学校。
1977年11月， 中共中央批转了教育部党组《关于工宣队问题的请示报告》 后，
“工宣队”开始撤出，上层建筑领域中的不正常状况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