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在“隆中对策”时说：“霸业可成，汉室可兴”，在《出师表》中又言：
“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在诸葛亮27年的政治生涯中，“兴复汉室”是其政治理想，
他为之奋斗了半生，直至“鞠躬尽力，死而后已”。
诸葛亮“兴复汉室”思想的形成不是偶然的，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
诸葛亮出生于东汉末年，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所吸取的历史经验只限于东汉以前这个历
史阶段。中国统一的封建王朝，在诸葛亮之前只有秦朝和两汉。秦王朝时间短暂，两
汉历史却绵亘四百余年，“天子姓刘”的观念，在当时的影响既深且广。特别是封建
士大夫阶层，不管主观意图是什么，大都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区别仅是轻重大小而已。
曹操虽被指为“汉贼”，但他却于建安元年(196年) 把毫无势力的汉献帝抢到手中，
目的是“挟天子以令诸侯”；曹操统一北方之后，虽晋爵为王，但为表明心迹，却发
布《让县自明本志令》 ， 以齐桓、晋文自比，否认有“不逊之志”；建安二十四年
(219年) 十二月，孙权袭杀关羽后上书曹操劝其称帝，曹操骂道：“是儿欲踞吾著炉
火上邪!”都是慑于当时社会的正统思想。司马光曾说：“昨看《三国志》识破一事：
曹操身后事孰有大于禅代? 遗令谆谆百言，下至分香卖履，家人婢妾，无不处置，而
无一语及禅代事。是实以天子遗子孙而身享汉臣之名。”(见《三国志集解·武帝纪》
引孙能传《剡溪漫笔》)孙权于建安五年(200年)曾与鲁肃合榻密议，因为鲁肃曾听周
瑜说过“吾闻先哲秘论，承运代刘氏者必兴于东南”，故向孙权说“汉室不可复兴”，
并提议“惟有鼎足江东， 以观天下之衅……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 ，而孙权却称
“今尽力一方，冀以辅汉耳”。直到章武二年(222年) 十二月，孙权派郑泉到刘备处
报聘时还说：“前所以名西为蜀者，以汉帝尚存故耳。今汉已废，自可名为汉中王也。”
(《三国志·吴主传》裴注引《江表传》)诸葛亮的远祖诸葛丰、父诸葛珪皆为汉朝官
吏，又是儒学世家，正统观念深固；另外，诸葛亮侨居的荆州，统治者亦为汉朝宗室，
所以，他比当时其他的政治家对刘氏后裔有更深的感情。诸葛亮认为，刘表不能成就
大业，因此没有出仕，但其思想倾向决定了他要辅佐的应是刘氏后裔中的创业人物。
刘备自建安六年(201年)至荆州依附刘表，到建安十二年(207年)“三顾”诸葛，首尾
七年，其间诸葛亮认识到刘备具有创业的条件：一是在政治舞台上声望很高。曹操傲
视天下，认为当世可名之为英雄者，“惟使君与操耳”；二是有锲而不舍的精神；三
是礼贤下士，有仁君之风，与诸葛亮政治思想契合，等等。
诸葛亮“兴复汉室”的口号，其内涵不是辅佐汉献帝或献帝之子，因为其时曹操
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而是要效仿东汉刘秀的中兴，建立一个刘氏宗室
为皇帝的新汉朝。诸葛亮于建兴元年(223年) 所作的《正议》中，就称刘秀“创迹旧
基，奋羸卒数千，摧莽强旅四十余万于昆阳之郊”；在《论光武》一文中，不仅赞美
了刘秀，也赞美了刘秀群下：“光武神略计较，生于天心，故帷幄无他所思，六奇无
他所出，于是以谋合议同，共成王业而已……光武上将非减于韩、周，谋臣非劣于良、
平，原其光武策虑深远，有杜渐曲突之明；高帝能疏，故陈、张、韩、周有焦烂之功
耳。”(《金楼子》卷四《立言》)诸葛亮辅佐刘备成就帝业，就是“兴复汉室”的政
治实践。
“兴复汉室”既是诸葛亮的政治理想，也是刘备集团的政治口号。在逐鹿之时，
则是一面有号召力的旗帜。如建安二十四年(219年) 关羽在荆州向曹仁等发动进攻，
于禁投降，庞德被斩，梁、郏、陆浑等地民众接受了关羽的印号，反曹拥汉，“羽威
镇华夏，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锐”(《三国志·关羽传》) 。建兴六年(228年)诸葛亮
第一次北伐，魏国的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叛魏而降蜀汉，可见“兴复汉室”的号召
力是不可低估的。在蜀汉政权内部，“兴复汉室”是一种凝聚力，是动力。建兴七年
(229年) 孙权称帝，“其群臣以并尊二帝来告。议者咸以为交之无益，而名体弗顺，
宜显明正义，绝其盟好”，显然这不符合诸葛亮联吴伐魏的策略，诸葛亮劝其群下明
辨利害关系，“权僭之罪，未宜明也”。但群下认为“名体弗顺”，正表现了“兴复
汉室”口号在蜀汉内部的凝聚力。
诸葛亮“兴复汉室”的实践是北伐曹魏。所以，诸葛亮在平定南中之后，“治戎
讲武，以俟大举”，于建兴五年(227年)北驻汉中，建兴六年(228年)第一次伐魏，直
到建兴十二年(234年) 五次伐魏时病故军中，基本上没有停止过。第一次伐魏时诸葛
亮上《出师表》，表示要“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
还于旧都”。北伐中原而“兴复汉室”，是诸葛亮“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以弱小的蜀汉而讨伐强大的魏国，困难之大，聪明睿智如诸葛亮者是很清楚的。但他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实际上是“士为知己者死”这种精神的实践，也是想以“人
谋”的努力而争取出现奇迹。诸葛亮“兴复汉室”的理想没有实现而英年早逝，更使
其北伐带有慷慨悲壮的色彩，也是后人更加崇敬爱戴他的原因之一。
与诸葛亮“兴复汉室”的政治理想连在一起的是他鞠躬尽瘁的忠君思想。忠君思
想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君臣关系居“三纲”首位，“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
忠”。诸葛亮为实现其“兴复汉室”的政治理想，两朝开济，死而后已，成为封建社
会忠君的典范。清帝玄烨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惟诸葛亮一人耳”。
诸葛亮的言论中多次谈及忠于刘氏皇帝、忠于国家的问题：“人之忠也，犹鱼之
有渊。鱼失水则死，人失忠则凶。”这是泛论“忠”的作用；“兴复汉室，还于旧都，
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亮受昭烈皇帝寄托之重，敢不竭力尽忠”，
这是诸葛亮向刘备、刘禅及盟友孙权表明个人对刘氏父子的无限忠诚。诸葛亮是“循
名责实”的身体力行者，是儒家“讷于言而敏于行”的实践者，故诸葛亮的忠君，更
多地体现于实践上。
自建安十二年(207年) 刘备“三顾”以后，诸葛亮“由是感激”，追随刘备，始
终不渝。建安十三年(208年) 刘备兵败当阳，诸葛亮“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
之间”，见孙权于柴桑，促成孙、刘联合抗曹；建安十六年(211年) 刘备入川后诸葛
亮镇守荆州，执行联吴政策，孙、刘双方相安无事，保证了刘备入川无后顾之忧；建
安十九年(214年) 与刘备会兵成都、平定益州后，刘备四处征战，诸葛亮留镇成都，
“足食足兵”；刘备临终托孤于诸葛亮，有“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
取”之语，诸葛亮流涕表示：“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 ”故陈寿
《三国志·先主传》评曰：“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
古今之盛轨也。”刘备去世后，诸葛亮全心全意辅佐刘禅，虽然“政由葛氏，祭则寡
人”“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但诸葛亮是因为刘禅庸懦，“未闲于政，遂总内外”
(《三国志·后主传》注引《魏略》)。从现存文献看，诸葛亮职尽臣道，每逢大事都
上表请示：出师有表，弹劾群下有表，请求自贬有疏，绝不骄横跋扈、凌驾于刘禅之
上。正因为如此，唐人尚驰称道：“至于职为臣，行令如君，其名近嫌也；位为君，
事臣如父，其形近猜也；不然，岂周公赋《鸱枭》之诗，成王启《金縢》之诰，此虽
大小有异，托付不殊，竟能上不生疑心，下不兴流言，苟非诚信结于人，格于神，移
于物，则莫能至是。”(《唐文粹》卷五五《诸葛武侯庙碑铭》)
诸葛亮全心全意辅佐的后主刘禅，一般多视其为昏君暗主，故有“扶不起来的阿
斗”之说。综合考察刘禅的作为，到诸葛亮去世为止，他应是庸主而非昏君。庸主是
指才能平庸、懦弱无所作为的帝王；昏君是指行为昏乱的帝王。纵观封建社会历代帝
王，明君甚少，庸主昏君居多。刘禅的可贵之处在于有自知之明，至少诸葛亮在世时
是如此，因此能专任诸葛而不从中作梗。元代史学家胡一桂论曰：“后主禅才虽中下，
建兴之初，犹能委任贤相。”(《史纂通要》卷九)最能体现刘禅信任诸葛之处，是诸
葛亮临终安排蒋琬、费祎可寄以大事，刘禅遵而不改。诸葛亮能受刘禅信任，关键是
诸葛亮的忠贞。宋代胡寅说：“彼刘禅凡庸，何足以当元臣如此其敬，而孔明事之，
靡不尽道。握国魁柄，总御六师，而无专意恣行毫末可指者，非盛德孰能臻此! 使曹
操而闻孔明事幼主之规，得不羞愧而入地乎! ”(《致堂读史管见》)罗大经称：“后
主倚信，亦卒无纤芥之疑，何哉?只缘平时心事暴白，足以取信上下故也。”(《鹤林
玉露》乙编卷五) 钱时指出：“臣子之节莫大于公、忠。不公则无以服天下之心，不
忠则不足以任天下之事。”(《两汉笔记》卷一二)明代薛瑄作《书诸葛武侯〈出师表〉
后》一文，以诸葛亮事论义、利关系：“常谓义利二者不能并立。古之君子，能建大
功、立大业、垂大名于万世者，未尝不重义而轻利也。如诸葛武侯，自昭烈枉顾，即
以身许驱驰，其所以劳心焦思谟画规图者，曷尝顷刻而不以讨贼兴汉为义哉! 至其为
子孙衣食之计者，不过成都之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而已。外此则别无丝毫取于人而
益其家也。其重义轻利如此，故能嘘炎光于已烬之日，续汉统于既绝之秋。虽弗克遂
其‘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之志，而大义固已伸于天下，宜其伟烈洪名，
垂万世而不泯也。”(《薛敬轩文集》卷一○)
诸葛亮之忠于后主，有的论者指其为愚忠。诸葛亮如不忠于刘禅而是取而代之，
则是与其“兴复汉室”的理想背道而驰的，也是诸葛亮伦理观念所不取的。从奴隶社
会到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与臣子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十分敏感而又难以处理的问题。
诸葛亮与刘禅在解决这个问题方面，提供了一种比较成功的答案。诸葛亮长期受到封
建帝王及士大夫的赞誉，主要是因为他忠君无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