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真卿生前结交僧、道，研究佛学、道义，多次为僧侣、道士撰写碑文。如王
澍在《虚舟题跋》中说：“鲁公平生得陶八八刀圭之术，雅好摄生，故于神仙之事，
每津津道之。如《华姑坛》、《元靖先生碑》及《麻姑记》，皆其所极矜练书，故
刻一碑未已又刻一碑，既书大字又书小字，盖于此事，实亲切有味，故不惮烦复如
此……观公死李希烈难后，犹有罗浮札书寄小颜村之事，则公之得力于餐霞之术可
知。”明代王世贞也在《 州山人四部稿》中说：“鲁公好仙术，不特书麻姑坛已
也。”颜真卿去世后，宋李搛等辑《太平广记》载其成仙事，李石撰《续博物志》、
米芾作《鲁公仙真(迹)记》，明陈仁锡作《书鲁公逸事》，清《费县志·佚事》等，
均载有颜真卿溺佛成仙事。后世对此持论不一，或肯定，或否定；有半信半疑者，
有认为是诬蔑圣贤者。
宋代曾巩在《抚州颜鲁公祠堂记》中说：“公之学问文章，往往杂于神仙、浮
屠之说，不皆合于理。”宋欧阳修在《集古录跋尾》中承认：“颜公忠义之节皎如
日月……而不免惑于神仙之说，释老之为斯民患也深矣。”许永在《祁阳颜元祠堂
记》中表示不同看法说：“昔曾南丰为《鲁公祠堂记》，取其名节而怪其溺于神仙
之说，谓不能概于圣人。以予考之，自古忠臣义士死必为神仙，若比干、屈原、伍
子胥之徒皆为列仙，见于传记……而旧说以鲁公为仙，以是知怀义秉忠之士，虽死
而未尝死，无可疑者。”“余则谓鲁公以忠义而好神仙……事虽涉怪诞而亦可以证
公深于神仙之术。”(《石墨镌萃》)
至明代，陈仁锡作《书鲁公逸事》引用《别传》记载，将颜真卿服丹成仙一事
描述得更为具体，并说“时人皆称鲁公尸解得道事”。对此，清黄本骥加案说：“
明卿(即陈仁锡)所书与米襄阳《仙迹记》小有异同，盖皆本于李石之说。以仙视鲁
公，不知公之自有千古者，正不在金丹幻术也。揆厥所由，皆以平日文字喜与仙佛
作缘，故后世之恶卢杞而恨希烈者，欲藉此以抒其不平之气，亦如谏佛骨之韩昌黎，
偶与文畅、大颠辈以诗文投契，遂指为释氏华宗。此虽细人爱人不窥其大，其实皆
二公有以自树之的也。鲁公为复圣后裔，数百年来议礼诸臣不克跻于两 之祀，正
为仙迹所累，特识于此，以俟千百世之具只眼者。”黄本骥认为盛行“成仙”之说，
有两个原因：一是爱颜真卿恨卢杞、希烈者借此抒不平之气；二是人不窥其大，以
其喜好佛、道，导致后世不作“两 之祀”。
清人王澍对米芾等人的“仙真说”不满意，认为是“诬蔑昔贤”。他在《竹云
题跋》中说：“……元章痛其死，乃为仙去之语，以摅其愤懑之思，用意良善。然
吾独以为大失鲁公之心。考鲁公平生，颇溺佛老，常时或从陶八八学神仙之术，亦
未可知。及其使希烈，一出一入，动以义命自安，盖举平时所为神仙者，至此已尽
付之浮云矣!藉使果得仙去，吾犹将讳之，以成公之志节，况事理之所必无哉!元章
不识大义，乃以无稽小说大书深刻，诬蔑昔贤，可谓 矣。”王澍对米元章痛颜真
卿死，书其成仙不死，认为是用意善良，尚可谅解。但作为一个名人学者，应有主
见，不该随和时俗，不写颜真卿的志节，却大书成仙事。
现代学者自然不去议论颜真卿的“仙真”问题，但就佛道对颜真卿的影响，进
行了新的探讨。朱关田在《颜真卿传》中说：“颜真卿自从永泰二年(766年) 因忤
权相元载而横遭贬逐以来，就倾心于交道、佛之侣，结隐逸之欢，游文学之门。他
常在诗中反映这种心情：‘兴逐孤云外，心随飞鸟泯。’(《咏陶渊明》)‘兹夕无
尘虑，高云共片心。’(《夜集联句》)淡泊名志，已无复功名的追求。”
在解释原因时，朱关田说：“唐代自安史之乱以后，佛道之学盛行，尤其是老
庄思想，以其清静无为、神仙洞府而深深地为官场失意者所仰羡，无不藉此作为精
神支柱。开明洒脱如李白之辈也在所难免，何况此时因宦海沉沦、仕途失意、怀有
无数烦恼的颜真卿了。鲁公在当时风气的熏染下，受符、服名药，崇超然，劝放
生，儒学之中涵融道、佛思想，严重地影响了他的思想进步，特别是在这十一年的
贬谪时期中，消极无为以至于到了庸俗的地步。”
凌家民在《颜真卿集·前言》中评论：“在颜真卿的精神世界中，作为根本、
起支配作用的是儒家思想。但他又释、道兼通，从一些文章中可以看到他对那些神
仙怪诞之事，竟深信不疑，致遭后人非议。其实，时至唐代，儒、释、道三家鼎立
并存，互相渗透吸收，已共同铸就了中国思想文化，士大夫大多兼而习之，融于一
身，时代风尚使然，颜真卿也不能独免。”
王汝涛对颜真卿受佛道影响，而“消极无为”说持不同意见，认为其在十一年
遭贬任地方官时政绩突出，“完全是儒家积极用世的表现”。并首次提出颜真卿具
有“大一统”爱国思想，“孝忠教化”、“重礼治”、“循名责实”的名家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