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上元中，颜鲁公为蓬州长史，过新政，作《离堆记》四百余言，书而刻之石
壁上，字径三寸，虽崩坏剥裂之余，而典型具在，使人见之凛然也。元符三年，余
友强叔来尹是邑，始为公作祠堂于其侧，而求文以为记。尝谓仁之胜不仁久矣，然
有时乎?不胜而反为所陷焉，命也。史臣论公晚节偃蹇，为奸臣所挤， 见殒贼手。
是未必然。公孙丞相以仲舒相胶西，梁冀以张纲守广陵，李逢吉以韩愈使镇州，而
卢杞以公使希烈，其用意正相类耳。然于数君子不能有所伤，而公独不免于虎口。
由是以观，士之成败存亡，岂不有命邪?而小人轩然自以为得计，不亦谬乎!且吾闻
之：古之尚友者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诵其诗，读其书，思见其
人而不可得，则方且欲招屈子于江滨，起士会于九原。盖其志愿所及，则超然慕之
于数千百载之后，而况于公乎!公功名事业已绝于人，而文学之妙亦不可及。 因其
名书之所载而祠之，此昔人尚友之意。尝试与强叔登离堆，探石室，观其遗迹而味
其生平，则公之精神风采犹或可以想见也夫?元符三年春正月望日记。
(清道光《南部县志》卷二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