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开其端的是宋人欧阳修，他在《集古录》中对此屡有言及：“颜公忠义之节
皎如日月，其为人尊严刚劲，象其笔划。”“斯人忠义出于天性，故其字画刚劲独
立，不袭前迹，挺然奇伟，有似其为人。”“余谓鲁公书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
其端严尊重，人初见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爱也。其见宝于世者不必多，然虽多而
不厌也，故虽其残缺，不忍弃之。”
欧阳修对颜真卿的推重，完全取决于他“忠臣烈士”、“道德君子”的品格。
所谓“其为人尊严刚劲，象其笔划”，“其字画刚劲独立，不袭前迹，挺然奇伟，
有似其为人”，这正是书如其人说的观点。既然书如其人，那么，“爱其书者，兼
取其为人”也自是题中应有之义。故欧阳修又在《笔说·世人作肥字说》中说：“
古之人皆能书，独其人之贤者传遂远。……使颜公书虽不佳，后世见者必宝也。杨
凝式以直言谏其父，其节见于艰危。李建中清慎温雅，爱其书者，兼取其为人也。”
认为书能否“传遂远”，与书家人品关系极密切。人们之所以爱重颜书，珍视杨、
李之书，实缘于对其人品的钦仰。
苏轼比欧阳修考虑得更全面、更周密，他觉得上述说法未免绝对，故而易之以
更为圆融的说法：“观其书，有以得其为人，则君子小人必见于书，是殆不然。以
貌取人，且犹不可，而况书乎。吾观颜公书，未尝不想其风采，非徒得其为人而已。
凛乎若见诮卢杞而叱希烈，何也?其理与韩非窃斧之说无异。然人之字画工拙之外，
盖皆有趣，亦有以见其为人邪正之粗。”(《题鲁公帖》)苏轼一方面认为书家的人
格与书作的艺术风格关系甚密，另一方面又不承认二者之间必然契合无间，因而以
书观人、以书判人只能得其品格的“邪正之粗”(大概)。值得称道的是，苏轼在“
字画工拙之外”注意到了“趣”(书艺之趣味)，在人品、书品之间注意到了“理”
(即“人情随想而见”之理)，从而将探索的触角伸到书法本体的内核和接受者的审
美心理中。
和欧、苏相比，“书如其人”说被朱长文运用得更广泛、更娴熟。人品与书品
的关系，已由言其大概而转为具体精微，并落实到具体的书法作品中。《续书断》
称：“盖随其所感之事，所会之兴，善于书者，可以观而知之。故观《中兴颂》，
则闳伟发扬，状其功德之盛；观《家庙碑》，则庄重笃实，见夫承家之谨；观《仙
坛记》，则秀颖超举，象其志气之妙；观《元次山铭》，则淳涵深厚，见其业履之
纯。余皆可以类考。”
在这里，人书互相观照已非泛泛而论，而是和书家创作时“所感之事”、“所
会之兴”联系起来，并和具体的书作挂上钩，遂使书品、人品的关系从只可意会的
理念形态，落实到了可以言传的具体的书法作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