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三面环海，沿海居民以海为生，但清代山东地方官府遵照清廷的旨令，严
禁居民出海谋生。《大清律》规定：“凡官员兵民私自出海贸易，及迁移海岛居住
耕种者，俱以通贼论处斩。”顺治十三年(1656年)清廷谕：“今后凡有商民船只私
自下海，将粮食货物等项与贼贸易者，不论官民，俱奏闻处斩。”为了活命，人们
私下里仍然偷渡出海，反清势力也能来沿海地区经营财货，探听虚实。为此，清廷
强令山东等5省沿海地区居民“迁界”，“蓍令寸板毋入海，粒米毋入疆，犯者死，
连坐”。
消灭反清势力后，清廷对侨居南洋各地的华侨仍不放心，说什么“汉人难治”，
要“安不忘危”，密切注视华侨的动态，深怕国内汉人与海外华侨联合反清。因而
官府采取了许多防范措施，乃至派人到国外探听华侨的反清虚实。
当华侨在国外惨遭殖民当局的无端迫害，以至大批被屠杀的时候，清政府不但
不予保护，而且还给殖民者释疑，说华侨都是“坏人”，“甘心流移外方”，死了
是“孽由自取”，“无可悯惜”。把华侨遗弃海外，不承认华侨亦是朝廷的“子民”
。
对于回国定居的华侨，清政府怀疑其另有所谋，要地方官府“时加约束”,“
毋使任意他往”,以防“内外勾结”，“里应外合”进行反清活动。对于带有资财
回来的归侨，诬为“盗贼”、“通番”或为“接济海盗”，进行敲诈勒索，没收财
物。
总之，清政府前、中期视华侨为仇敌，对华侨采取排斥打击的政策。
清末和北京政府时期，山东的侨务工作主要是向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国家输出
华工。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胁迫清政府先是签订中国人民与外国人自愿移居的条约。
随后，又强迫清政府签订各款招工章程，规定：中国人与外国人“自愿往来居住”，
“听其自便，不得禁阻”。允许中国人到英、法、美等国属地或其它外洋地方承工，
“无论单身或愿携带家眷，一并赴通商各口，毫无禁阻”。自此列强可以自由来中
国虏掠华工。
山东地处沿海，人口众多，交通方便，是外国劳工贩子来华虏掠华工的重点省
之一。清廷和北京政府都在山东设立了招工服务机构，以便协助列强虏掠华工。
侨务机构设在华工出口口岸，主要工作是进行注册登记，与华工签订契约，收
取招工费、注册费。
通过与华工签订承工合同，其本意是审查华工本人是否自愿，对各项招工程序
是否明白，否则应由本人自愿选择。但侨工局为了多收招工费，有时明知有的华工
是被拐骗，也不解救，继续欺骗其出国，完全丧失了中国人的立场。
热爱祖国是华侨的一贯表现。清政府一旦放弃歧视华侨、打击迫害华侨的政策，
广大华侨的爱国热情马上就表现出来，主动地从财力上帮助政府解决困难，回国投
资办实业、办教育、办公益事业。清政府看到了华侨的作用，清末山东地方官府对
华侨的态度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在政策上由歧视华侨转为“保护华侨”，直
到民国时期的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都是打着护侨的旗号。为了表示对华侨的关心，
派出官员到国外视察，要各地华侨都要成立商会，鼓励华侨回国办实业，关心国外
华侨教育，有时还拨经费给侨校。国家有了困难，号召华侨买公债、捐款。其实，
旧中国的所谓护侨政策，只扬护侨之名，而无护侨之实。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回山
东家乡旅行、探亲的老华侨，每当回忆起旧中国华侨成为海外孤儿，而中国驻外使
馆又不能为他们撑腰时则气愤地说:“他们是大事办不了,小事又不办，只知道向华
侨敛钱。”一语道破了旧中国“护侨”政策的实质。
山东是全国的重点侨乡之一，南京国民政府又秉孙中山称“华侨是革命之母”，
但直到1949年南京政府逃离大陆时，山东从没有建过侨务机构，也没有什么部门兼
管，不但不能为华侨、归侨、侨眷排忧解难，就连华侨回乡时的人身安全、财产保
障都谈不到。对回国定居的华侨，除了投亲的外，无家可归的贫侨的安家、生活困
难无人问津。广大侨眷有了困难，也只能望天兴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