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52年间，在私营工商业克服困难、复工复业、恢复和发展生产经营的
时候，投机资本家进行抢购、套购、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买空卖空，在金银、外
币及有关国计民生的纱布、粮食、煤炭、药品等物资上搞投机活动。1949年4 月到
1950年2月间，受全国四次涨价浪潮的影响，山东境内的投机活动也十分活跃， 严
重破坏了市场秩序，阻碍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山东的投机活动主要集中在棉
花、棉纱、布匹、食油、粮食、黄烟、火柴、煤油等重要物资上。主要投机行为是：
1.抢购套购，囤积居奇。乘物价波动之际，在市场上大量抢购紧缺物资，并采取欺
骗手段，套购国营公司用来平抑物价的物资。如1951年9月、10月两个月中， 济南
的面粉价格连续调整5次，但市民仍买不到面粉，绝大部分私营厂将面粉运往天律、
徐州倒卖。据当时济南粮食交易所登记调查，从8、9两月到10月上旬，各厂共计外
运达320197袋，外运数与本市出售数相比较为4∶1，而在此之前，本市出售数大于
外运数。由于供应减少，全市100多家经销面粉的粉庄，便进行囤积。 一些小织布
厂在交易所购棉纱后，并不织布，而是到黑市上倒卖，牟取高利。青岛、徐州等地
情况也是如此。莱州棉纱每捆牌价17万元，黑市价20 万元； 济南黑市价比牌价高
23%。济南市火柴市场8月份好货次货每箱差2万元，9月一个月内提价7次， 且不分
好货次货同等价格畅销，私商获利巨大。以致胶东、青岛的火柴也运济倒卖，而青
岛商人又到胶东、沙河等地抢购，形成倒流。沙河商人也见机购存，其状况十分混
乱。私商存煤油现象也很严重，国营石油公司一天售出800大桶， 仍难满足商人欲
望，油价飞涨。由15两花生油换1斤煤油，提到2.3斤花生油换1斤煤油。 其它特产
物资也成为私商抢购对象，如昌潍地区的黄烟、泰安和汶口的花生米和花生油、徐
州的大豆等。青岛私营建华公司在郯城马头一带高价收购元豆，每斗应为45斤减为
43斤收进，而且质量低劣掺杂使潮的都要，并贴出“万担不辞”字样。2.无证及超
范围经营。一些私商为逃避监督，不按规定到政府机关办理登记，领取执照，而是
四处游荡，寻机而动。甚至天津等地一些商人也到济南套购面粉等物资。为隐藏目
标，都不到工商局登记。许多有证私商不按批准的经营范围经营，而是什么赚钱就
插手经营什么。济南市人民商场一天就查获230户私自倒卖棉纱商贩。3.场外交易，
逃避管理。一些私商为牟取高利，拒不按规定进场交易，1950年11月中旬济南私商
之纱全部所外成交。济南、青岛、徐州等城市取消纱布小市后，济南西郊以经纪人
为中心成立黑市，进行非法活动。4.扰乱市场、哄抬物价。5.偷工减料，弄虚作假。
国营贸易机构从私商手里购进的棉花，打包时竟能压出水来。
对此，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限制和打击投机倒把行为：1.
设立交易所，取缔黑市交易。全省各城市、重点集镇及大宗特产集散地，都根据当
地实际情况，设立专业性或综合性的交易所。农村一般集市成立集市管理委员会。
棉花、棉纱、布匹、粮食、食油、生米、黄烟等主要物资集中交易。国营、公营、
合作社经营及私营厂商，须在规定的集中交易所或指定的交易市场成交。在所外或
场外交易，视为非法(特许者例外)。在交易所或交易市场内，按照统一价格自由成
交，不得抬价或压价，限制了私商哄抬价格、操纵市场行为。2.对坐商、摊商、行
商进行整顿和登记发证，限制带有投机性商业的发展。如限制代理业发展，不准代
理两种物资。不准私商代理纱布及粮食，代理与贩卖不能互兼等。对牙纪进行登记，
详加审查，发给证照，牙纪原没有或早已取消者，不再重建，指导其发挥物资交流
的积极作用，限制其投机，减少其中间剥削。3.结合“三反”、“五反”运动，严
厉打击投机行为。发动群众，检举不法商人的投机行为，团结守法商人。对一般违
反市场管理办法与交易规则的，由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查处，处罚手段以教
育改造为主，处罚为辅，区别情况分别予以批评、警告、登报悔过、罚款( 按其成
交总值五分之一至一倍)，停止一定时间交易或送法院查办等处分。 对情节特别严
重的投机分子，从重打击，处罚种类从罚款、判刑、直至枪毙。4.对重点行业所需
重点原料及人民生活必需品实行配售政策，调剂供应，稳定生产，安定民心。
这一时期，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打击投机倒把工作主要是以经济手段为主，辅之
以宣传教育和行政手段，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对稳定经济秩序起到了很大作用。
1953年以后，投机倒把活动主要是套购倒卖统购统销物品、倒卖计划供应票证
(粮票、布票等)。个别粮商以抬高粮价、制造黑市、以货换粮等办法破坏国家粮食
收购工作，甚至有的投机分子到合作社门口截购。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这一时期主
要是配合有关部门，对破坏统购统销和倒卖票证的案件进行查处。由于政策界限不
够明确，这一时期的打击投机倒把工作也发生了一些偏差。各地不同程度的存有自
定规章，对私商限制过严，任意拍卖没收等混乱现象，混淆了贩卖粮食的投机倒把
分子与社员调剂余粮及一般群众购粮自用的界限，并实行地区封锁。青岛市政府规
定禁止粮食、面粉、挂面、锅饼、馒头、点心等粮食制品出市，并规定为了送礼或
自食携带粮食出市者，不论陆行或乘船，每人不得超过5市斤； 携带粮食制品出市
者，每人不得超过5市斤；乘船出口者，每人不得超过10市斤。 超出数量较多者，
令其就地变价出售(粮食由粮食局按价收买)。针对类似情况，1954年6月8日，省政
府下达了《关于农村市场管理工作的指示》规定：1.县以上城镇的市场管理工作由
工商行政部门负责，区以下集镇、农村市场管理，在县工商科统一领导下，由区政
府或区交易所负责管理，其它机关、团体不得出面管理；2.在市场管理中，非经省
财委批准，各地不得自行出台统购、禁购、限购等规章；3.不允许在县、区、乡之
间进行相互封锁、限制出境、强令低价拍卖等做法；4.对违法案件的处理，县以下
机关只有检查、监督之权，无处理权，不论任何处罚，必须经过县以上人民政府批
准。情节严重应判刑者必须报专署批准执行。省政府还制定了《山东省国家粮食市
场试行管理办法》，规定只许社员群众进行自有调剂，集体或个人的熟食品、副食
品、粮食作坊等行业，可以进入粮食市场买粮食。商贩、军队、机关、团体、学校、
企业等一律不许进入国家粮食市场买粮，解决了政策界限不清等问题。
1956年后，私商操纵市场、哄抬物价等投机倒把现象基本消失。投机倒把违法
主体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以前以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及小商小贩为主，转变
成以小商小贩和少数不法分子为主。市场交易所取消，建立了相应的市场管理组织
(如市场管理委员会等)，投机倒把案件减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打击投机倒把活动
主要集中在集贸市场上。
1957年，由于棉花供应不足，出现了一些小贩买卖布票、套购棉布高价出售及
贩运土布免票高价出售的现象。各地出现了贩运棉布及布制品不收布票的自由市场。
省商业厅与省供销合作社于1957年10月8日联合转发商业部、中央工商局、 中华全
国供销合作总社《严格防止买卖布票加强土布市场管理的联合通知》，通知中要求，
严格禁止布票买卖和对棉布与布制品的抬价套购投机，除国营、合作社、公私合营
商业及有照小商贩应按规定凭证供应外，任何商贩不得倒卖棉布及布制品；立即取
消土布、土纱自由市场。土布成衣允许农民就地卖给自需户，但禁止贩运。查获买
卖布票、套购贩卖棉布(包括土布)与制品(包括土布成衣)及土纱者，依法处理。
1957－1958年，集贸市场被关闭，禁止社员弃农经商。商品交易在农村几乎消
失，投机倒把活动由于无利可图，加上政治运动的压力，案件很少。
1959年后，随着集市贸易政策的放宽，投机倒把活动开始活跃起来。投机倒把
案件的主体主要是农村社员和城市小商小贩及少数工人。主要投机形式是非法贩运、
走私贩私、买空卖空、转包渔利、雇工剥削。山东省一些农民和少数工人，成批地
到北京、上海等地进行非法贩卖活动，在全国造成很大影响，多数人是从事套购卫
生纸、自行车等商品。有的从当地高价购买部分农副产品(如大葱、生姜、 柿饼之
类)到外地高价出售，再到市场上套购某些缺乏的物资(如自行车、卫生纸等)。 上
海市商业局仅1960年12月27日一天就查获了聊城地区贩卖自行车、小百货者61起。
北京市崇文区1960年底不长时间，即查获山东籍贩卖者40多起。为此，省人民委员
会于1961年1月20日发布《关于制止非法贩卖活动的通报》， 要求各地结合整风，
向社员进行遵纪守法教育，对少数弃农经商、远程售卖的农民要进行说服制止；对
投机商贩，严格予以取缔。
1962年，全省投机倒把案件逐渐增多。主要投机形式有：1.长途贩运倒卖国家
统购、统销和计划分配物资。据青岛市调查，专搞上述物资的占投机商贩的80% 左
右；2.票证买卖活动。1962年3月份仅济南、青岛等五地市统计，在6617 起投机违
法案件中，贩卖布票的735起，占11.1%，贩卖布票38420尺。 布票大都来自临清、
武城、夏津等县和聊城、德州、惠民、济宁等产棉区。国家奖售给农民后，被投机
分子转手倒卖，也有的是投机分子向农民买了棉花、羊皮等物资再卖给国家骗取奖
励布票。当地价一般每尺0.45－0.5元，贩到济南、青岛、昌潍、烟台一带每尺卖0.
7－0.85元；3.偷税漏税、掺杂使假、少秤短尺及贩卖金银、开设地下工厂、 搞地
下运输、私市门面经营等；4.内外勾结，套购国家物资。1962年，据全省36个县、
市的市场统计，查获投机违法案件30.5万起。据典型调查，在商贩中从事一般性投
机活动的占30%左右。其中，一贯投机倒把的商贩占10%，严重投机倒把获利1000元
以上的约占5%。1962年11月6日，中共山东省委、 省人民委员会下发《关于整顿集
市贸易，严格管理粮、棉、油、烟、麻的指示》，贯彻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提出
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认为投机倒把是资本主义复辟的表现，把打击投机
作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对投机倒把分子要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打
倒。
1963年，中共山东省委、省人民委员会先后下发《关于严格管理集市贸易，坚
决打击投机倒把的若干规定》、《继续整顿集市贸易、深入开展打击投机倒把斗争
的通知》和《对投机倒把分子罚款补税政策界限的具体规定的通知》等文件，并多
次召开会议，发情况简报，布署督促各地打击投机倒把活动的开展，在全省掀起了
一个打击投机倒把活动的高潮，查处投机倒把案件15万多起，千元以上大案 10301
起。其中，万元以上大案327起，逮捕重大投机倒把分子886名。中共山东省委要求，
在打击投机倒把的同时，必须充分运用专政机关的职能，政法部门要把打击的主要
锋芒对准投机倒把中的大犯、惯犯、首犯和情节重、性质恶劣的罪犯，并列举12种
应依法惩处的对象：1.一贯进行投机倒把，扰乱市场的奸商和不法资本家；2.内外
勾结、大量盗窃、套购、倒卖国家物资的分子；3.投机倒把集团的首要分子和幕后
指挥、坐地分赃的分子；4.长途贩运、情节严重的私商和暴发户；5.为首制造或大
量贩卖各种票证的分子；6.转手批发、雇工包工、居间剥削情节严重的分子；7.为
首开设地下工厂、店牟取暴利的分子；8.非法经营、偷税漏税、情节特别严重的分
子；9.囤积居奇和哄抬物价的分子；10.盗窃经济情报、 破坏市场秩序造成严重后
果的分子；11.武装押送进行大量走私分子；12.金银贩子和贩毒分子。工作中，主
要靠发动群众揭发投机倒把分子。据济南、青岛、淄博统计，1963年收到群众举报
揭发材料8831份，并出现了不少母亲检举儿子、妻子检举丈夫的事例。在群众性反
对投机倒把斗争声势的震慑下，不少投机倒把分子主动坦白交待问题。仅济南、青
岛、淄博三市即有8406名投机倒把分子主动投案并坦白交待问题。1963年打击投机
倒把运动中，查处了大批投机倒把案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1.扩大了打击面。各
地均存有不论违法情节轻重，一律打击的现象，混淆了政策界限。如胶县、曹县等
地都发生了将一切商贩都视为奸商，一律打击的现象。临沂地区共有商贩27170人，
运动中被划为投机倒把分子的就有25143人，占商贩总人数的92.5%。有的地方甚至
将农民自产自销也当作投机倒把行为打击；2.处理上偏重。不少地区未按投机倒把
分子的积蓄暴利计算罚款补税，认为这样处理太轻，不能平民愤，而按营业额加成
补税。确定罚款补税后，不少户无钱交纳，造成工作被动。福山一商贩将自有的六
间房屋变价交税。黄县有一商贩为了交税而变卖口粮。淄川对一做衣商贩确定补税
1300元，经实地检查，这个户的生活相当困难，炕上连条席子都没有；3.部分地区
工作方法简单粗糙，甚至违反政策，违法乱纪。曹县有些公社对商贩不分大小和有
证无证，也不分正当经营和非法经营，一律集训，组织坦白检举，人人都要坦白交
待，人人都要交赃过关。仅王集公社就集训了244人，其中219人系农民，理发的也
集中起来写了坦白书。有的破产交“赃”，甚至有的一面交“赃”，一面因生活困
难而受到救济。所交的“赃物”很多是日常生活用品，连破皮鞋、破棉鞋、破雨伞
都交上了(对曹县存在的问题，省、地委曾组织工作组前往检查处理， 对不恰当的
做法进行了纠正)。泰安地、县、社三级在泰城试点， 在商贩中按三等九级民主评
议，根据评议等级由商贩申报营业额，然后再根据商贩申报的贩卖物资，确定是否
投机倒把，以便据以罚款补税；4.下放权利、放弃领导。有的将经济处理权限放给
公社；有的甚至放给生产队，对谁罚款、罚多少，都由公社或生产队决定，税务部
门只负责办手续；有的生产队不经核实材料，即按照群众议论，确定罚款或补税额。
由于矛盾激化，出现了一些公开反抗、报复管理人员的事件。
针对这些问题，中共山东省委及有关部门曾一再强调按政策办事，贯彻打击少
数、教育多数的方针，要求逐案核实积蓄暴利和有关材料，深入调查研究，由县级
掌握批准处理权，并划清以下几个界限：1.划清长途贩运的界限。远途运销一、二
类农副产品和利用火车、汽车、船只大量远途运销三类农副产品，都是长途贩运。
农民自销允许上市的一、二类农副产品也应根据历来习惯在就近市场销售。以下两
种情形不应视为长途贩运：(1)有证商贩肩挑车推贩运粗笨、 鲜活三类农副产品、
小水产品，基本上是赚取运力和地区差价，虽路途远些，也不应算作长途贩运，这
类情况小量整批出售也应允许，不应视为转手批发；(2)农民在农闲季节肩挑、 车
推贩运笨重、鲜活三类商品，到习惯地区销售，经生产队安排，也应允许。但应发
给临时执照，并照章纳税；2.划清合法经营与投机倒把的界限。经过批准的合作商
店、合作小组、个体商贩，在经营中遵守以下规定者，即为合法经营：(1) 遵守规
定的经营商品范围和活动地区范围；(2)遵守市场管理规定，不抬高物价， 掺杂使
假；(3)遵守税法，照章纳税；(4)不勾结干部职工盗窃国家资财。违反上述规定者
即为投机倒把；3.划清携带少量农副产品探亲访友同商贩的界限。群众携带少量农
副产品探亲访友应当允许和保护。凡是携带一、二类物资数量不超过市场管理办法
规定的(瓜干30斤、杂粮10斤、花生米5斤、食油2斤、烤烟2斤、棉花2斤)，应予放
行；超过规定数量的，应有机关或公社证明。超过规定数量而又无证明者，如数量
不大，原则上应放行；数量大者，应补证明或打条暂存，待取得证明后再处理，尽
量不用拍卖收购的办法处理。
1964年上半年，投机倒把案件减少，全省共查获案件87146起， 比上年同期减
少48%；第二季度为39596起，比第一季度减少16.7%，其中惯犯占40％左右。 有些
地方撤销了打击投机倒把的“专门班子”和“专业队伍”，由政法、财贸等部门分
别纳入日常工作。下半年投机倒把案件又呈现增长趋势，九、十月份案件比七、八
月份增长20%左右；有的地区增加50%。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了《关于加强
市场管理，严厉打击投机倒把活动的指示》，中共山东省委、省人委迅速贯彻这一
指示，于1964年底至1965年，集中力量，发动群众，在全省又掀起打击投机倒把活
动的高潮。1964年底，各地又纷纷成立打击投击倒把专门班子，全省90％的县、市
成立了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和工作队，共计2005人。县以上573人，占28.6％； 区
社为1432人，占71.4％。省人民委员会也从有关部门抽调20多名干部，组成三个打
击投机倒把工作队，赴各地检查打击投机倒把工作情况。
1965年，全省共查获投机倒把案件10万件。投机倒把违法主体的比例大体是：
生产队干部占7%，社员占73%；城镇居民占3.1%；有证商贩占1.7%，无证商贩占10%；
“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占0.6%；其它占4.6%。1000元以
上的大案10005起。其中粮食、油脂油料案占21%，棉花、土布(包括土纱、布票)案
占33%，耕畜案占3.8%，化肥占5%，其它占32.2%，判刑397起、408人。投机倒把投
机贩运的物资从工业品逐步转到土布、棉花和布票，及粮食和油脂油料。投机方式
由公开转为隐蔽，由集中到分散， 花样层出不穷。 潍县查获的聊城县土布贩子将
300尺土布做成衣服穿在身上，随脱随卖。被查获时，身上还穿着10件上衣，11 条
裤子。有的在集外成交或集上看样，到群众家里提货交款。内外勾结作案增多。少
数投机倒把分子与生产队干部勾结，倒卖棉花、土线、土布和粮食、油料，破坏国
家统购、派购政策。有的与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贪污、盗窃分子结合，进行投
机倒把活动。囤积居奇案件再度增多，主要是一些私商和熟食业个体户囤积粮食，
倒卖牟利。
1964年开始，各地处理投机倒把案件的主要方法，一是公开审判。对重大投机
倒把案件，各地都采取开群众大会的形式，公开审判处理投机倒把分子。到1964年
12月20日止，全省大张旗鼓地处理投机倒把重大案件399起。其中，判刑97起， 没
收罚款214起。1965年，聊城地区采用各种形式公开处理投机倒把案达473次，处理
案件756起；昌潍地区召开群众斗争大会101次。黄县公开审判成某贩卖耕畜141头，
获利19440元，本人得5320元，判处徒刑10年；周某1959年至1963 年先后在城关等
三公社19村，买房子26处、207间，拆房卖材料，获利8910元，判处徒刑15年。 二
是戴投机倒把帽子。根据省人民委员会规定，凡一贯进行投机倒把者，经县人民委
员会批准给予戴上投机倒把分子的帽子，交群众监督劳动( 但不属“四类分子”之
列)。1964年全省戴投机倒把分子帽子的84起84人；1965年戴投机倒把帽子的451起，
455人。
打击投机倒把运动的开展，特别是公审大会等斗争形式的进行，对投机倒把分
子产生了很大震动。迫于形势压力， 许多投机倒把分子主动向政府坦白自首。 仅
1965年上半年全省就有9000余人自首，而且多数是参加宣判大会或群众斗争大会后
立即自首，主动退赃。这一时期打击投机倒把工作中，仍存在打击面过大的问题，
不论有证还是无证商贩一律取缔。有些地方仍采用了集训、抄家等违反政策的做法。
1966－1970年，违反国家和省有关关闭粮油、棉花、烤烟、大麻市场的规定，
私自买卖统购统销物资案件增多。主要是一些农村生产队及个人到集市上或市场外
进行小批量交易，且多数属自用或调剂余缺，在当时都按投机倒把处理。有些生产
队及社员倒卖、屠宰牲畜，倒卖化肥、机器，或以搞副业生产为名搞投机活动。倒
卖粮票、布票、煤票的情况突出，出现倒卖粮票10万至几十万斤、煤炭指标3000万
吨的大案。投机倒把分子与国营、集体单位勾结，套购、倒卖重要物资案件增多。
1970－1977年，各地以“生产指挥部”为主，从工商、政法、商业、供销、粮
食、税务等部门抽调干部，组成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投机倒把仍被当作是阶级斗
争的重要内容，以搞“运动”的方式开展打击投机倒把活动。从大造声势入手，采
用“大围剿”的战术，隔一段时间就搞一次打击投机倒把的运动，并号召群众“擦
亮眼睛”，“人人动手”，“见投机倒把分子就抓，抓起来就斗”，常常是党政机
关及工厂、农村齐动员，男女老少齐上阵。一个县多的能动员几千人参加“大清查”
运动，少的也有几百人。平时，在公社及大队则由贫下中农组成“贫下中农管理市
场委员会”。到1976年，全省共建立贫管会、贫管组60816个，贫管市场人员26 万
多人，形成了流通环节及生产环节的立体管理网，农民群众的贸易活动受到严密监
督和限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查获的投机倒把案件中，有80%都是贫管员、 市
管员检举揭发的。在查处投机倒把案件中，宁“左”勿右，宁“严”勿宽的思想进
一步发展，无证经营、违反市场管理的活动一律被认为是搞“资本主义”，当作投
机倒把行为进行查处。据对1976年全省查处的445438起案件分析，够得上投机倒把
的只有52977起；千元以上案件只有728起，违法主体85%以上是社员。 在投机倒把
案件的处理上，省革命委员会要求，对大贪污盗窃犯、投机倒把犯，依法严惩，直
至枪毙。除罚款外，经常使用揪斗、游街、戴高帽子、抄家等手段。“打击投机倒
把办公室”、“市场管理委员会”有权处理投机倒把案件，甚至生产大队、生产队
都有权处理，造成许多混乱。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了一些被处理过的投机倒把分子，组成各种形式
的“造反”、“夺权”组织，冲击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殴打工商行政管理干部，要
求推翻以前处理的投机倒把案件，索要财物等。
1977－1978年，打击投机倒把工作基本上沿用“文化大革命”中的组织和手段，
在政策上也没有大的变化。投机倒把活动，仍然被看作是城乡资本主义势力对社会
主义的进攻，是破坏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破坏“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
动的严重罪行。打击投机倒把工作仍被当作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来抓。1977年，
全省共查处违法案件697373起，其中投机倒把案件78073起；1978 年共查处违法案
件527054起，其中投机倒把案件63887起。投机倒把作案主体以集体企业、 事业单
位的职工和生产大队、生产队干部及公社社员为主。1977年集体企业、事业单位的
职工和生产大队、生产队干部作案的897人，占作案总人数的23.3%；公社社员2165
人，占作案总人数的56.3%；1978年集体企业、事业单位职工和生产大队、 生产队
干部作案的480人，占作案总人数的23.25%；公社社员1217人，占作案总人数的58
.94%。作案手段上采取“打进来”、“拉出去”等行贿拉拢的办法，买通国家机关、
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员，套购、倒卖统销物资。作案形式仍以倒卖重要物资、倒卖票
证，以及地下包工、地下工厂、地下运输为主。
查处投机倒把案件的方式方法是“大清查、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1977
－1978年，全省各地多次开展对投机倒把案件的“大清查”运动，大造声势，广造
舆论。对投机倒把案件的处理，除经济上没收、罚款、退赔之外，对一些较大案件
仍沿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做法，开公判大会、巡回批斗、游街游集、办学习
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