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辑　建国后交易对象管理(改革开放前)

新中国建立后，鉴于“临清事件”的教训及国营贸易机构不健全的状况，在城
镇仍采用了集市交易所管理交易的办法。规定棉花、线纱、布品、粮、油、花生、
黄烟等主要物资一律集中在交易所或指定的市场交易，在所外或场外成交者视为非
法。交易数量各地根据不同情况也作了规定。进入交易所经营的坐商、摊商必须依
法进行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在城镇，一般规定机关、部队、团体不得直接到交易
所或通过私商采购。粮、棉、油等重要物资，必须经过公营贸易商店办理交易手续。
这一时期在农村集市对交易双方没有什么限制，允许自由成交。为减轻农民负担，
由乡政府对农民拿到集市出售的自产产品，发给“自产自销产品及副产品证明书”，
持有此证的农民在出售产品时可以免税。
　　1953年，国家除对粮食、油料、棉布实行统购统销与棉花统购外，对其它副产
品也大都由国营商业或由国家委托供销合作社统一收购，并实行了严格的市场管理，
对资本主义的工业产品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同时限制私商到集市采购物资。
重要产品采用证照管理的措施，不允许自由成交。
　　1956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已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为适应新的经济情况和
人民的需要，开放了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首先放开了对一部分农副产品的管理
将由供销合作社或国营商业统一收购的办法，改为允许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合
作商店、合作小组自由收购、自由贩运。农民在完成国家的统购任务和预购合同规
定的交售任务后，也可以自由出售统购、统销物资。
　　1958年，在经济工作中推出了生产什么，收购什么和生产多少，收购多少的“
大购大销”政策。这时的政策是限制集市贸易的发展，不允许社员群众到集市赶集。
农村集市已不是非计划产品的市场，而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市场的一部分。参加农村
集市交易的大部分是农村供销合作社或国营商店等。
　　从1959年底开始，对集市交易的限制又有所放松，除了供销社、国营商店以外，
公社、大队及社员群众又可以进入集市参加交易。但对其它交易对象和范围仍有严
格的限制。1959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组织农村集市贸易的指示》
，对交易对象和范围作了如下规定：1.凡进入集市交易的部门和人员，都不得进行
商品贩运和开设店铺。2.公社所属的生产企业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组)所需要的原
料、材料和生产的产品，属于第一、第二类商品的，由国家指定的商业部门统一供
应和收购，不得在市场上自行采购或销售。经过市场管理部门同意，允许他们在市
场上直接收购某些原料、材料和销售某些产品的时候，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牌价收
购和销售。3.外地的厂矿、企业、机关、团体、部队等采购人员，须持有原地县以
上工商行政主管部门的介绍信件，并经当地市场管理机构的批准，才能进入市场交
易。本地和邻近地区的上述采购人员，可以持本单位的介绍信经过市场管理机构的
同意参加集市交易。4.经过国营商业组织起来的小商贩，按照批准的经营范围，可
以赶集串乡，进行贩运，通过地区差价取得合理的收入。但是，不准远途购运，也
不准在同一集市作转手买卖，投机取利。
　　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确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各
条战线都抓阶级斗争。农村集市交易也被当成阶级斗争的反映，制定了减少成交额、
上市人数和缩减上市商品的措施。从1962年底起对交易品种、交易人员进行整顿，
对从事以贩卖为生的小商贩也进行了整顿。有的县将所有的商贩一律取消，集市上
只许农民出售自产的产品，不允许商贩从事贩卖活动(包括贩卖疏菜及瓜果梨桃等
时鲜产品)。1962年，全省计有小商贩30万人(其中有证商贩10万人，无证商贩20万
人)，到1963年3月已被取缔了10万人，约占30％。
　　这一时期，国营商业和供销社在集市上普遍开展了议购议销活动，以取代小商
小贩从事交易的活动。据统计，1963年1-8月，全省议价收购各种粮食1亿零367万
公斤(其中小麦1808万公斤，瓜干2256万公斤，杂粮29万公斤，大豆213万公斤)，
食油255万公斤，生猪359680头，菜羊61431只，鲜蛋223800公斤，家禽37798只。
　　1963年，全省农村集市贸易成交额(包括国、合商业，合作店、组，手工业单
位采购部分)为12亿4900万元，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13%，比1962年的18％下降5
％。其购买对象是：农民互相调剂8.3亿元，占66.5％；城镇居民、机关购买1.12
亿元，占9％；国、合商业采购1.25亿元，占10％；合作商店(小组)采购0.612亿元，
占4.9％；手工业单位采购0.5亿元，占4％；其它0.708亿元，占5.6％。
　　1964年10月，为更好地控制商贩在集市上的交易活动，缩小交易范围，省工商
局、省财政厅联合下达了《关于生产队、社员群众使用自产自销证明规定的通知》，
规定：农村生产大队、生产队和社员，在完成国家计划收购(统销、派购)任务和保
证履行议购合同的前提下，按照国家规定到市场出售自己生产的农、林、渔、牧产
品和手工业产品时，一般应只限于在本县(市)范围内或者在县(市)与县(市)毗邻地
区之间的市场上销售，并由基层税务机关填发“自产自销证明单”凭证交易。对离
税务所较远的偏僻地区，也可以委托公社或有条件的生产大队填发。有的地区已全
部由市场管理部门填发证明的，可不再变动。生产大队、生产队和社员如果需要超
出上述地区范围销售自产品，须经当地市场管理部门允许，并由县、市市场管理部
门填发“自产自销证明”。生产大队、生产队和社员没有完成国家收购任务和不履
行议购合同以及不准上市销售的自产品，一律不填发“自产自销证明”。
　　“自产自销证明”经过一年的实践，各地普遍反映，手续太繁琐，加重了主管
发证、审查部门的负担，农民也不情愿。1965年8月，省工商局、省财政厅又联合
下文，放宽了农民使用“自产自销证明”的范围，规定凡在税务所管辖的地区范围
内和所与所接壤地区的习惯市场(包括两个县接壤的习惯市场)销售的，一律免开“
自产自销证明”；超出税务所管辖地区在本省销售的，可由生产大队开发盖有公章
的证明；出省销售的，统由当地市场管理所填发统一格式的“自产自销证明”。今
后只实行销地交销制度，不再执行“销地注销，产地交销”的规定。
　　这一时期除对农民在集市交易进行管理外，还对小商贩、合作店、组、农村“
四坊”(粉坊、豆腐坊、油坊、磨坊)进行了整顿管理。对小商贩整顿的原则是：有
证商贩逐步减少、无证商贩一律取缔。对全省1864个合作商店、1403个合作小组，
限制其在集市上进行交易活动。对农村“四坊”只允许其开展来料加工，以原料换
成品的业务，不允许其在集市上采购原料、出售成品的交易活动。同时严厉打击集
贸市场的商贩经营活动。1964年全省在集贸市场从事经营活动的商贩还有3700人，
到1965年，经过清理整顿减少40％。全省集市的上市人数、上市品种及成交额都在
逐渐减少。1962年以前集市成交的农产品占农民出售农产品总量的比重，一直保持
在20％左右；1964年则降到16％，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收购部分则扩大到84％。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摊商小贩被当成“四旧”横扫。1965年底，全
省尚有无证商贩11598人，到1966年底只剩3582人，减少了69.1％。
　　从1968年批判“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开始，集市交易活动受到了极大限制，
大中城市取消了集市贸易，农民不许进城出售农副产品，取消自留地，限制家庭副
业；全地区或全县统一一个集日，少则五日一集，多则十天一集。夏秋农忙季节关
闭集市，严禁机关团体到农村采购农副产品。这些政策的实施，使集市贸易的交易
人数和交易额迅速减少。集市交易人数减少25％-50％；交易品种和交易额也分别
减少了20％和15％。
　　1971年，全省集市贸易成交额为57700万元，比1965年减少11.79％，占社会商
品零售总额5.6％，比1965年下降3％。集市交易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大队、生产队和
社员，占成交额的67.74％，比1965年上升11.30％；城镇消费单位和个人购买占8
.1％，比1965年下降6.1％；国营商业收购占7.53％，比1965年下降11.37%；合作
店(组)采购占4.94%，比1965上升3.44％。
　　1972年，商业部召开了北方地区市场管理工作座谈会，对集市贸易的限制有所
放宽，纠正了任意统一集日、任意关闭集市、任意延长集期、任意限制农民赶集的
做法。此后全省各地基本取消了统一集日，对社员赶集也不加限制了。集市交易人
员及集市交易额都有所增长。据1974年统计，集市贸易成交额为9亿元，比1971年
增加155.9％，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13.8％，比1971年增加8.2％。
　　1975年10月，全省各地对集市贸易加强了整顿和管理。通过整顿，集市范围缩
小，赶集人数减少，上市交易商品减少。据烟台、昌潍、德州、泰安、菏泽、临沂、
聊城7个地区和淄博、枣庄2市统计，从1976年下半年起，有24个县先后关闭了粮食
市场，78个县关闭了自行车市场，18个县关闭了木材市场，5个县关闭了耕畜市场，
11个县关闭了仔猪市场，还有的地方关闭了旧货、革条编制品等市场。这一时期对
社员赶集也加以限制和阻挡。据统计，1976年赶集人数，昌潍地区41041万人(次)，
比1975年的11480万人(次)减少63％，其它地区也不同程度地有所减少。如烟台地
区减少60％，临沂地区减少30％-50％，济宁地区减少30％(多的为70％)，菏泽地
区减少20％-30％。1975年全省集市贸易成交额为77500万元，占上市商品总值的66
％，相当于社会商品零售额的9.16％(按牌价计算相当于5.58％)。同1974年比，集
市贸易成交额减少1.25亿元，相当于社会商品零售额的比重下降4.46％。在1976年
集市贸易成交额中，社队、社员购买占81.4％，城镇居民及机关部队、企事业单位
购买占10.7％，国营商业、供销社购买占5.2％，无证商贩投机倒卖采购占0.7％，
其它占2％。
　　1976年10月，全省继续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推广大寨用社会主义占领全
部阵地，用国营商业、集体供销社代替集市贸易的做法。但稍后，对集市贸易尤其
是对社员群众参加集市交易活动的限制有所放宽，基本不再采用行政限制的办法。
这一时期，重点对机关、团体、部队、企事业单位自行到农村集市采购农副产品进
行管理，除了工商所及贫下中农管理市场小组在集市、农村严密监督、加强管理外，
各地还在主要交通要道、车站、码头设立了检查站。据统计，烟台地区共设94个检
查站，聊城地区25个，济宁地区61个，德州地区34个，合计全省共有380个检查站。
1977年上半年，全省共查获违反市场管理的案件336000多件，除了转手倒卖、长途
贩运等案件外，其中有三分之一的是集体单位违反规定到农村集市采购农副产品的
案件。1977年8月，省革委又召开全省电话会议，要求全省各部门认真贯彻中共中
央109号文件，严禁集体单位到农村集市采购农副产品。虽然从中共中央、国务院
到省革委对集体单位采购农副产品，都要求严加管理，工商部门也采取了大量措施，
做了很多努力，结果仍然没能制止集体单位到农村集市采购农副产品。据青岛、济
南市工商局对本市集体单位调查，认真执行规定的只分别占17％和25％。省电话会
议后，昌潍地区于9月份又查获集体单位违反109号文件规定的案件527起，计有粮
食41000多斤，油脂油料3100多斤，猪肉2600多斤，鲜蛋1100多斤，油脂油料3100
多斤，果品160000多斤，白酒9500斤，各种钢材178000多斤，木材180多立方米，
化肥122000多斤，氨水35000吨，煤炭30000吨。
　　这一时期对从事贩卖、贩运农副产品的小商贩仍本着取缔、限制的原则进行管
理，集市只允许社员群众进行自产自销、自用自购式的交易，不允许贩卖，更不许
长途贩运；否则一经查扣即作投机倒把论处。为逐步减少社员与集市贸易的联系，
大力发展集体生产和多种经营，各地普遍开展了用国营或集体经济代替社员自留地、
家庭副业和个体手工业经济的活动，目的是使社员日常生活需要的农副产品，不用
通过集市，就能得到解决。“经济代替”的品种主要有：旧工业品(包括自行车)、
木材、木器、黑白条货、土陶品、熟食品以及重点产区的干鲜果品，部分地区的粮
食等。到1977年6月底止，全省已有代购代销店57888个，有68482人。多数地区基
本上达到了公社有基层社，管理区有供销店。经过整顿，全省还建立了旧货委托部
879处，前店后厂维修服务部2002处，蔬菜门市部429处，本地议购议销站263处。
这些经济代替店(部)的设立，并未解决群众购销方面的问题。不少品种是采用先关
闭集市贸易后代替的做法开展代替的，结果根本不能满足群众的需要，造成了黑市
泛滥。如粮食、熟食、鸡蛋、家禽等品种，国营、集体根本没有能力代替，强行关
闭市场后，黑市泛滥造成管不胜管的局面。一些地、县组织公安、工商、交通、供
销、商业、粮食、工业等部门，抽调民兵和贫下中农开展乱购乱销自由贸易大清查
活动。如昌潍地革委于1977年12月24日开始，组织了2600多人，设立交通检查站
120余处，在全地区范围内开展第二次大清查活动。7天时间共清查集市354个，清
查旅馆269处，检查各种车辆37970车次。总计查获各种案件3819起，其中全民和集
体单位乱购乱销违犯政策案件914起，占总案件数的23.9％；投机倒把案件341起，
占总案件数的8.9％；违犯市场管理的案件341起，占总案件数的67.2％。德州武城
县某检查站在大清查时，仅两个小时就查出违犯市场管理的案件130起，扣粮食
17000多斤。虽然各地对集市贸易的管理都十分重视，抽调大批人员协助工商部门
开展工作，但违犯集市贸易管理的事件仍然层出不穷，而且社员群众的怨气极大，
甚至变成公开对抗。在此情况下，不少地方不得不把已关闭的市场又重新开放(如
1977年底全省有60多个县关闭了粮食市场，到1978年上半年只剩24个县)。其它品
种在国营、集体经济无法代替的情况下，也不再强行采用关闭的措施。
　　从1978年下半年开始，对集市交易的限制逐步放宽。1978年全省参加集市交易
的人数比1977年增加了35％。1978年集市贸易成交额为115110万元，比1977年增加
29.8％。相当于社会商品零售额的比重，按市价计算为11.3％，较1977年上升1.9
％；按牌价计算为7.9％，较1977年上升1.7％。
　　1978年在集市贸易购买对象中，社员购买占63.03％，比1977年增加9.03％；
公社、生产队购买占17.11％，比1977年下降5.89％；城镇居民购买占8.44％，比
1977年增加1.64％；国营商业、供销社购买占3.48％，比1977年减少2.82％；机关、
团体、部队、企事业单位购买占3.95％，比1977年减少2.45％，合作店(组)手工业
单位购买占0.93％；无证商贩购买占0.54％；其它占0.52％。同1977年比较均变化
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