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统治区通货膨胀严重，市场物价暴涨。以济南为例，市场
批发价格总水平比战前上涨了643倍，年均2.24倍(详见表1-2)。
1938年-1945年济南市场批发价格指数表
表1-2
┌──┬────────┬──────┐
│年份│以1937年6月－12 │以上年为100 │
│ │月为100 │ │
├──┼────────┼──────┤
│1938│140.0 │140.0 │
├──┼────────┼──────┤
│1939│175.0 │125.0 │
├──┼────────┼──────┤
│1940│237.0 │135.4 │
├──┼────────┼──────┤
│1941│309.0 │130.4 │
├──┼────────┼──────┤
│1942│546.0 │176.7 │
├──┼────────┼──────┤
│1943│3438.0 │629.7 │
├──┼────────┼──────┤
│1944│15389.0 │447.6 │
├──┼────────┼──────┤
│1945│64400 │418.5 │
└──┴────────┴──────┘
这一时期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37年7月到1938年底， 物价涨势比较缓和。一方面由于战争开始不
久，通货膨胀相对来说比较缓慢；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仍按原规定汇价供售外汇，实
际上是对“法币”发行量的一种客观限制。此期济南市场批发价格总水平比战前上涨
了40%。
第二阶段自1939年初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这一时期国民党政府主要依靠
美国贷款维持经济， 法定外汇价格名存实亡。1939年1月起，由中国银行、交通银行
公布进出口商品购结外汇的商汇汇率， 以后逐步降低“法币”汇价，到1941年1月取
消。受通货膨胀、战争失利、外汇黑市猛涨、进出口贸易锐减和沦陷区大量套购物资
的影响，市场物价急剧上涨。1939年-1941年济南市场批发价格总水平累计上涨了1.2
倍。
第三阶段自太平洋战争爆发至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 物价呈现全面暴涨的局
面。 1942年7月， 伪山东省公署对主要原材料、 燃料及主要生活必需品，分别实行
“适当价格”、“市场调节价格”、“停止价格”、“协定价格”、“统制价格”。
同时，还在“金融政策”、利润控制等方面，规定了一整套应急措施。但限制价格比
市场价格低很多，商人纷纷将商品储存不卖，市民则纷纷抢购商品，结果限制价格名
存实亡。许多中小企业大量倒闭，进一步强化了官僚资本对市场的独占和垄断。物价
上涨与钞票发行互为因果，物价呈现跳跃式的暴涨。同上年相比，济南市场批发价格
总水平，1942年上涨76.7%，1943年上涨5.3倍，1944年上涨3.5倍，1945年上涨3.2倍，
四年累计上涨了207倍。
抗日战争时期，本省抗日根据地的市场物价总水平上涨速度相对缓慢，比较平稳。
从1939年秋季起，抗日根据地在胶东战略区创建了北海银行，发行“北海币” (统称
“抗币”，下同)，与“法币”共同流通，等值使用。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
以前，由于“法币”的币值还比较稳定，两种货币等值流通对根据地的经济生活尚无
大的危害。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法币”迅速贬值，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
并波及到抗日根据地。据1946年出版的《山东解放区的工商业》一书记载，根据地以
“法币” 计算的物价综合指数是：以1937年为基期，1940年上涨了8.0倍，1941年上
涨了22.3倍，1944年上涨了3885.8倍。详见表1-3。
1937年-1944年物价指数统计表
表1-3
┌────┬──┬──┬──┬──┬──┬──┬───┬───┐
│年代 │1937│1938│1939│1940│1941│1942│1943 │1944 │
│项目│ │ │ │ │ │ │ │ │
├────┼──┼──┼──┼──┼──┼──┼───┼───┤
│综合指数│100 │135 │275 │903 │2327│8595│47655 │388684│
├────┼──┼──┼──┼──┼──┼──┼───┼───┤
│粮食 │100 │136 │362 │732 │2141│8199│52407 │109949│
├────┼──┼──┼──┼──┼──┼──┼───┼───┤
│必需品 │100 │148 │274 │590 │2110│8737│47682 │377314│
├────┼──┼──┼──┼──┼──┼──┼───┼───┤
│土产品 │100 │121 │188 │1388│2730│8848│42879 │678788│
└────┴──┴──┴──┴──┴──┴──┴───┴───┘
面对严重的通货膨胀，抗日根据地民主政府采取了“保护‘法币’、禁用伪钞、
取缔土杂钞”的政策，以保持市场物价的基本稳定。各抗日根据地按照中共山东分局
的指示，于1942年下半年开展了第一次“货币斗争”，宣布“抗币”为根据地的本位
币，并继续与“法币”等值流通。但是，由于国民党统治区的“法币”不断贬值，导
致根据地的“抗币”发行量及其币值难以控制，市场物价也难以保持稳定。对此，中
共山东分局制定了“提高生产，增加富力，着重对敌，力争主动”的经济工作总方针，
并于1943年8月在五大战略区(胶东、滨海、鲁中、清河、鲁南) 先后成立了工商管理
局，统一领导对敌经济斗争，并采取了5项主要措施。
一是进一步建立独立的货币制度。 从1943年7月21日起，各根据地相继开展了第
二次“货币斗争”。滨海区抗日民主政府规定：从7月21日起至8月10日止，为“抗币”
与“法币”的兑换期；前10天的兑换率为1∶1，后10天的兑换率为1∶2。但是，从兑
换一开始，就出现了1元“法币”只能兑换“抗币”0.7元的好形势。兑换期满时，滨
海区的市场物价下跌了20%～40%，“法币”完全绝迹。1944年下半年，鲁中、鲁南区
也实现了单一的“抗币” 流通，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五大战略区都实现了单一的
“抗币”流通。
二是争取高价输出根据地多余的物资，增加财政收入，提高“抗币”的币值。第
二次“货币斗争”胜利之后，根据地对输往敌占区的物资，由“以货易货”改为对外
贸易管理。食盐、花生油等几种根据地自给有余而又为敌占区所必需的重要物资，由
工商局及其所属公营商店专买专卖；“抗币”对“法币”的兑换率，由民主政府严格
控制，以使“抗币”不断升值。1944年1月“抗币”对“法币”的兑换率已从过去的1
∶1， 提高到1∶5，致使根据地的市场物价水平大大低于敌占区。如1944年夏初，滨
海区根据地每市斤小麦的零售价为“抗币” 1.2元，而邻近的敌占区为“法币”10元
上下； 根据地每市斤花生油的零售价为“抗币”4.8元，敌占区为“法币”40元～50
元；根据地的食盐每市斤为“抗币”0.3元，敌占区为“法币”20元。
三是严格控制货币发行量。 为适应市场流通的需要，1943年9月23日，中共山东
分局决定增发“抗币” 2亿元，其中：胶东、滨海区各增发6000万元，鲁中区增发40
00万元，清河区增发3000万元，鲁南区增发1000万元。市场流通的“抗币”总量，控
制在根据地人均不超过30元，并做到及时调节，禁止用发行货币的办法抵补财政亏空。
为适应根据地经济发展的需要，1944年12月6日中共山东分局决定再次增发“抗币”，
截至1945年1月底，增发1.3亿元；截至6月底，增发4亿元，使发行总量达到10亿元。
由于贯彻了“根据需要、报经批准、慎重发行、防止物价上涨过大”的方针，到1945
年6月大反攻前，“抗币”的实际流通量仅为7亿元，人均35元。
四是通过公营商店吞吐重要物资，调剂市场，平抑物价。为了防止市场物价大起
大落，保护生产，安定民生，各地抗日民主政府除组织力量从敌占区购进紧缺物资以
外，还在各根据地之间和根据地内部进行余缺调剂，1944年冬和1945年春，各战略区
工商局贮存物资的资金达1亿元。 在调剂物资、平抑物价的过程中，各根据地充分发
挥公营商店的主导作用，吞吐物资，平抑市价，同时对私商采取了既保护合法经营，
又打击其欺行霸市、哄抬物价的政策。如秋收之后，粮食的市价往往下跌，粮商则趁
机压价收购，为了防止“谷贱伤农”，银行则增发货币，由公营商店按高于市价的价
格大量收购粮食、花生米、花生油等物资贮存起来；到来年春节前后，青黄不接，市
场粮价上涨时，再按略低于市价的价格抛售出去，既回笼了货币，又平抑了市价。又
如在秋冬之交，群众需添置寒衣时，私商往往趁机抬高布价，公营商店则低于市价出
售布匹。同时，为防止私商套购，转手倒卖，规定只零售，不批发，迫使私商不得不
降价销售。
五是党政军厉行节约。抗日战争期间，根据地的经济和财政状况都相当紧张，财
政支出大体上按军费占70%、政费占30%的比例分配。为了做到收支平衡，避免多发货
币，冲击物价，各根据地广泛开展了生产节约运动。1944年4月4日中共山东分局财委
会指示：当年“部队必须生(产)节(约)总费六分之一，各级党政民机关必须生节十分
之一，……在预算核准数中扣除，以免浪费或中途自流”。并对各项供给标准做了严
格规定。
由于采取以上有力措施，在“法币”与伪“联银券”贬值、日伪侵占区和国民党
统治区物价飞涨的情况下， 根据地的市场物价却相当平稳。1945年1月按“抗币”计
算的物价指数是：以1944年1月为100，6月为109，12月为100，1945年1月为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