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国民政府允许各战区发行“单一地方券”。国民党留在山东的大小军
官、政府官员、杂牌司令，都在各自势力范围内，滥发钞票。以其名目繁多，且各
行使一方，山东人民统称其为土杂钞。
在胶东，有国民党军暂编十二师师长赵保原的“莱阳地方经济合作社流通券”，
第六游击纵队司令丁 廷的“牟平地方救济券”，保安六旅旅长苗占奎和安廷赓的
“牟平地方流通券”，挺进第二纵队司令姜黎川的“海阳地方流通券”，第五游击
纵队司令秦玉堂的“海阳地方金融流通券”，七区专员郑维屏的“威海地方流通券”
，九区专员蔡晋康的栖霞救济券和栖霞桃村、唐家泊商会票，赵保原部旅长高玉璞
的掖县九、十区流通券，赵保原部旅长李德元的“平度地方流通券”，保安十八旅
旅长张金铭的“平度地方流通券”，文登县长兼保安三旅旅长丛镜月的“文登地方
流通券”，蓬莱县长沈伯祥的“蓬莱地方金融救济券”，福山县长陈昱的“福山地
方救济券”。这十几种票子，都是“出门不管，完粮纳税不收”。其中以赵保原势
力存在较久，所发票券最多。其莱阳地方流通券，1943年7月已是45元值北海币1元，
平度地方流通券则为140元值北海币1元。在莱阳集市上，民众对这些不值钱的票子
习惯用秤称，差一星半点无所谓。买一头毛驴，得先借头驴驮钞票。老百姓死了人
不烧纸，就烧赵保原的票子，一来烧纸比票子贵，二来也是对这坑人票子的抗议。
在渤海，有国民党鲁北行署主任何思源的“鲁北行署兑换券”，何思源部下的
“利津地方流通券”，保安十五旅旅长张景月、保安十一团团长杜孝先与别动队第
十三支队司令周胜芳、周部三团团长朱仲山合伙的“裕民银行券”和“裕民号券”，
五区专员刘景良的“五区流通券”，保安十一旅旅长张景南的“邹平地方流通券”。
连同名称不详的土杂钞，总计有30多种。在利津、沾化、无棣等县的沿海地区，一
些团长、营长也随便发票子，甚至有人把张宗昌时期的钱票改为元票使用。鲁北行
署兑换券和裕民银行券是石印，裕民号券和利津地方流通券是用毛边纸、火纸缮写。
1941年和1942年间，鲁北行署兑换券落到1斤青菜等于1斤钞票，裕民银行券在市场
上是40元兑法币1元，张景月派到各乡强以2元兑1元。1941年八路军开到义和庄时，
一商人托着堆放20种土票的木盘，向人们哭诉“土票骗了我”，“连手纸都不如”。
在鲁中，有国民党新四师师长吴化文的“庆仁号”钱帖，山东省政府建设厅厅
长兼第三纵队司令秦启荣的“建国钱局”和“利源号”钱帖，支队司令张天佐的“
昌乐流通券”。“庆仁号”、“利源号”钱帖，都在国民党省会区临朐发行，因系
桑皮纸印刷，民众直呼其为“桑皮纸”。1942年，秦启荣一次印刷“利源号”钱帖
200万元，于秋季贱价收买土产，冬季涨价时卖出，净赚100多万，又将准备兑回钱
帖的200万元法币中饱私囊，使驻地民众陷入空前饥荒。
在鲁南，有国民党苏鲁战区游击第七纵队司令申从周发行的“邹滕泗峄联合流
通券”，申从周部第一支队司令李以锦发行的“信义合作社流通券”，国民党滕县
县长周侗发行的“滕县流通券”，国民党苏鲁战区第八纵队副司令李子瀛发行的“
苏鲁战区流通券”，国民党军五十七军三十八旅旅长荣子恒发行的“卫生合作社流
通券”。
在滨海，有国民党莒县县长许树声、日照县县长尹升五、赣榆县县长董玉佩在
各自辖县发行的“田赋流通券”。
在鲁西，有鲁西行署流通券，六区专员范筑先余部发行的“冠县流通券”，十
一区专员朱世勤的“十一区流通券”，濮县专员丁树本的“东明田赋券”等。
这些土杂钞，最后都随着发行者的垮台、投敌、撤离而成为废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