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类贷款｜金融库｜专题库

清代，典当、钱庄、银号都办理放款。典当多为质押放款，钱庄、银号多为信用放款和保证放款。1850年(清道光三十年)后，票号以其资金雄厚，很快成为放款大户。 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起，通济官钱局(后改为山东官银号)办理特种放款 ( 同业拆借)、长期放款和来往放款。至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放款余额达库平银 103.4万两，其中长期放款库平银36.14万余两，来往放款库平银35.74万余两。 1898年，山东以中国通商银行烟台分行和德华银行青岛分行的成立为标志，开始有了银行放款。清末民初，各外国银行皆为其殖民政策服务，除包揽外贸业务外，并投资铁路、矿山(如德华银行)，营建交通、电讯(如华俄道胜银行)，扶持侨民开店办厂( 如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中国各银行的放款，大清银行以津浦路局、博山(玻璃) 公司、峄县中兴煤矿为最多，交通银行和中国银行也以政府机关为主，只有几家商业银行是以中小工商业为主要对象。此时山东民间风气尚以质押为耻，不能接受质押放款，所以除外资银行外，华资银行一般是以信用放款为主。放款规模多无记载，据日本人1914年调查，德华银行放款为300万元(银元，下同)，其中对中国人放款只有3.5 万元。 1914年，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取代德华银行在山东的地位。华商银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利用列强放松控制的有利时机，放款业务有所发展。1918年，山东银行放款达487.8万元，东莱银行放款达144.4万元，山东工商银行放款达74.1万元，通惠银行放款将近60万元。但日资银行发展更快，据日本人出版的《山东研究资料》记载，1919年3月，青岛各银行的放款余额约为1200万元，其中正金、朝鲜、龙口3 家日资银行约857万元，占71.4％；中国银行、山东银行、东莱银行3家华资银行约 315万元，占26.3％；英商汇丰银行约28万元，占2.3％。1922年12月中国收回青岛以后，日资银行在放款中仍占很大份额。据1927年8月日本山东兴信所调查，在青岛的正金、朝鲜、正隆、济南、青岛5家日资银行，放款总额为日金374万元、银元 486万元，其中正金1家即有日金29.4万元、银元280万元，各华资银行的放款总额还不及正金银行一家多。 1929年，经过废除胶平银和抵制正金银钞，华商银行资金来源增加，放款业务随之扩大。据1933年调查，全省华商银行放款扩大到2370万元(详见表3-12)，排名次序为中国、交通、上海、大陆和民生，5家共占71.5％，而中、交两家即分占27 .6%和17.5%。分散在各地的钱庄银号，亦有放款2185万元，其中有些是靠向银行告贷，转贷给中小企业的。除青岛、烟台、济南、济宁等城市外，其余各地主要是钱业放款。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伪银行控制了沦陷区的放款。至1943年，设在济南、青岛、烟台等地的横滨正金银行，有放款17000余万元(联银券，下同)，其中收购和保管特种物资(包括棉花、棉籽、煤、油料、小麦、蛋)占52％，产地扩充生产资金(包括纺织、制粉、造纸等)占6.4％，国际清算资金占13.3％，一般放款占27. 1 ％；联合准备银行仅青岛即有放款31000余万元，绝大部分是以联银券存放同业，另有少量官厅放款和同业抵押透支；鲁兴、大阜两行放款余额分别达到4304万元和 2142万元，放款份额超过一般商业银行。在抗日根据地，北海银行和鲁西银行都开办了低息和无息放款业务，支持根据地发展生产，打破日伪经济封锁，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至1945年底，北海银行发放贷款15617万元北海币，鲁西银行发放贷款7150万元鲁西币。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官僚资本银行在济南、青岛等地发放了一批粮食贷款和工商业贷款。私营银行则因通货膨胀，资金来源减少，不敢发放贷款，而多从事商业投机。解放区银行在烟台、济宁、菏泽等地发放了一批工业贷款、商业贷款、小本贷款和农业生产贷款，恢复和发展解放区经济。1948年9月至1949年6月，济南、青岛等城市相继解放后，放款业务主要由解放区银行承做，私营银行也承做一部分。至 1949年底，人民银行山东省行共有各项放款1092亿元旧人民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50～1952年)，人民银行的贷款主要支持国营商业扩大贸易，稳定市场，同时通过贸易扶持生产，通过国营经济扶持私人经济。并根据国家财经政策，灵活运用信贷杠杆，有放有收，适时松紧，区别对待，通过发展生产，搞活流通，稳定市场，安定人心。至恢复期末，各项放款比1949年增加13.3倍。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1957年)，贯彻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人民银行的贷款主要支持发展壮大国营经济，促进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城市，贷款对象主要是国营和集体企业。在农村，除由国家银行支持集体和国营农业外，信用合作社开始担负起一部分放款任务。至1957年，各项放款比1952 年增加9.6倍。 1958～1960年，打破常规支持生产“大跃进”，银行贷款注重充分供应资金，忽视经济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企业盲目生产、盲目收购，造成积压浪费；信贷资金被用作财政性开支，掩盖了生产、流通和财政收支中的矛盾，破坏了计划平衡；货币发行失控，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银行各项放款，1958、1959两年增长1.76 倍，同期社会总产值只增长65.45％；1960年在社会总产值下降3.81 ％的情况下，各项贷款仍增加14.68％。 1961～1965年，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管紧贷款，促进调整，全面清查处理财政性占用和企业挪用的贷款，清查处理工业企业的超储积压、商业企业的残次冷背商品以及盘亏报废物资，加强信贷监督，积极支持农业和轻工业生产。经过调整，1961年农业生产开始回升，1963年工业生产开始回升，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趋于协调，信贷资金使用效益接近“一五”计划时期水平。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银行信贷管理被批判为“管、卡、压”和“条条专政”，重新出现管理大撒手、资金大敞口、不合理资金占用大量增加的现象，银行贷款直线上升，许多贷款被挪用于基本建设。1972年贯彻全国银行工作会议精神，重申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分口管理原则，加强了信贷计划管理和信贷资金管理。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干部思想和信贷管理再次陷入混乱。1975年，贯彻全面整顿方针，信贷管理出现转机，不久又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受到挫折，信贷资金占用大、周转慢、效益差的问题比较突出。 1977～1978年，着手解决贷款管理偏松、企业资金占用过多的问题，恢复了信贷管理的正常秩序，遏止了信贷大幅增长的势头。但由于积累下来的问题较多，不合理占用现象依然严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改革银行信贷管理体制。1979年，国务院决定由建设银行办理基本建设贷款，人民银行对国营轻纺企业办理中短期设备贷款。 1980年又将一部分基本建设投资由财政无偿拨款改为建设银行有偿贷款，人民银行也发放一部分基本建设贷款，银行贷款开始由流动资金领域进入固定资产投资领域，发挥发展经济、革新技术的作用。人民银行的流动资金贷款，也从生产流通领域拓宽到文化、科研、旅游、服务等领域。农贷业务及农村工商业贷款业务移交农业银行办理后，在农村经济由单一经营向农工商联合经营转化、由自给半自给性经济向社会化商品性生产转化中，由主要支持社队集体单位，转变为支持各种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户；由主要支持种植业，转变为支持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综合经营；由单纯支持生产环节，转变为支持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全过程。1979年至1983年，全省各项放款平均每年增加30.6亿元，增加了有效供给，给商品生产的发展增添了活力。 1984年，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工商信贷业务移交工商银行办理。并决定以1984年的贷款余额为基数，从1985年起，与专业银行划分资金，引起专业银行在年末最后两个月突击放款，造成信贷资金失控，货币投放偏多。 1985年加强宏观控制，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过热现象起了降温作用。但也发生 “一刀切”的现象，一些企业资金偏紧。 1986年改善宏观控制，松动放款，搞活经济。但又失之于宽，助长了经济膨胀。 1987年贯彻“紧中有活”的信贷政策。人民银行对专业银行的贷款实行总量控制，限额管理，确定期限，按期收回。在收紧贷款后，注意调节淡旺季需求，调整信贷结构。专业银行通过多存实现多贷，工业贷款增势减缓，农业贷款比重提高，外贸贷款增幅减少，宏观调控初见成效。 1988年继续贯彻“控制总量，调整结构，扶优限劣，提高效益”的信贷政策。但在实际执行中，上半年资金相对宽松，贷款增加较多，出现了货币投放提早、量大的异常情况。7月份以后受抢购风的影响，存款增长缓慢，银行信贷难以平衡。 10月份以后收紧贷款，抑制了贷款的过快增长，但终因货币投放过多，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 1989年以治理通货膨胀为中心，以调整信贷结构为重点，农业贷款增加额大于上年，国营大中型骨干企业得到优先扶持，外贸贷款增加。贷款超经济增长的情况初步改变，经济过热、投资膨胀对贷款的压力减轻，但是市场疲软，企业产成品积压、拖欠货款和挂帐损失形成了新的资金压力。 1990年在坚持紧缩方针中，适当调整力度。按照产业政策，实现了对农业的倾斜，重点扶持国营工业企业生产回升，集中资金支持国家重点建设，但新增贷款中有很大部分被产成品、发出商品和各种明亏暗亏占用，信贷资产质量和贷款使用效益下降。至1990年底，全省各金融机构各项放款达到1317.7亿元，居全国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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