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商〗〖建国前〗〖粮食〗〖流通〗〖政策〗〖自由〗
〖手段〗＝〖方法〗〖民营〗
明清时代，山东商品经济已有较高程度的发展，粮食运销与日俱增。明万历年
间，政府推行的“一条鞭法”赋役制度，促进了粮食商品化生产，也为扩大粮食商
品流通奠定了基础。清政府采取许多恤商、便商的政策措施，诸如禁止“遏籴”、
减免商税、开放海禁、奖励米谷进口等，以鼓励和扩大粮食流通。乾隆年间曾规定，
“凡邻省歉收告籴，本地方官禁止米粮出境者，该督抚据实题参，将州县官降一级
留任。不揭报之该管上司，罚俸一年。不题参之督抚罚俸六月”①。其间，沿海贸
易商税继续减免，特别优待豆、米贩运，以鼓励沿海各省之间粮食流通，调剂余缺，
接济灾区，使奉天的米粮得以运往山东等地出卖，山东的大豆得以运往江浙一带销
售。从事粮食运销的商贩日益增多。粮食流通的发展，使城市粮食交易市场日趋扩
大。清中叶以后，山东的临清、德州、济宁、泰安、周村、潍县、胶州、烟台等城
市，出现许多较大的粮食流通市场，流通环节分工也越来越细，有行商、坐贾之分。
行商中有直接到产地收购的贩运商和只到中转地收购的贩运商；坐贾中有批发和零
售分别经营的专营商，也有批发兼零售或零售兼批发的批零兼营商等。行商是各类
粮商的主体，并制约着各类粮商的发展。乾隆年间，位于运河沿岸的临清，商业市
场已相当繁盛，粮食为市场交易的大宗，①《中国古代粮食经济史》360 页四方粮
商从远方运进大批粮食，在这里集中成交。有自卫河乏舟东下的河南小麦，也有从
天津溯流而至的北方秫粱，还有经汶河运自济宁一带的各种粮米。遍布临清全城 6
个区的粮食市场，经营粮食的店铺多达百余家，每年成交粮食不下五六百万石乃至
千万石。光绪年间，小清河流域八九个县，每年贩运出境的米麦达六七十万石。桓
台县的苗家资本集团，自光绪中叶崛起，从经营粮食发展成为闻名遐迩的“桓台帮”
巨商。1894年（光绪二十年），苗家在索镇首创恒聚油坊，继于1906、1910年先后
在济南泺口镇开设了恭聚和、恒聚和粮栈，经营代客买卖粮油批发业务，以小麦、
高粱和花生仁为大宗，生意兴隆，获利丰厚。辛亥革命以后，时值津浦铁路建成通
车，苗商即将业务经营中心由泺口移向商埠，修建楼房门面30余间，并将原恒聚成
炭栈改为粮栈，派人分赴津浦、胶济、陇海铁路沿线及重要的粮食集散地设分庄40
余处。到1913年底结算，两年的粮食经营获纯利（制钱）10万千（折银元4万余元）
，为其原始资本总额的50倍。
清末民初，山东粮油对外贸易亦有发展。花生产量，山东冠于各省，不仅在国
内大量行销，外销出口数量亦居全国首位。1913年，全国共出口花生仁197万多担，
其中青岛103万担，烟台5万多担，两地合计108万担，占全国出口总数55％。 对外
贸易刺激了粮油商业更大发展，济南、青岛等地粮油经营进入兴盛时期。1915年开
始，苗商仅花生经营即每年获利4万多元。1918年，济南市的粮商扩展到140余家，
成立了粮业公所，主持粮油交易。1919年9 月林修竹编《山东各县乡土调查录》统
计，在全省104个县中，共有粮商169家，油商2085家，合计2254家。1928年5月3日，
济南“五三”惨案发生，市内粮店多被日本侵略军抢劫，粮商元气大伤。日军侵占
济南后，津浦铁路北到泺口、南至党家庄一段车辆停驶，南北粮油运输受阻，外地
客商多不敢进入济南，以致门市冷落，生意萧条。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
粮食来源断绝，主要靠经销东北大豆、高粱的粮食商行，经营又受挫折。南京国民
政府财政部继1931年向美国借购小麦45万吨之后，又于1933年同美国签订5000万美
元的“麦棉借款合同”（次年改为2000万美元），于是美国的米麦面粉大量涌进中
国市场，国内粮价暴跌，济南市小麦每百斤由5.5元降至2.7元，花生仁每百斤由6
.2元降至3.2元。粮商严重亏赔，陷入危机。
此间，尽管南京国民政府对粮食自由流通采取鼓励政策，迭颁粮食自由流通条
例，但未真正实施，省际之间粮食流通实际处于各自封锁状态。每逢歉收之年，丰
收余粮地区往往对境外歉收地区禁运粮食，或借禁运之名抽收捐费，名曰“寓禁于
征”，影响粮食正常流通。1932年10月7日，南京国民政府召开调节民食会议， 会
议决定：（一）由政府通令各省一律开放米麦禁令，使省与省、县与县均得自由输
转，绝对流通。其抽收米麦捐费省份，并应通令彻底取消，以后永远不得再有类似
此项捐费名目发生。（二）免除米谷转口税。（三）各省米麦如实感缺乏，经过切
实调查研究统计，认为必须禁运出境时，应先详确陈明，俟经中央政治会议酌核决
定，唯仍不得藉口“寓禁于征”抽收任何捐费。在国内口岸流通之食米，向由转运
商人出具保结者，至此亦行取消。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山东大部分地区被日本侵略军占领，粮油货源和销售
亦多被日军及其洋行控制，民营粮油商业受到排挤，经营日渐衰退，市场粮油进、
销、存数量日趋减少，供求失衡。1942年伪济南市杂粮面粮平粜委员会调查，济南
市人口近60万，每年需要粮食140～150万包，而全年输入粮食不过55万包，其中用
于本市消费约30万包，被日本洋行收买囤积或外运约20万包。市面粮食入不敷出，
不得不挖用多年积累的库存，库存量大减。当年全部民营粮商存粮5.71万包，尚不
足抗日战争前一家粮行库存量。到11月底，全市粮商库存粮食又减少到4.4 万包，
不足月销量三分之一。花生仁的进销量减少到战前的20％～30％，经营花生仁的货
栈，由抗日战争前的40家减到24家。1943年日伪政权又以“查囤积”、“抓暴利”
为名，再次给予民营粮商沉重打击。大部分粮食集中在日军手中，粮食市场萧条。
抗日战争结束后，粮食商业继续处于衰退状态。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
党统治区相对缩小，许多地方交通中断，社会秩序混乱，粮源短缺、物价飞涨，抢
购套购、投机倒把之风愈演愈烈，供求失调日趋严重，不少粮商相继破产倒闭。据
国民党山东省政府1947年1～6月工作报告，原有粮商571家，6个月内核准歇业 105
家，实有登记开业的466家，一般仅能维持门面。在其重点调查的35家粮商中，有5
家只挂牌子，未做生意，或转为代客购买棉花、煤炭等；有14家粮商仓库已空。
封建社会发展起来的自由粮商，在频繁的交易过程中逐步积累了经营和管理经
验，善观行情动向，预测需求变化，把握有利时机，掌握适度价格。闻名全省的济
南恒聚成`同聚长粮栈，在经营中消息灵通，吞吐及时。每逢夏秋收获之前， 便派
人四出调查，预测年景丰歉。新粮登场之后，各地报告行情的函电，日夜交驰，均
由经理苗星垣亲自细心批阅，从不借手他人。该栈在邮政局设有专用信箱，在电话
局、粮关（市）分别设有定时长途电话和专线电话，情况一变，几十分钟即能通报
各地。
粮商在相互竞争过程中，也常常采取欺诈手段，投机取巧，损人利己。1925年
济南恒聚成粮栈在安徽省蚌埠购买大豆600吨，尚未运出， 济南豆价已开始回落。
此时，济南益兴货栈也在蚌埠收购，尚不知济南豆价变化，恒聚成便迅速以原价让
于益兴货栈，结果600吨大豆运回济南后，益兴货栈亏赔数千元。 掺杂使假的骗人
劣迹也在粮商经营中时有出现。1937年4月6日国民党山东省政府训令中载明，根据
济南市粮业公会主席苗世远及面粉业公会主席苗兰亭呈报，“查自去秋以来，粮价
渐高，各地小粮贩，因图微利，每将杂粮生米掺杂土沙并施水潮，希冀增多重量，
尤以小麦一项特甚，以致各厂制粉时有牙尘之弊。虽各厂均有清麦机器之设备，无
如土沙太多，遂使清不胜清，每袋小麦入机，即有四分之一土沙清出”，“不但妨
碍卫生，实属暴殄天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