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粮食〗〖采购〗〖制度〗〖形式〗〖政策〗〖数量〗〖收购〗
政府参与粮食采购，由来已久。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9月15日，山东巡抚
钱臻声称，“本年派买谷20．8万石，连上年已派未经买足之谷12万石，一律买到，
以充仓储”。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山东秋粮丰收，粮价下跌，山东巡抚深感
此时采买粮食机不可失，“饬令各属买足粟谷20万石”。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
山东巡抚曾请求赴奉（今辽宁省）购粮。1911年（宣统三年），内阁向山东巡抚传
达朝廷旨意，采购麦、面、大米1万石，解豫（今河南省）备用。巡抚孙宝琦电奏
内阁因山东非稻谷产区，大米无从采购；又因连年灾歉，粮缺价昂，麦粮能采购多
少亦无把握，建议由河南巡抚到他省采办。内阁回复，麦粮为豫省军食所关，亟应
备采，仍令其在山东尽量设法采购，以资接济。如采购数量不足，再由河南巡抚向
他省采办。
中华民国建立后，军阀混战，各地军政部门无不加紧粮食抢购。1932年，蒋介
石曾以“军需紧急”为名，令国民党山东省政府采办米麦1350万斤，且购粮所需资
金要在田赋项下按每两1元加征。
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成为流亡政府。日伪政权把粮食视为主要掠
夺对象，在山东各地大肆收买。其收买制度为责任供出分摊制，分中央、地方两部
分。中央供出分摊部分，由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将责任供出量分配给各伪省长，
然后由伪省长连同地方供出分摊部分决定全省责任供出量，分配给各伪县长。此项
采购数量本已很大（1943年山东收买的杂粮，中央供出分摊数为15万吨；1944年山
东收买小麦总量15万吨，内归中央8万吨），另有华北开发公司20家粮谷组合，每
年都要在山东强行购买粮食（1943年度购买3万吨，1944年度购买4万吨）。再加驻
县日伪军队到处征收给养，使农民负担更加沉重。1943年度，莒县据所报地亩计算，
全县最多收获杂粮1万吨，但分摊的责任供出量却高达5654吨。蒲台县粮食歉收，
全年共产杂粮1548吨，责任供出量为460吨。无棣县夏旱秋潦，一般农作物平均亩
产不过10余斤，杂粮总产1449吨，而分配给该县的责任供出量竟是1879吨，超出收
获量430多吨。青城县当年受灾惨重，杂粮歉收。代理伪县长不得已上书伪省长，
“各乡民众，因食粮缺乏，迁徙逃亡日多，且多以草根树皮果腹，鸠形鹄面，形状
甚惨，更有饿殍僵尸，嗷嗷待哺者，种种惨状不一而足，各乡长纷纷呈请停止收买
……”伪省长唐仰杜回令，“采购食粮系华北整个粮政”，“所请暂缓收买之处碍
难照准”。在其统治区内，普遍施行暴力手段，督励班、保安队直接参与，强制收
买农民的粮食。陵县等伪县长亲率士兵员役分赴乡村，对民众施加暴力。即使如此，
其责任供出计划亦远未实现。1943年度，沂州道费县、临沂、沂水、莒县、郯城5
县的责任供出量为20512吨，到1944年2月底，仅收起1808吨，占责任供出量9％。
同年度武定道利津、蒲台、滨县、沾化、青城、陵县、临邑、乐陵、商河、惠民、
阳信、无棣12县的责任供出量为1．9万吨，至1944年2月底仅收买6125吨，不到责
任供出量三分之一。济南道责任供出量1．86万吨，至年底仅征起6154吨，亦不到
三分之一。
抗日战争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明令山东实行两种形式的粮食收购，一是定价
派购（亦称征购），一是市场采买。成立了山东省军粮筹购委员会，由地方最高军
事长官王耀武和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何思源任正副主任；由田粮机关（山东省田
赋粮食管理处及所属机构）主办筹购拨交兵站。但因兵站粮食运补不及，各部队亦
常自行收购，实行高压强购政策。1946年4月2日，蒋介石在给山东省政府主席何思
源的信中直言宣称：“收购军粮以大户为主要对象，除保留其本户本年十月底以前
自用食粮外，应购其他余粮，隐匿分散逃避应购者，查明后没收其全部存粮。”
1947年2月，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以各地驻军急需粮为名，要求昌乐、潍县、齐河、
历城、长清、章丘、临朐、寿光、益都、邹平、临淄、淄川、长山13县，在不到1
个月时间内，派购粮食660万斤。后仍感不敷配拨，令上述各县再代购杂粮400万斤，
并限期完成。1947年4月，山东省田赋粮食管理处明知本省粮食经派购、采购及各
部队自行收购或征借，粮源已“益感枯竭，民众痛苦加深已成为不可掩饰之事实”，
但仍按粮食部的旨意，在鲁西各县为河南省代购小麦800万斤。
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的派购价格，远低于市场价格。如1946年2月16日派购价格
定为每市斤65元，而当时的市场价格已涨至每市斤百余元。4月9日，国民党山东省
军粮筹购委员会核准历城等县小麦派购价格每市斤150元，而当时济南市场价格已
增至240元，并有续长之势，结果派购计划未能完成。1947年派给兖济区7～9月份
的小麦购买任务840万斤，实际完成493万斤。因其派购计划不能如期完成，缺额甚
大，即转向市场采购和抢购。1945年度（1945年10月至1946年9月）在其统治区共
收购粮食5972万斤，其中派购2281万斤，占38％；采购3691万斤，占62％。1946年
度共收购粮食25218万斤，派购6561万斤，占26％；采购18657万斤，占74％。直到
国民党政权即将全面崩溃前夕，山东田赋粮食管理处仍声称1948年度要采购小麦54
万担，采取的方法已是不择手段。1948年8月10日，蒋介石派4架运输机装载巨额法
币，由南京飞往济南交于王耀武，密令其用这批即将作废的法币（1948年8月19日
南京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代替贬值的法币），在解放区边沿或派部队深入解放区
抢购粮食，将济南周围百里左右村庄的粮食抢夺殆尽。
山东革命根据地，除粮食部门征收公粮以外，还有公营贸易公司和合作社在人
民政府工商部门领导下，从市场采购粮食用于民间供给。他们在余粮地区和余粮季
节购进，在缺粮地区和缺粮季节平价出售，以解民众荒歉断炊之苦；或者自粮价低
处、低时购进，至粮价高处、高时出售，以解民众粮价上涨之虑。外省公营企业及
合作社到山东采购粮食者，均通过当地市场交易所登记。解放战争期间，粮食部门
因特殊需要进行粮食采购时，由山东省粮食总局编造采购计划，呈请省府财政厅转
报华东财办审核批准后，方责成下属各地粮食局收购。
新中国成立不久，贸易机构改组，粮食专业公司于1950年4月成立，担负起粮
食采购任务。采取“大力收购，完成计划，保持合理价格，城乡兼收”的方针，既
以货币收购，又委托合作社代购；在掌握合理地区差价和私商贩运有适当利润的原
则下，也有条件地利用粮商代购。委托合作社代购的手续费为3％～4％，私商代购
手续费稍低于此数。1950年的小麦收购，粮食公司强调掌握价格政策，未强调收购
数量，致使工作出现了被动。新麦登市，价格较低，市价低于牌价，粮食公司却没
能适时抓紧收购。后来市价渐涨乃至高出牌价，但仍低于邻省价格，如济南等地每
公斤小麦牌价1400元（北海市，下同），市价1480元，而河北省沧州牌价1800元，
市价达2000元，不仅省内粮商大量收购外运，外地粮商也前来采购，粮食公司却一
直购进迟缓，在收购季节出现购少销多，自当年小麦登市到7月底，仅购进986．5
万公斤，销售达2480万公斤，销大于购1．5倍。济南市七八月份小麦无购进，销售
642万公斤。省粮食公司原计划本年度共收购小麦2亿公斤（当年年底前完成85％，
下年第一季度完成15％），实际仅收购0．79亿公斤，占计划39％，占上市量（4．
75亿多公斤）17％。未能有力地控制麦价，有效地稳定市场，致使个别地区（如
北镇）市价每公斤涨到2600元。秋季粗粮收购虽定价较为合理，但粮食公司收购不
力，市场粮价一度惨跌，高粱每公斤曾降至400元左右，个别地方降至360元。9月
以后，情况开始变化，工业品价格上涨带动粮价上涨，全省市价普遍高出牌价，收
购进展不快，计划未能完成，供应发生困难。当时虽有几亿公斤粮食可供调剂市场
需要，但因调运不利，未能发挥作用，市场粮价失控。此间，各城市虽在工商局领
导下，由粮食公司、各面粉厂、粮食贩卖业、粮食加工同业工会等，共同组成联购
委员会，统一制定采购计划，合理划分采购地区，稳定粮食市场秩序，但因组织领
导放松，济南、青岛、徐州等地的粮食工商业户，特别是面粉加工业，参加联购组
织者甚少，而多在当地或外地自由采购，使这个组织徒有虚名，实效甚微。
1951年，粮食上市提早并空前增多，粮食公司接受上年的经验教训，本着麦价
宜高勿低和多购多存的原则，展开大量收购。因国营公司收购价高于市价，农民登
门求售者甚多，公司收购量常占市场上市量的绝大部分。如徐州6月5日～13日上市
小麦192．5万公斤，粮食公司收购180万公斤。7月15日～21日，全省小麦上市量
774．5万公斤，粮食公司收购530万公斤；另在门市收购1243．5万公斤，占总收购
量68．2％。合作社也扩大了代购业务，6～8月3个月中，合作社代购总数约占粮食
公司收购量65％。省粮食公司全年共实购小麦3．3亿多公斤，约占小麦商品粮的62
％，农民的售粮要求基本得到满足。6月初，省财政经济委员会与有关部门研究决
定，全省各地公营事业单位、机关、部队等所有生产粮、节余粮、事业粮，均由粮
食公司统一收购。另外，粮食公司还为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代购农民的增产捐献
粮，为省农林厅收购推广优良麦种而换回的普通小麦，为农林厅水利推进社收购贷
放水车折还的粮食。全年共收购粮食（贸易粮①）5．15亿公斤，为1949年收购量
的3倍，将近1950年收购量的4倍，其中细粮占三分之二弱，粗粮占三分之一强。合
作社代购部分占总收购量44％。
1952年，夏粮丰收，农民卖粮心切，不少地方市价一度下跌。如沛县、日照、
利津、丘南、牟平、福山等地每公斤一般在1200～1400元（北海币，下同）之间，
台儿庄、丰县等地低达1000～1060元，均低于国家收购牌价（当时徐州地区牌价
1640元左右，济南地区牌价1840元左右）。国家粮食部门与合作社为防止“谷贱伤
农”，维护生产者利益，大力组织收购。全省合作社收购点达3500多处，粮食公司
收购点130多处，平均每万人农业区即有一个收购点。不到5天，
①贸易粮是我国计算粮食收购、销售、调拨、库存所使用的粮食品类统称。贸
易粮分5个品类，小麦、大米、大豆、玉米、薯类。计算时，如果实物是原粮或成
品粮，均须按规定的折合率进行折合。一般地区市价即升至牌价或接近牌价水平。
原定收购计划3．75亿公斤，不能满足农民的售粮要求，后调为6亿公斤，约占农民
余粮总数的68％。收购进度之快，也是前所未有的，7月份平均日收购725余万公斤，
多者达到980余万公斤。全年实购5．95亿公斤，超过原定计划59％，接近调整计划。
这一年，是实行粮食统购前收购粮食最多的一年，夏秋两季共收购粮食9．95亿公
斤，为1949年收购量的5．7倍，1951年收购量的1．9倍。其中细粮占60％，粗粮类
占40％。合作社代购部分占国家收购总数65． 61％。
油料（油脂），由油脂公司组织收购，以花生仁（果、油）为大宗。1950年花
生仁登市之后，开始价格很低，油脂公司因资金不足，收购迟缓，私商亦抱观望态
度而不收购，市场花生仁供过于求，价格下跌，个别地区跌至每0．5公斤800元，
农民普遍叫苦，要求政府快购、多购。油脂公司不但未迅速大量收购，反而一度停
止了花生征实。这对扩大城乡物资交流和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都有不利影
响。
1951年油料收购，各地油脂公司除自行组织进行外，同时委托合作社代购。进
入第二季度，因沪、穗等地油价不断上涨，南部地区油商纷纷到山东争购，使产区
花生市价波动。油脂公司遂配合工商行政部门加强市场管理，并利用价值规律调节
市场，缩小地区差价，大量组织内销，调往广州花生仁5000吨，抑制了南商抢购，
市场渐趋稳定，公司收购骤增，第四季度实购花生仁8万多吨，超过计划数4倍以上。
1952年油料收购，国营油脂公司继续贯彻扩大经营的方针，大力组织市场收购
和委托合作社代购，以增加油源，稳定油价，保证市场供应和完成出口、外调任务。
上半年，正值“三反”、“五反”运动深入开展之际，油商收购已近绝迹，各地油
脂公司忙于运动而一度半停或全停收购，市场油料滞销，价格下跌，莒县、泰安等
地市价曾低于牌价20％～30％。省财委遂于6月底发出指示，促使私商收购，并普
遍动员农民榨油，以免花生仁虫蚀或价格惨跌而致农民受损。下半年，油脂公司统
筹安排收购工作，在经营中加强组织领导，调配人员，备足资金，展开大量收购。
至11月，市场呆滞状况得以扭转，公司收购量占上市量的比例，由20％左右增到70
％～90％。合作社代购点亦逐渐扩大，至第四季度，全省共有合作社代购点500多
处，代购花生仁8．34万吨，占公司收购总数83％。花生仁、果、油全年收购计划
超额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