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教育与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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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于1901年创立山东大学堂,其后又成立师范、农、医等专科学校,各校先后
开设博物或动物、植物课程,进行生物学教育。1930年,在青岛的山东大学正式成立
生物系,在济南的由教会兴办的齐鲁大学此前也设立了生物系,开始进行较系统的生
物学专业教育。从清末到1949年的几十年间,虽然有识之士曾想在生物学教育上有所
作为,但由于政局混乱、经济凋蔽和战争影响,生物学教育成效不大。
解放以后,各校逐步恢复正常,教育向上发展,并探索建立社会主义教育制度。
其间也有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学习苏联与学校大上大下的经验教训。“文化大革
命”否定一切,对生物学教育冲击最大。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教育重
新走上正轨,并探索制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教育制度。在生物学教育方面,面对国
外生物学迅猛发展,中国应如何迎头赶上?而国内的现实是:学校设备陈旧、教育经
费投入不足、专业设置口径太窄、不合国情,而面对人才外流、新老交替,应如何采
取切实措施贯彻党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方针,以及如何在青年中进行精神文
明教育,都是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生物学是医药、农学和水产诸学科的基础,生物学的发展又可以推动医药、农学
和水产业的发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基础学科得不到发展,应用学科也受
到制约,它们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新中国建立后,山东在生物科技领域,成果
丰富,影响很大,但基础科研与应用的矛盾,不是所有单位或个人都解决得好或得到
妥善处理的。50年代受国际影响,崇尚一家之言,视基因学说为禁区,结果自我封闭,
影响了生物学学术思想的讨论和交流。至今识者虽亦强调基础研究,但在市场经济条
件下,政策不能配套,缺乏措施,仍会流于空谈。今天,从全面来看,在生物学领域
的学术空气、科技手段、人才的数量和质量,最终是科技成果,东西方总的差距仍然
很大。在世纪之末,国家和省对如何振兴生物学,应有充分的估计和认识。
现代生物科技分工很细,建国以后,各级研究机构日益增多,成果丰富。应用学
科各有专志,这里只就生物基础学科的科技发展和重要成果,择要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