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官僚资本和洋行买
办凭借其特权，垄断山东市场，牟取暴利，山东民族商业资本在封建官僚和外国资
本的双重压迫下挣扎。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地主经营商业者日益增多，据对省内
46个县131家地主的调查，兼营商业者有64家，开设的店铺包括各行各业。同时，
随着自然经济的瓦解，小生产者和小商人出现两极分化，有的发展成为资金较为雄
厚的新式商人，有的濒临破产。手工业和农副业较发达的集镇，商业发展较快，周
村、潍县在明清时期商业盛极一时。运河沿岸的济宁、临清、聊城、德州等城镇，
以运河为依托，形成著名的集散市场。
沿海城市开埠，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一方面为外国资本掠夺中国的自然资源敞
开了大门，另一方面使沿海城市商业有了发展。1861年开埠的烟台是山东省最早开
埠的通商口岸。该市1850年前后已有商号千余家，与广州、厦门、汕头、福州、宁
波等地有传统贸易，与辽东半岛的贸易也较发达。烟台开埠后，外商云集，1864年
先后在烟台开设的公司洋行有33家，其中以美孚洋行居首位。美孚在烟台租地30亩
建货栈3处，可储煤油9万箱(每箱2桶，每桶5加仑)。随着对外贸易的增加，沿海及
内地商业资本向烟台发展，先是黄县、掖县和潍县商人将资金投向烟台，后有闽粤
及宁波商人在烟台开设钱庄商号。到1891年，烟台已有商号1660家。在商界享有一
定声誉的义昌、天成栈、顺盛、双盛泰、恒泰、洪泰、协泰、福泰，号称“八大家”
，都是在此期间发展起来的。1904年青岛码头建成、胶济铁路通车，1911年津浦路
津济段通车，烟台港因码头设施简陋，与内地交易不便，贸易由盛而衰，原由烟台
出口的河北、山西等地土特产品改由铁路运抵青岛。1902年烟台贸易额为4600万两
关平银，1905年降至3000万两，1913年降至2800万两。
青岛在开埠前传统的沿海贸易已有相当规模，福州、宁波、上海等地每年有上
百只帆船前来进行贸易，年贸易额300万两，全年税收近3万海关两。1898年德国侵
占胶澳，辟为商埠，港口贸易开始兴盛。德商先后设洋行公司20余家，资本总额达
2.09亿马克。随后，英美日俄等国商人也蜂拥而至。德国凭借其特权，掠夺山东的
煤炭、花生、猪鬃、羊毛、大麻、草帽辫等，又大量倾销煤油、棉纱、火柴、肥皂、
砂糖及五金器材、化学颜料等。外商通过低价收购山东土特产品，高价倾销洋货，
获取暴利，如禅臣洋行经营的德国亿利登化工厂漂白精(氯化石灰)，每桶(110磅)
进口价15元，在青岛售价80元。青岛猪鬃每担售价360～450元，禅臣转销英美每担
售价1000～1200元。青岛输入的棉织品、棉纱、针织、火柴、砂糖等，1901～1906
年价值6730法郎，占进口总额的88.5％。同时，在德国侵占期间还攫取了地方各种
税收，1899年课税收入3.6万马克，到1913年增长到720万马克，比1899年增长200
倍。
青岛港口贸易的兴盛，吸引各地商人涌入。经营洋广杂货最早的是元太号，其
后华德泰、福顺泰、瑞蚨祥、祥云寿、洪兴泰、源裕兴、裕东泰、开泰祥相继开业。
许多商人在大鲍岛、台东、台西开设商店和批发商行，从事以土产购销为主的经营。
黄县、潍县、掖县和日照等地商人在青岛设点开业，并形成商帮。随后，广东、三
江、直隶等外籍商人在青岛设立会馆，进行南北各口岸土洋货贸易。1905年青岛贸
易额较1900年增长21倍，达1700多万两。1906年海关税收超过烟台，1910年贸易总
额也超过烟台。津浦路津济段通车后，整个华北地区大部纳入青岛的商务范围，在
全国通商口岸中居第六位。
威海是山东沿海第三个辟为商埠的通商口岸，海运东去朝鲜、日本，北到天津、
旅顺、大连，南通江浙诸省。1898年英国强行租借，进而定为自由港，于1900年开
埠。商人为逃避课税，经由威海的进口货物增多。1909年进出口物资48.1万吨，较
1902年增长2.16倍，进口的大宗商品多是棉纱、棉布、煤油、卷烟，出口主要是花
生和丝织品等。
济南市自清中叶起商业日趋繁盛。胶济和津浦铁路通车后，成为连接两大运输
动脉的交汇点。济南商业区先集中在东关、南关一带，20世纪初，济南商业西移，
西关遂形成商业中心，有号称“五大行”的国药、杂货、绸缎、鞋帽、钱业。在民
族商业中，章丘旧军镇孟氏家族的商业在山东乃至全国颇负盛名。孟家“祥”字号
商业自清乾隆年间开创，鸦片战争后先后在济南等地新开10家商号，1894年后为大
发展时期，在全国有106家“祥”字号，其半数在山东，仅济南就有绸缎、棉布、
茶叶庄等31家，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发展到鼎盛时期，“祥”字号资金雄厚，仅济
南4家商号在上海银行的备用金就常达百万元。
济南于1905年12月12日正式设“华洋公共通商之埠”，商埠设华洋贸易处、华
商贸易处，众多商号迁至商埠，此时城关和商埠商号有千余家。济南货物集散范围
北至德州、天津，南抵徐州，东达黄河入海口，西接河南、山西。济南与口岸的贸
易，最初是以烟台为吞吐口，1867～1871年，通过烟台、天津输入济南的棉纱每年
平均28319担。烟台港1885年进口棉纱3981担，1886年增至56725担，1892年通过济
南转运济宁的棉纱317000担。自胶济、津浦两线通车后，济南市场便成为青、烟口
岸洋货进口和土产出口的集散中心。1906年，德人韩士礼在济南创办礼和洋行，初
设高都司巷，后迁普利门外，扩建房舍仓库，占地25亩，每年进口额150万(银)元，
出口原料100万元，年利50万元。
清末民初，周村仍是长山、高苑、博兴、桓台、广饶、章丘、邹平、滨州、蒲
台、青城、齐东、惠民诸县的商业中心。其丝织业曾盛极一时，有“丝绸之乡”之
称，从事丝织业的有46户，产品行销国内20多个省市，年销售额400多万元。1904
年商会注册周村商号1700余家，年交易额3000余万元。潍县以手工业著称，一向为
鲁东商品集散重镇，猪鬃、绸缎、皮革、草帽辫等手工业的发展，为商业交易提供
了有利条件。20世纪初，潍县城区有商户700余家，城北东关也有相当家数，年交
易额4000万元。潍县的民族商业以李翰臣为代表，1874年开设同祥号，主营绣货，
因制作精细而闻名，以后相继开设了福聚祥等7家商号，号称“八大祥”，拥有资
金百余万元。
随着通商口岸对外贸易的增长，行栈业先后在沿海和内地崛起。行栈资本以经
营进出口商品为主要对象，以批发交易、代理买卖为主要经营形式，经营土产洋货
业务。行栈资本最早在烟台兴起，烟台行栈业不下数十家。20世纪初，货物交易凡
大宗皆经行栈之手。青岛开埠之初，外商势力仅限于通商口岸。洋货进入内地或土
货出口，必经华商之手。为适应这种需要，商人将资本投入行栈业，从而获取高额
利润。1907年开业的协聚祥，原经营进口猪肉、牛肉罐头及酒类，后为德商洋行包
销进口铁器及金属制品，获利甚丰，到1914年较开业时资金增加了9倍。到清末，
行栈业深入内地，广布内地城镇。济南开埠后，广帮、青岛帮以及即墨、潍县帮在
济南设立行栈，并掌握着粮食、花生、土洋布、洋杂货、皮货交易。这些行栈资本
都具有一定程度的买办性。
清朝末年，政府实施新政，振兴农工商务，鼓励发展实业，并采取一些有利于
农工商发展的措施。1901年，为抵制德国在山东的经济掠夺，巡抚袁世凯奏设商务
局，并拟定试行章程，规定凡“有裨商务，能兴巨利而著明效者”，资本不足，官
府可酌情筹资给予资助；凡“创设公司，扩充商业，振兴工艺，利益民生”，确有
成效的，分别给予奖励。1902年，商务局改为农工商务局，仍以“振兴实业”为宗
旨。1904年，济南成立商务总局，保护商务利益。1908年，山东巡抚吴廷斌奏准设
劝业道。劝业道是全省最高实业管理机构，实施劝商措施，减免土货出口税，裁撤
厘金税卡，拓通运道以利流通，这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第一辑 晚清时期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官僚资本和洋行买
办凭借其特权，垄断山东市场，牟取暴利，山东民族商业资本在封建官僚和外国资
本的双重压迫下挣扎。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地主经营商业者日益增多，据对省内
46个县131家地主的调查，兼营商业者有64家，开设的店铺包括各行各业。同时，
随着自然经济的瓦解，小生产者和小商人出现两极分化，有的发展成为资金较为雄
厚的新式商人，有的濒临破产。手工业和农副业较发达的集镇，商业发展较快，周
村、潍县在明清时期商业盛极一时。运河沿岸的济宁、临清、聊城、德州等城镇，
以运河为依托，形成著名的集散市场。
沿海城市开埠，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一方面为外国资本掠夺中国的自然资源敞
开了大门，另一方面使沿海城市商业有了发展。1861年开埠的烟台是山东省最早开
埠的通商口岸。该市1850年前后已有商号千余家，与广州、厦门、汕头、福州、宁
波等地有传统贸易，与辽东半岛的贸易也较发达。烟台开埠后，外商云集，1864年
先后在烟台开设的公司洋行有33家，其中以美孚洋行居首位。美孚在烟台租地30亩
建货栈3处，可储煤油9万箱(每箱2桶，每桶5加仑)。随着对外贸易的增加，沿海及
内地商业资本向烟台发展，先是黄县、掖县和潍县商人将资金投向烟台，后有闽粤
及宁波商人在烟台开设钱庄商号。到1891年，烟台已有商号1660家。在商界享有一
定声誉的义昌、天成栈、顺盛、双盛泰、恒泰、洪泰、协泰、福泰，号称“八大家”
，都是在此期间发展起来的。1904年青岛码头建成、胶济铁路通车，1911年津浦路
津济段通车，烟台港因码头设施简陋，与内地交易不便，贸易由盛而衰，原由烟台
出口的河北、山西等地土特产品改由铁路运抵青岛。1902年烟台贸易额为4600万两
关平银，1905年降至3000万两，1913年降至2800万两。
青岛在开埠前传统的沿海贸易已有相当规模，福州、宁波、上海等地每年有上
百只帆船前来进行贸易，年贸易额300万两，全年税收近3万海关两。1898年德国侵
占胶澳，辟为商埠，港口贸易开始兴盛。德商先后设洋行公司20余家，资本总额达
2.09亿马克。随后，英美日俄等国商人也蜂拥而至。德国凭借其特权，掠夺山东的
煤炭、花生、猪鬃、羊毛、大麻、草帽辫等，又大量倾销煤油、棉纱、火柴、肥皂、
砂糖及五金器材、化学颜料等。外商通过低价收购山东土特产品，高价倾销洋货，
获取暴利，如禅臣洋行经营的德国亿利登化工厂漂白精(氯化石灰)，每桶(110磅)
进口价15元，在青岛售价80元。青岛猪鬃每担售价360～450元，禅臣转销英美每担
售价1000～1200元。青岛输入的棉织品、棉纱、针织、火柴、砂糖等，1901～1906
年价值6730法郎，占进口总额的88.5％。同时，在德国侵占期间还攫取了地方各种
税收，1899年课税收入3.6万马克，到1913年增长到720万马克，比1899年增长200
倍。
青岛港口贸易的兴盛，吸引各地商人涌入。经营洋广杂货最早的是元太号，其
后华德泰、福顺泰、瑞蚨祥、祥云寿、洪兴泰、源裕兴、裕东泰、开泰祥相继开业。
许多商人在大鲍岛、台东、台西开设商店和批发商行，从事以土产购销为主的经营。
黄县、潍县、掖县和日照等地商人在青岛设点开业，并形成商帮。随后，广东、三
江、直隶等外籍商人在青岛设立会馆，进行南北各口岸土洋货贸易。1905年青岛贸
易额较1900年增长21倍，达1700多万两。1906年海关税收超过烟台，1910年贸易总
额也超过烟台。津浦路津济段通车后，整个华北地区大部纳入青岛的商务范围，在
全国通商口岸中居第六位。
威海是山东沿海第三个辟为商埠的通商口岸，海运东去朝鲜、日本，北到天津、
旅顺、大连，南通江浙诸省。1898年英国强行租借，进而定为自由港，于1900年开
埠。商人为逃避课税，经由威海的进口货物增多。1909年进出口物资48.1万吨，较
1902年增长2.16倍，进口的大宗商品多是棉纱、棉布、煤油、卷烟，出口主要是花
生和丝织品等。
济南市自清中叶起商业日趋繁盛。胶济和津浦铁路通车后，成为连接两大运输
动脉的交汇点。济南商业区先集中在东关、南关一带，20世纪初，济南商业西移，
西关遂形成商业中心，有号称“五大行”的国药、杂货、绸缎、鞋帽、钱业。在民
族商业中，章丘旧军镇孟氏家族的商业在山东乃至全国颇负盛名。孟家“祥”字号
商业自清乾隆年间开创，鸦片战争后先后在济南等地新开10家商号，1894年后为大
发展时期，在全国有106家“祥”字号，其半数在山东，仅济南就有绸缎、棉布、
茶叶庄等31家，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发展到鼎盛时期，“祥”字号资金雄厚，仅济
南4家商号在上海银行的备用金就常达百万元。
济南于1905年12月12日正式设“华洋公共通商之埠”，商埠设华洋贸易处、华
商贸易处，众多商号迁至商埠，此时城关和商埠商号有千余家。济南货物集散范围
北至德州、天津，南抵徐州，东达黄河入海口，西接河南、山西。济南与口岸的贸
易，最初是以烟台为吞吐口，1867～1871年，通过烟台、天津输入济南的棉纱每年
平均28319担。烟台港1885年进口棉纱3981担，1886年增至56725担，1892年通过济
南转运济宁的棉纱317000担。自胶济、津浦两线通车后，济南市场便成为青、烟口
岸洋货进口和土产出口的集散中心。1906年，德人韩士礼在济南创办礼和洋行，初
设高都司巷，后迁普利门外，扩建房舍仓库，占地25亩，每年进口额150万(银)元，
出口原料100万元，年利50万元。
清末民初，周村仍是长山、高苑、博兴、桓台、广饶、章丘、邹平、滨州、蒲
台、青城、齐东、惠民诸县的商业中心。其丝织业曾盛极一时，有“丝绸之乡”之
称，从事丝织业的有46户，产品行销国内20多个省市，年销售额400多万元。1904
年商会注册周村商号1700余家，年交易额3000余万元。潍县以手工业著称，一向为
鲁东商品集散重镇，猪鬃、绸缎、皮革、草帽辫等手工业的发展，为商业交易提供
了有利条件。20世纪初，潍县城区有商户700余家，城北东关也有相当家数，年交
易额4000万元。潍县的民族商业以李翰臣为代表，1874年开设同祥号，主营绣货，
因制作精细而闻名，以后相继开设了福聚祥等7家商号，号称“八大祥”，拥有资
金百余万元。
随着通商口岸对外贸易的增长，行栈业先后在沿海和内地崛起。行栈资本以经
营进出口商品为主要对象，以批发交易、代理买卖为主要经营形式，经营土产洋货
业务。行栈资本最早在烟台兴起，烟台行栈业不下数十家。20世纪初，货物交易凡
大宗皆经行栈之手。青岛开埠之初，外商势力仅限于通商口岸。洋货进入内地或土
货出口，必经华商之手。为适应这种需要，商人将资本投入行栈业，从而获取高额
利润。1907年开业的协聚祥，原经营进口猪肉、牛肉罐头及酒类，后为德商洋行包
销进口铁器及金属制品，获利甚丰，到1914年较开业时资金增加了9倍。到清末，
行栈业深入内地，广布内地城镇。济南开埠后，广帮、青岛帮以及即墨、潍县帮在
济南设立行栈，并掌握着粮食、花生、土洋布、洋杂货、皮货交易。这些行栈资本
都具有一定程度的买办性。
清朝末年，政府实施新政，振兴农工商务，鼓励发展实业，并采取一些有利于
农工商发展的措施。1901年，为抵制德国在山东的经济掠夺，巡抚袁世凯奏设商务
局，并拟定试行章程，规定凡“有裨商务，能兴巨利而著明效者”，资本不足，官
府可酌情筹资给予资助；凡“创设公司，扩充商业，振兴工艺，利益民生”，确有
成效的，分别给予奖励。1902年，商务局改为农工商务局，仍以“振兴实业”为宗
旨。1904年，济南成立商务总局，保护商务利益。1908年，山东巡抚吴廷斌奏准设
劝业道。劝业道是全省最高实业管理机构，实施劝商措施，减免土货出口税，裁撤
厘金税卡，拓通运道以利流通，这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商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