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官方不具体管理物价。清朝地方官府，每年对市场稻米、小米、谷子、
高粱、小麦、黄豆、黑豆7种粮食成交价格进行调查，上报省布政司，由巡抚报奏
清廷，作为体察年景丰歉，掌握田赋之参考。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仍属于闭关自守型的自然经济，无特大自然灾害，市场物价基本平稳。辛
亥革命后，山东省内处于军阀混战和帝国主义军事、经济入侵的前沿，商品价格形
成直接受到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兴衰的影响，但价格水平尚处平稳。1925～1928年，
军务督办兼省长张宗昌统治山东期间，横征暴敛，滥发“三票”(奉票、军用票、
公债券)数千万元，造成通货膨胀。以历城县13种主要生活用品零售价格计算，
1926年比1919年上涨达77.35％。1928年以后，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由实业厅负责掌
管物价事宜，财政厅参与监督。此时，社会秩序渐次安定，物价日趋平稳。据《山
东省工农产品比价调查资料》记载，临沂、泰安、益都、莱西、北镇、临清、菏泽
7个农村市场(下同)8类40余种工业品的零售价格指数，1932年比1930年下降0.77个
百分点；4类24种农产品收购价格下降6.52个百分点。1933年中美“麦棉借款”协
定签订后，美国剩余物资大量涌进，造成农产品价格下跌，1933年比1932年降低13.
84个百分点。1935年11月4日国民党政府废止银元，发行法币，引起物价上涨，
1936年比1935年工业品零售价格指数上升13.08个百分点，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上
升16.87个百分点。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军实行物价统制管理，伪山东省公署在济南成立“物
资物价统制委员会”，对面粉、火柴、煤炭实行统制价格。1942年7月，伪省公署
转颁《华北物价紧急对策纲要》，对39种商品规定了“适当价格”。由于生产遭到
破坏，社会物资匮乏，物价仍然连年飞涨。据济南市17种生活必需品零售价格计算，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比1937年物价上涨1162倍。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未设物价机构，重要物价法规由省政府颁布，商品
价格由各同业公会协商议定。在国民党统治的三年中，由于滥发货币，造成物价惊
人暴涨。1948年8月，济南11种生活必需品零售价格较1937年上涨达1489万多倍。
而解放区民主政府重视物价问题，由工商管理局负责调节物价事宜，组织公营商业
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在价格低处收购、高处抛售，抑制了物价大波动，如解放区
临清，1947年12月比当年1月，小米价格上涨1.16倍、小麦1.38倍、棉布0.95倍、
食用油1.75倍，而同期国民党统治的天津市，则分别上涨达20.8倍、12.15倍、11
.09倍、20.9倍。
建国后，山东省人民政府商业厅负责管理全省市场物价。根据工作需要，建立
了物价机构，协调有关各方，加强市场物价管理，保持了物价的基本稳定。据统计，
以1950年为基期，全省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总指数到1990年共上涨2.23倍，在这40年
中平均年递增2.03％。每10年的物价总指数和平均年递增递减变化是：以1950年为
100％，1960年为122.5％，50年代平均年递增2.05％；1970年为120.8％，60年代
因前期经济情况逐步好转，取消高价和后期冻结物价，年平均递减0.10％；1980年
为124.2％，70年代平均年递增0.28％；1980～1990年物价涨幅较大，平均年递增
达6.04％。改革开放以前，由于长期以来对市场商品实行单一的计划价格管理体制，
管得过死，集中过多，不利于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市场的繁荣。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认真贯彻改革开放政策，积极推进价格体制改革，逐
步放开了商品价格，恢复了企业定价权，改变了价格管理权限高度集中和部分商品
价格背离价值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