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地实行统制贸易政策，对敌进行反封锁斗争。1940年9月，山东省临时参
议会通过的《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中提出：统制对外贸易，禁止运粮资敌。根据
地贸易政策是对外实行严格的集权统制，保障外来必需品的输入和内地剩余品的输
出，禁止一切必需品如棉花、煤、铁、羊毛、粮食等输出资敌，同时奖励和保护内
地商人，联络敌区大小商人输入必需品，并把内地非必需品带出去。12月14日山东
省临时参议会颁布《各级贸易局组织暂行条例》确定：对外实行统制，杜绝敌货倾
销，有计划地输出剩余土产品，做到以货易货。各公营商店、贸易局依照新条例，
改变以法币对外采购的办法，实行出口物资交换，由单纯的反封锁改变为统制贸易。
为建设巩固的山东抗日根据地，中共山东分局1941年7月1日提出，要求各区扩大贸
易，以输出换输入，以己货代敌货，以生产创收入，逐步达到民主区消费品50％～
80％自给(布匹及日用必需品)，必要时以原料换取少部分消费品。根据地对外输出
的主要物资有：清河区的粮、棉、土布、土硝、豆饼；鲁中区的羊毛、蚕丝、花生
油；胶东的油、粉丝；鲁西的粮食、乌枣、皮毛。泰安贸易局曾把花生米、羊毛、
蚕丝运到济南福盛恒出售，然后购买军用物资，经过伪装运出敌占区。随着经营活
动的扩大，采购的品类也逐渐增多。输入的物资有：通讯器材及机械、军工器材(
钢轨、导火索)、弹药、枪支、印刷器材等。军需民用物资有：煤油、棉布、棉纱、
火柴、茶叶等。1942年5月中共山东分局财委会指示，严禁粮食、棉花、毛皮等重
要产品出境，一般剩余土产品由贸易局统一运出，私商携带物资出境须经贸易局登
记，并保证换回同等价值或一定比例的必需品。同年9月，为打破敌人倾销法币、
掠夺资源的阴谋，省战工会决定对敌展开全面经济斗争，实行土产“出口证”制度，
统一出境贸易，提倡使用土货，纠正不等量交换，争取输出输入的平衡。胶东实行
以物易物政策，规定花生油作为特种货物，换取棉花、纱布。根据地商贩雇用敌占
区群众，每人在腰中围半匹布或半捆线运出关卡。通过敌人关卡时，采取收买守卡
敌军的办法，每多带一匹布多给些贿金。在烟台，敌某营长受了贿，通过卡子时，
只要说是“黑人牙膏”就放行，通过这种办法运出了许多布匹、线坯、颜料等物资。
这个时期的以货易货，限制了法币流入和物资输出，防止了敌人倾销法币和掠
夺，形成了对敌关税堡垒，但执行这一政策也影响了剩余土产品的输出。如渤海的
棉花，鲁中的羊毛、烟叶，鲁南的山货(金银花)，胶东的花椒，滨海的食盐等，都
未能输出。经营上主要是代办军队所需物资，如购布1.6万余匹、棉花11.5万余斤、
羊毛7000余斤。
自1943年秋至1944年春，工商管理局在全省各地普遍建立以后，对敌贸易进入
一个新阶段。1943年8月19日中共山东分局指示，统制物资的方针是建立经济阵地，
对敌进行经济战，打破敌人的封锁政策。统制的物资主要是粮食、食盐、棉花等。
利用敌伪矛盾，利用敌占区商人关系，甚至打入敌人配给机关组织“走私”。在对
敌贸易中，限制奢侈品、迷信品的输入，奖励剩余物资的输出。如鲁中的烟叶，清
河的棉花，鲁南的山货，滨海胶东的食盐、花生油等。通过输出剩余物资换回必需
品，吸收外汇，保护本币(北海币，下同)，改善军民生活。1943年9月，滨海工商
管理总局实施保护根据地的经济办法，宣布停止执行以货易货。规定禁止粮食资敌，
由公营商店统一调剂，花生油、花生米、豆油、披猪为特种出口物资。同年12月，
胶东行署规定统制物资主要有7种：粮食、食盐、棉花、花生油、花生米、丝绸、
粉丝，粮食实行专卖，黄金专买专卖，棉花由工商局统一组织运销。1944年渤海区
规定以粮食、棉絮、食盐、土硝为特种出口物资，由工商局实行统制。除已营业登
记的公营商店、合作社及已领取营业许可证或资本在5万元以上的私人商店经特许
批准外，其他商人不许经营。鲁西地区对羊毛、羊皮、核桃仁、杏仁、花椒、木炭、
植物油、木料、药材、瓜子、丝麻等15种产品列为特种物资，统一组织对外贸易。
1943年12月，省财经会议决议规定贸易工作的基本任务是扶助群众生产，保证
爱国自卫战争的物资供给，取消单纯财政任务。对外贸易除争取军用物资外，应负
责推销各地区的剩余物资。出境困难的物资，实行补贴，争取尽量输出，如泰莱的
姜、麻，各山区之山果、生丝，沂山的黄烟等大力推销。对敌占区，凡孤立据点实
行绝对封锁，凡敌全占区，封锁不能显著奏效时，不采取绝对封锁政策，避免影响
山货外销。1944年胶东区根据省贸易统制和外汇管理条例，制订了具体条例和办法，
如商民组织出入境货物及汇票，向工商机关登记，须随时换回汇票或等价货物。根
据地大宗的花生油、豆油、干粉、丝绸均为特种物资，由当地工商管理部门发给准
运证，始准采购运输和出境。普通物资，凡领有商人登记证的均可办理出境。黄金
作为货币斗争的主要基金，吸收内地黄金，争取高价专卖出境。石灰、木炭对烟台
实行统制，提高出境价格。粮食绝对禁出，敌占区人民自己吃用可以到根据地购买。
胶东区实行外汇、贸易、税收三项斗争的结合，初步纠正了各自孤立的现象。外汇
缺乏时，通过税收限制非必需品入境，输出一部分剩余产品，以保证换回外汇。
1943年胶东纺织业日渐发展，日伪企图以低价倾销纱布。抗日根据地于6月25日禁
止布匹输入，保护了纺织业的发展，全年可产布20余万匹。渤海区实行物资管理，
掌握几种物资，统一组织输出输入。1944年4～9月，广博蒲垦四县特种出境物资(
粮、棉、硝)统计(伪币)：输出总值为14029514元，换回外汇7395082元，换回货物
总值6630432元；油类输出385742斤，饼类输出399979斤。1944年全区商店经营物
资计有：火硝4417558元，食盐1240038元，棉花7162727元，粮食5026973元，军需
品3943131元，土产品4382205元，外来品(纸张、烟茶、颜料)4372189元，合计
30544821元。
由于各地区对敌区贸易取消了以货易货限制，扭转了不利形势：(1)利用输出
争取军用品和必需品的输入。如滨海购进40万发子弹及医药、电料器材，支持了抗
战。(2)增加了财政收入。滨海区1944年贸易纯利达3400万元。据1945年7月统计，
贸易经营开辟了财源，工商收入占财政支出的比例，滨海占70.8％，鲁中占35.65
％，鲁南占23.73％，胶东占35.69％，渤海占47.74％，平均为43.62％，占财政总
收入的50.02％。滨海的食盐管理，1944年收入盐税及手续费1500万元，花生油、
羊皮收入2000万元。(3)增加了群众收入。1944年滨海盐民收入2000万元，运盐收
入3500万元，比未管理前增加1倍。
1945年抗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中共山东分局财委会6月30日的指示提出，对
敌经济斗争的总方针是，配合军事政治斗争，掌握有利时机，实行经济上的主动进
攻；扩大本币流通范围，与敌争夺物资，准备反攻需要；掌握重要物资争取有利交
换和对外贸易的优势地位，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管理办法。渤海区规定粮油(麻籽
油、豆油、花生油)、花生米、羊毛、食盐、土硝、豆饼为特种出口物资，由工商
局管理出口专卖。棉花、粮食、油类、豆饼、羊毛实行严格统制，视具体情况灵活
地执行专卖。专卖办法一是完全由公营商店专买专卖，二是由公营商店公布牌价，
三是进行登记纳税，并换回外汇或必需的物资。胶东行署规定食盐、黄金实行专卖，
食盐每担4元，征税5元，手续费1元；黄金不论党政军民，采出的金子均由公营商
店统一收买出卖，禁止普通商人出口；烧酒专酿，部队、机关一律不准酿造。花生
油、水产品也作为主要管理物资。花生油区别情况采取不同的办法：南边海口由公
营商店收买；西海与北海采取税收与差额统一的办法由公营商店掌握，适当提高出
境价格；南海只要纳税换回外汇即可出境，与敌作价格斗争。同年10月全省工商工
作会议总结全省各地工商工作，肯定对敌贸易斗争粉碎了敌人的经济封锁和掠夺，
没有经济战线上的胜利，就难以取得其它战线的胜利。通过总结对敌经济斗争经验，
明确了实行贸易统制只能重点地掌握几种主要物资，争取有利交换和主动地位，统
制是利用行政力量有计划地输出输入，不是单纯的封锁。在实行统制中，曾一度出
现过一切都想统制，不会运用经济手段发展经济。渤海区剩余的棉花没有高价输出，
约损失几千万元。胶东的粮食统制，县县、区区之间不允许自由流通，不准棉花在
区间自由调剂，公私都受了损失。胶东禁出入物资品类太多，税率过高，商人竞相
走私。泰山区统制思想比较严重，包括瓷碗、水果也统制起来。许多地区动辄没收，
有时对根据地群众和抗日邻区及敌占区人民采取斗争方式，对敌斗争反而软弱无力。
针对这种情况，省政委会确定：统制少数主要物资，实行输出输入专买专卖，照顾
人民利益，非必要时不采用禁出禁入办法。全省工商工作会议提出，实行统制和管
理的物资分三类：第一类特种进出境物资实行统制，如滨海的花生米、花生油、食
盐，清河的粮食、棉花和食盐。1944年全省花生油年产量约8000万斤，输出5000万
斤，约值3亿元，除销往敌占城市外，还运往华中、鲁西，南至上海，北至天津，
都是山东花生油市场。渤海区年输出粮食5000万至1亿斤。渤海是产棉区，每年产
棉约2000万斤，除自用外，可输出1400万斤。第二类一般输出输入物资领取“许可
证”，并办理外汇和本币兑换手续，同时奖励或限制某些物资的输出或输入。第三
类管理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组织公营商店进行调剂，主要是利用地区差和时
间差，调剂供求，平衡物价。
为解决抗战的军需物资，在对敌贸易中，还深入敌占大城市采购物资。滨海区
贸易局在上海设立地下行栈。1942年春派人常驻上海，负责推销土特产品，采购根
据地所需物资，从上海采购了大批医药、军工用品、印刷器材、手工业原料等。
1944年夏，派驻上海的工作人员被捕；9月，滨海贸易局派张仲棠去上海营救，设
法把存在上海的物资运回山东，恢复上海的工作。张仲棠找到元和行何老板，通过
伪海军司令部，以商人名义保释被捕人员，并将在上海的货物分装7条船偷运出关，
计有电料、药品、医疗器械、钞票纸、文具、缝纫机、军工用品等，大部运回山东，
重新打开上海的贸易渠道。1945年3月，又装了3船花生油运往上海，分给同茂、同
兴、元和三家商号经营，减少了同私商的矛盾。1945年7月，日照县局派张仲棠再
去上海发展以自营为主的业务，并向浙闽方向扩展。不久日本投降，滞留在上海的
大小船只11艘，为把货物运回山东，张仲棠、傅共安通过元和何老板，雇用一艘军
船运出吴淞口，再分装上12条货船安全北返。1946年滨海工商局又派人去上海采购
推销，组织输出花生油250万斤，换回一大批必需品。
山东战时的经济斗争中，有许多干部献出了生命。1941年滨海一分局副局长张
既盈被反动士绅牟观庭召来的日照县汉奸队围困，向外突围时牺牲，敌人残酷地将
张悬首示众。三分局局长鲁仕一在另一事件中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