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纪冰川以后中国的天然植被类型的水平分布，已奠定了和现在大致相似的
面貌。山东境内除黄河三角洲尚属海浸地段，鲁西南为古沼泽分区外，由落叶阔叶
树及温带针叶树所组成的天然林，已成为省内地带性植被。据推算，5000年前山东
森林覆盖率为50％左右，其余为草原和沼泽。
山东的原始农业属“河谷原野农业类型”，先民们首先选择山下低平地带或河
流两岸定居后，开拓耕地，驯养动物。古人类居住遗址最密集的是围绕泰沂山系的
泰安、枣庄、济宁、临沂、昌潍等地区。开始时，人们不但刀耕火种，还焚烧森林
驱赶野兽。当时人口少，森林还有自然恢复能力，森林的破坏仅限于居民点附近，
随着人口的增加，冶铁、煮盐和烧陶手工业的兴起，森林的砍伐越来越多，破坏了
原来稳定的天然地带性植被。
远在公元前四五百年，齐国农业就有了较快的发展。《国语·齐语》中说“齐
带山河，膏壤千里”、“粟如丘山”。和这种情形对应的是森林面积的减少。《孟
子·告子上》记载：“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
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孽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彼濯濯也。
”牛山，在齐国首都临淄附近，春秋时齐桓公曾多次登临，赞美山上的森林“郁郁
葱葱”，到战国时已成为光山。这是中国山林破坏的最早记录。
山东中南部，是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发源地，人口密集，开发
较早。《史记·货殖列传》中说“邹、鲁滨洙、泗……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
、“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齐鲁千亩桑麻”，说明
秦汉前后，这里的天然植被已大部为人工植被所代替，天然森林面积日益缩小。
秦代，山东仍是中国主要产粮区。秦始皇北却匈奴之后，遣兵戍边，调运今山
东黄县、福山、诸城滨海地方的粮食到潼关以东、黄河以北的边防线上去。西汉时，
山东人口增长较快，垦殖进一步扩大，除了土壤肥沃的平原已开垦成耕地，宜农的
低山丘陵也成为粮田，山东的原始森林仅限于沂、蒙深山区和胶东一些地方的针阔
叶林了。东汉时，山东人口继续增加，原有耕地已不够用，垦殖开始向高山、远滩
延伸。此后，由于封建社会本身的治乱更迭，天灾兵祸，尤其是和北方游牧兄弟民
族间的战争，不论东晋十六国的群雄起伏，南朝和北朝在淮河和黄河之间的长期对
峙，山东都首当其冲，更加重了对森林的破坏。到宋代，山东天然森林已砍伐殆尽。
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杂志》中说：“今齐鲁间松林尽矣，渐至太行、京西、江
南，松山大半皆童矣。”足证山东松林破坏早于邻省。
元、明曾驰山林之禁，任人入山樵采、开垦，山东鲁南深山区也开垦到山穷水
尽的地步。据康熙二十四年刻本《蒙阴县志》载：“凡蒙之山，荆棘硗确，大都不
毛。稍有可耕之田，又岁岁冲决，非成河即沙压，沧海桑田，变幻倾刻……遇雨则
万山建瓴，澎湃而下，田庐荡洗；遇旱则万壑扬尘，田枯泽竭，涓滴难求。”实鲁
南山区森林破坏后的真实写照。
清中后期山东人口已增至3000多万人。乾隆、嘉庆时山东耕地已开垦到饱和点。
广大鲁中南山区农民到处开荞麦地，一年一丢荒；加之薪炭缺乏，草灌砍尽，不得
不扒山皮刨草根以求烧柴。“开荒到顶，人穷绝种”，“山上开一线，山下冲一片”
，形成了愈垦愈穷，愈穷愈垦的恶性循环。原靠天然更新的胶东丘陵地区的赤松次
生林地，也“剪伐斯频，虽有萌蘖，仅可为薪， 不中材用” ( 见《文登县志》，
1922年版。)。清宣统元年， 山东抚院咨议局在呈请《推广种树办法》中也写道：
“我东省农业最勤，惟于种树之利不甚讲求，山童野赤，四望濯濯，财匮民穷，莫
不由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