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的公社化运动和全国一样，是和大跃进、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同时进行的，
在这个过程中，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风盛行，造
成严重后果。
一、浮夸风
在人民公社建立前，山东省在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过程中，就已出现浮夸
风的苗头， 1958年7月，寿张县台前农业合作社主任，向在寿张县视察的刘少奇委员
长汇报说：“10亩丰产田亩产1.5万公斤”，措施是“地深翻5尺,亩施底肥5万公斤，
追施大粪750公斤，骨粉250公斤，尿素100公斤……”。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
发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文章，宣称“山东省寿张县在搞全县范围的亩产
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1
万到2万斤玉米、谷子”(以上均是市斤) 。这篇文章给浮夸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此后类似的浮夸在全省屡见不鲜。山东省要求深翻地普遍达到一尺半(50厘米)以上，
“卫星”田深翻二至三尺(70厘米～100厘米) ，麦田亩播种子50公斤至60公斤，谷子
每亩留苗30万株至50万株。 省人民委员会于1958年8月15日发出《关于“卫星”田的
验收报产办法》的文件，规定了“卫星”田的标准，其中大“卫星”田的标准是：玉
米、 谷子、水稻亩产5000公斤以上，高粱、大豆亩产2500公斤以上，地瓜亩产50000
公斤以上， 棉花亩产皮棉750公斤以上，花生亩产皮果2500公斤以上，烤烟亩产2000
公斤以上。人民公社建立后，各地农业生产的高指标也随之层层加码，浮夸风愈演愈
烈。中共山东省委在1957年粮食总产112.6亿公斤,棉花总产17.4万吨,油料总产7亿公
斤, 1958年翻1～2番的高估产的基础上，1959的制定的农业生产计划，提出了粮食总
产750亿公斤～1500亿公斤，棉花总产100万吨～200万吨，油料总产65亿公斤～100亿
公斤的高指标，并提出要在全省范围内开展5000万亩基本农田的一、二、三、四、五
大面积丰产运动 (亩产1000斤皮棉，2000斤大豆，3万斤地瓜，4000斤花生，5 000斤
粮食。均指市斤) 。还提出大力开展“十五养”运动，要求1959年达到“一人二猪、
一羊、一兔、十五只鸡、十人一牛”等。各新闻单位紧跟形势宣传报道，1958年秋后
竞相报道“高产卫星”，粮食亩产从千斤、数千斤扶摇直上到万斤、数万斤。高估产
带来高征购，山东各地普遍征购了“过头粮”，造成社员口粮严重短缺。
二、“共产风”
公社化的“一大二公”带来了“一平二调”。社员的自留地、自留树，家畜一律
收归公社所有。为了大炼钢铁，社员的铁制铜制器具，甚至连饭锅、门环都被平调，
无偿占用集体土地更为普遍，仅历城县不完全统计，被厂矿企业、机关无偿占去土地
4000余亩。据全省不完全统计，在大炼钢铁，大兴水利，兴建工厂、修铁路、公路时，
从公社、生产队无偿调出农业机械(包括拖拉机、发动机、水泵) 13201台，各种小农
具1617万件， 各种车辆仅青岛、烟台、济南、潍坊4市地统计就有133798辆，另外还
有许多家具、木柴、粮食等。在分配上否定了按劳分配原则，大搞平均主义，穷富拉
平。有的地方搞“共产主义”大集中，男女分居，儿童入幼儿园，夫妻只能在周末团
聚。滕县界河红旗公社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该社党委1958年11月5日决定,限期将全社
116个村合并为28个村， 强令社员离村搬家，男女老少分居，并抄家翻粮，没收社员
畜禽和生活资料，引起群众强烈不满。县委发现后，及时制止并作了处理。“共产风”
搞乱了干群思想，社员反映“干不干都吃饭，何必出力流大汗”，造成出工不出力，
大大降低了劳动生产率。
三、瞎指挥风、命令风、特殊风
为了实现生产上的高指标，体现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山东各地普遍
采用“大兵团作战”的方式，运用行政手段，强迫社员夜以继日连续作战，几天几夜
吃住在田间，搞“卫星”上天。违背因地制宜原则和生产规律，强令农民深翻、密植，
达不到要求的不准种植，结果浪费了大量劳力、物力，又延误了农时，出苗后再进行
疏苗。有些干部社员对此提出怀疑，进行抵制，遭到非难和批判，即所谓“插红旗，
拔白旗”，把一些搞浮夸、讲假话的干部作为“红旗”，而将那些敢讲真话、实话的
干部斥之为“观潮派”、“怀疑派”、“算帐派”、“右倾”，进行批判或撤职，当
作“白旗”拔掉，致使“左”的错误进一步蔓延。在农村生活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有
些干部利用手中权力，多吃多占，甚至贪污盗窃，不能和群众同甘共苦，共渡难关，
这种特殊风一时在农村蔓延开来。由于“五风”泛滥，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
农业生产造成1958年丰产不丰收，1959年-1961年连续3年农业减产，人民生活发生严
重困难，全省水肿病、干瘦病流行，非正常死亡人数增加，人口出现新中国建立以来
前所未有的逐年连续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