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春，日军提出“强化治安与巩固华北”的方针，颁布“治安肃正计划”，
极力扩大与巩固其占领区。1941年、1942年，日军连续推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
，将华北区分为“治安区”(即日军占领区)、“准治安区”(即游击区)和“非治安
区”(即抗日根据地)，并分别采取不同的军事措施。在其占领区，以清乡为主；对
游击区，以“蚕食”为主，广修封锁沟、墙和碉堡，防止八路军活动；对抗日根据
地，则轮番“扫荡”，实行野蛮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扫荡”与
反“扫荡”、“蚕食”与反“蚕食”、“封锁”与反“封锁”，成为抗日战争时期
敌后战场的主要斗争形式。仅1939-1942年，日伪军对山东各抗日根据地千人以上
的“扫荡”95次，万人以上的大“扫荡”11次，千人以下的“扫荡”无可计数。开
始阶段，日伪军既“扫荡”八路军，也“扫荡”国民党军。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
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使日军打了一场不分昼夜、
连续不断、永无休止的战争”。使日军认识到，“症结所在，并非国民党政府，而
是中共”，从而得出了“中共是致命的祸患”(以上引文均见《华北治安战》。)的
结论。日军“扫荡”的重点，多在铁路两侧及八路军指挥机关、主力部队所在地，
尤以鲁中山区、冀鲁豫平原和冀鲁边区为甚。在战术上，将“分散配备，集中突击”
、“分区围攻”作为“扫荡”的基本样式；并不断变换战术，从“分进合击”到“
铁壁合围”，发展到“拉网合围”。日军在频繁的“扫荡”中，实行最野蛮的“三
光”政策。山东各抗日根据地均遭到分割封锁，面积大为缩小，人力物力及经济资
源受到极其严重的破坏。
1940年，山东军政委员会制定了巩固扩大根据地，控制鲁中、鲁南山区，支援
平原游击战争，打通山东各区及山东与华中的联系，打破敌“囚笼政策”，粉碎敌
伪连续“扫荡”的方针。在反“扫荡”作战中，山东八路军采取了积极主动的作战
指导原则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适时摆脱敌人合围，保存有生力量；内外线紧密
结合，寻找有利战机，打击消耗敌人；利用“扫荡”间隙，发动攻势作战，恢复、
扩大和巩固根据地；广泛发动群众，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主力部队、地方武装、
民兵密切结合，粉碎敌人的“扫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