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春，检察机关对放在社会上改造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
坏分子和右派分子(简称“五类分子”)进行检察。当时，主要是一部分被抽调参加
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检察干部，配合公安、法院以保卫生产为中心，通过对
“五类分子”的评审工作，探讨如何开展社改检察工作。具体做法是：通过评审，
落实对“五类分子”的监督改造措施，即“十红夹一黑”(把改造对象包夹在由贫
下中农积极分子组成的包夹小组中监督改造)，“三包一保证”(包夹小组包教育改
造、包监督劳动、包防止破坏，社改对象自己订出接受改造的保证书)。参加博兴
县索镇公社刘茅管区整社的检察干部协助基层组织建立了5至7人组成的评审委员会，
负责对“五类分子”的评审工作。并制定了功过登记簿和表现好、坏(分上、中、
下三等)升级制度，实行月考、季评、年总结。
1958年8月，第四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确定：“对社会改造要重点进行检察”。
省院根据当时本省检察机关机构不健全和干部力量薄弱的情况，决定先抓点试验。
到1959年，全省已有社改检察试点309个。
1959年，全省检察机关贯彻高检院提出的“大抓改造”的方针，检察了试点单
位的46152名“五类分子”改造情况。通过检察，发现和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
1.配合有关部门打击处理了5069名抗拒改造、进行破坏活动的分子，占检察数
的11％。其中，逮捕法办241名，管制674名，重新戴“五类分子”帽子的1545名，
批判斗争后交群众监督劳动的2609名。
2.挖出了一批隐藏较深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其中不少是重大的有血债的分子。
泰安市检察院在社改检察试点中，挖出了历次运动中漏网的中统特务分子赵子恒和
持枪叛变、杀害我民兵又充当敌谍报员的李天祥。泗水县检察院挖出了1947年杀害
区武装委员的反革命分子向宪文。
3.揭发清现出混入基层组织篡夺各种领导职务的地、富、反、坏分子503人，
改造落后村队562个。临沂地区从107个落后村队中，清理出混入内部的“五类分子”
359名，其中当了基层干部的224名。
4.纠正错划“五类分子”2585名，占总数的5.6％；漏划的2736名，占5.9％。
淄博市周村区张方公社实有“五类分子”311名，而被错划为“五类分子”的竟达
1365名，超过实有数的3倍多。被错划的多数是“五类分子”的家属、子弟；有的
把有小偷小摸行为和爱发牢骚、讲怪话、顶撞基层干部的人划成坏分子；有的把一
般政治历史问题的人，错划为反革命分子。历城县平原公社桥头北殷大队错划的54
人中，有“五类分子”家属子女48人。对错划漏划的问题，检察机关都配合有关部
门作了纠正。
本年春，有的检察机关检察了少数公社在“大跃进”中违反国家规定，自办劳
动教养队的情况，发现了一些违反政策、法律，严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问
题。3月18日，省检察院向山东省委报告这一情况。不久，省委即发出指示，要求
迅速予以纠正。随后陆续撤销了社办劳教队。
1960年2月4日-13日，省检察院分别在威海、乐陵、济宁召开了社改检察巡回
现场会。会上有济宁八里店、莱阳南鹤大队、威海南台村、乐陵白庙管理区等4个
试点单位介绍了社改检察工作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的经验。
1961年，市地县检察机关都根据省检察院继续抓好社改检察试点的要求，选择
一些生产比较落后的村队进行试点，取得了一些好经验。高密、益都、诸城3个县
院在3个大队9个生产队进行试点。通过全面调查，摸清了“五类分子”的改造情况
和存在的问题。在61名“五类分子”中，表现好的11人，占18％；表现一般的33人，
占54.1％；表现不好的17人，占27.9％。在监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有些基层干
部思想麻痹，监管措施不落实，放松监管改造；有的敌我界限不清、用人不问政治，
使少数“五类分子”当了干部和记工员。在摸清情况的基础上，配合有关部门，发
动群众，对“五类分子”进行了一次全面评审，并召开社员大会，宣布评审结果。
对确已改恶从善的5人予以摘帽，18人被评为后补社员，5人继续管制，33人交社员
监督劳动，并落实了包夹措施，错划漏划的作了纠正。
1962年和1963年，全省的社改检察工作仍然在比较落后的社队开展。对于发现
的问题，均依照政策、法律进行纠正，或建议有关部门作了纠正。2年中，全省检
察机关共检察了1997个社队社改工作情况，纠正被错划的“五类分子”970人，漏
划的948人，错管制的301人，错戴帽子的14人，逮捕法办的40人；建议有关部门依
法给予管制的225人，摘掉帽子的273人，重新戴帽子的393人。
从1964年开始，“四清”运动在全省逐步开展，各级检察机关都抽调一部分检
察干部参加“四清”运动，社改检察工作一般是结合“四清”运动中的“对敌斗争”
进行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这项工作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