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鲁南、鲁中、胶东、渤海等行署所辖县、市之罪犯
教育所、训育队，为减轻国家负担，支援人民战争，在“自主经营、自磨自食”的
原则指导下，组织罪犯开展种粮、种棉、轧花、织布、纳鞋底、开油坊以及开矿、
晒盐、烧砖、木器加工等手工劳动。农忙季节，则组织罪犯为烈军工属帮耕帮种，
或外出“打短工”。资金不足，由政府和生产部门借贷，制出产品抵赏。工具不足，
则集资购买或借用罪犯家中闲置工具，其损耗价值从生产红利中予以补偿。劳动收
益，60％用于罪犯自给，以解决囚衣囚粮和生活用品之需，40％作为提奖分红，罪
犯所得红利，准其投资扩大再生产。个人积累作为刑满出监生活之资。1948年，胶
东、鲁中南、渤海3个行署监所之罪犯生产，盈利6.9万元，生产粮食32.2万斤，基
本达到自给。
新中国建立后，1951年，根据华东军政委员会司法部的指示和第三次全国公安
会议《关于组织全国罪犯劳动改造的决议》精神，按照“惩办与改造相结合”的政
策和“长期打算，自立自足”的方针，在既缺少资金又缺乏设备的困难条件下，组
织全省10个专区、4个市、75个县所监管的57100余名罪犯，分别从事被服加工、铁
木加工、开荒种田、导沐治黄、承揽建筑工程等生产劳动。同年5月，华东公安部
劳改会议拨给360亿元(旧币)包干经费，作为监舍修建、生产发展基金、干部和罪
犯供给之用，以资助劳改生产的创建和发展。1952年，山东农垦委员会于沿海一带
拨给50万亩国荒进行垦殖。全省14个专署、县(市)政府部门，根据“就地劳动改造”
的区划原则和当地资源条件，因时兴利，创建了7个农场和被服加工、铁木加工、
棉油加工以及机械、纺织、皮革、电池制造等113个加工工厂，展开了大规模的生
产劳动。1953年，山东省公安厅根据第一次全国劳改会议《决议》所提出的“今后
劳改生产，必须在现有基础上，长期打算，重点投资，有计划有步骤地走向集中的
方针，逐步做到中央统一调整，大行政区通盘规划，省(市)集中经营的决定”。由
省、专(市)、县3级办劳改，调整为省、专(市)两级办劳改。撤销合并了摊子分散、
生产不稳定、收益不好的24个生产场所，保留了生产比较正规、经济效益较好的92
个单位。生产列入地方计划。生产由以“罪犯养罪犯”转向为“既满足罪犯供给和
经费开支，又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需要”的社会化生产，工农业总产值达到4048万
元，生产粮食296.7万斤，棉花1917担。
1954年山东省劳改局根据第一次全国劳改会议提出的“整顿、巩固和稳步发展
的方针”，将全省92个工、农业生产场所，调整为62人，工农业总产值达到4687万
元，实现利润451万元，生产粮食258.9万斤，棉花3931担。解决了36000余名罪犯
和2000余名干部的行政费用开支，积累了部分资金，拥有固定资产1480万元，流动
资金273万元。
1958年，根据第九次全国公安会议提出的“劳改工业生产，应当因地制宜的向
钢铁、煤炭、化工和有色金属方向发展”的方针，国家拨款1961万元，以“先土后
洋、土洋结合”起步，新建钢铁厂7个，机械厂3个，炼焦厂1个，劳改生产出现了
全面发展的局面。到1959年底，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8712万元，比1957年增长了3倍
多，比1958年增长67.9％，实现利润4687万元，比1957年增长8.1倍，比1958年增
长1.1倍。
1960年以后，遵照中共中央提出的“全党全民大办农业”的指示和“调整、巩
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撤销合并了“大跃进”时期某些因盲目上马而经营管理
不善，经济效益不好的生产场所。通过调整充实全省扩建农场8个，工业单位调整
为20个。年底工农业总产值达23132万元。其中农业总产值比1959年提高34％，工
业总产值比1959年提高23％，实现利润4131万元，上交省财政1054万元。在国民经
济调整时期，劳改生产一度出现下降，1965年底，工农业总产值下降到8716万元，
比1960年下降265％，实现利润667万元，比1960年下降619％。1966年生产开始稳
定回升。产业结构也日趋完善，已形成工、农业两大门类，以及冶金、电子、机械、
化工、煤炭、建材等行业较全的生产体系。1969年底，工农业总产值提高到17595
万元，实现利润3537万元，但随管理体制的变更，劳改劳教生产全部移交地市管理。
1972年，恢复原建制。劳改劳教生产亦得以恢复和发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有计划地对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进行了调整，对煤炭、重型消防车、警用三轮摩托
车、汽车配件以及石油设备、锻压设备、冶金、建材等属省重点支持发展的十大系
列产品和农业生产，重点进行了技术改造，扩大能力，增加产品品种和老产品的更
新换代。1985-1990年，累计完成基建技措投资3.27亿元，增加产值2.2亿元，利润
470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