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一次镇反运动对反革命案件的审判
1950年7月23日，政务院周恩来总理、最高人民法院沈钧儒院长会签发布命令，
指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大陆基本结束……但在某些地区特别是有些解放区，国
民党反动残余在帝国主义指示之下，仍在采取武装暴乱和潜伏暗害等活动方式，组
织特务土匪，勾结地主恶霸，或煽动一部分落后分子，不断地从事反对人民政府的
各种反革命活动，以破坏社会治安，危害人民及国家利益……各级人民政府……对
一切反革命活动采取严厉地及时地镇压……”。
遵照政务院、最高法院发布的镇反指示，山东省召开了全省公安会议。从1950
年7月23日起，开始镇压反革命运动。这一运动大致可分为以下阶段：
1950年7月-1951年1月，为镇反的初步发动阶段。全省公安司法机关开始行动，
在农村及新解放区镇压了一大批反革命，但只限于打击隐蔽特务方面及新区农村中
的恶霸和武装匪特。
1951年2月-3月，全省总结前段镇反经验，为大规模行动准备工作。此时，镇
反宣传推广到城市、农村、机关、工厂、居民中，镇反和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密切
结合起来。
1951年4月-1951年5月，为镇反高潮阶段。全省进行了两次大逮捕。第一次是
在1951年4月1日，大、中、小城市统一行动，逮捕了一批恶霸、流氓、特务。第二
次是1951年5月10日，全省各地以反动会道门为主进行了大逮捕，肃清土匪，大张
旗鼓地杀了一批反革命分子，打击对象包括恶霸、流氓、土匪、反动会道门头子。
1951年6月至1951年底，全省集中清理积案。省府召开全省审判工作会议，组
织了各级审查反革命案件委员会、清理积案委员会。
对重要反革命分子处理，中央人民政府如下原则指示：对一切手持武器，聚众
叛乱的匪众坚决镇压消灭，并将主谋者及罪恶重大者依法判处死刑；对以反革命为
目的的杀害公职人员和人民，破坏工矿、仓库、交通及其他公共财物、抢劫财物及
人民的物资，偷盗国家机密及煽动落后分子反对人民政府的一切活动，应彻底破获，
并逮捕其组织者及罪恶重大者，依法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对怙恶不悛的匪特分子
和惯匪依法处以长期徒刑或死刑。凡勾结窝藏上述3项重要反革命分子而情节重大
者，处以长期徒刑或死刑。
山东省各级人民法院在这次镇反中，积极贯彻中央人民政府发布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重点惩处匪首、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
会道门头子。在运动中，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
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对于反革命首要分子，对于解放后继续进行反革命活
动的特务间谍分子，依法从重处罚。如原国民党烟台市长、反革命犯丁庭案，该
犯出身反动地主，在国民党军队内历任数职，1947年10月任国民党烟台市长。该犯
自1938至1945年，盘踞乳山、海阳一带，积极进行反共反人民活动，以活埋、刀铡、
枪杀、割掉生殖器等残酷手段屠杀共产党、革命干部及积极进行抗日群众296名，
并以“参加共产党”为罪名逮捕监禁革命干部和群众600余人。在任烟台市长期间，
以活埋、抛海、枪杀等手段残杀共产党及革命干部126名，并征拨壮丁6000余名充
当匪兵。丁犯实属首恶，血债累累，民愤极大，1952年11月被烟台市人民法院判处
死刑。对于被反革命分子胁迫、欺骗而参加反革命活动的胁从分子，对于解放前虽
曾参加反革命活动，查罪行并不严重，解放后又确已悔改的分子，特别是已为人民
立功的分子，则依法从宽处理。
(二)反革命案件审判方式
1951年6月9日，省法院副院长苏羽在全省审判工作会议上指出：“审判工作的
正确进行必须调查研究，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号召犯人坦白，掌握材料证据。”在
审讯中要把调查研究、听取群众意见、对犯人的审讯三者密切结合起来，在土改地
区，首先审判破坏土地改革的罪犯，产棉区则首先惩办破坏植棉的反革命分子。具
体到每个案件则采取不同的审判方式，该公开审判的适用公开审判，不应公开的个
别审判。犯罪事实涉及到乡的则开乡代表会议，涉及到区县的召开区县代表会议。
对判处反革命犯死刑或长期徒刑必须经过以下几个步骤：①深入调查研究，搜集犯
罪事实与证据；②听取群众对该犯的反映；③对犯人审讯；④根据案件性质大小召
开县区乡各界代表会议，进行讨论证实、补充、修正所有材料，提出判刑意见，如
有出入，继续查对；⑤所有材料纯正无讹，才最后判决。
通过镇反运动，全省80％以上地区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
道门头子等反革命分子受到审判，分别被判处死刑、徒刑和管制。
二、第二次镇反运动对反革命案件的审判
1955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二次镇反运动的指示。1955年7月4日至19日，
在中共山东省委直接领导下，全省召开公安、检察、司法联席会议，研究部署贯彻
中央指示精神，山东省第二次镇反运动从此开始。
(一)镇反打击重点及依据政策
在第二次镇反运动中，打击反革命的重点是：残余反革命分子、帝国主义和蒋
匪帮的特务间谍、经济和交通运输系统的敌情和文化系统内部的敌情等。对反革命
分子的镇压，主要是依据以下政策：
一是打击的重点是反革命分子的现行破坏活动。对解放前有严重罪行的也要依
法惩处，但只一般历史罪恶，没有现行破坏活动，民愤不大的分子，可不判刑。对
解放前虽有严重罪行，但已悔过自新，得到宽大的分子，可不判刑。对解放前虽有
严重罪行，但已悔过自新，得到宽大处理或经过管制已安分守己确无破坏活动的分
子不再追究历史罪恶重新处理。
二是少杀长判。判处死刑的必须是罪大恶极、证据确凿的反革命。如反革命杀
人犯张洪书，地主出身，“七七事变”后参加匪兵，1945年5月该犯任匪特队长时，
率部下杀害、活埋村农会长、贫农代表、民兵队长、儿童团长、联防队长，7月，
用刀铡死李学海村农会会长，枪杀邓磨村村长。该犯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
杀人犯，1955年11月，省高级法院核准判处张洪书死刑。
三是区别对待与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量刑上首先区分案件的性质，比照中央
确定的逮捕标准规定，区分哪些是主要打击对象，哪些必须区别对待。属于打击对
象的一定要长判，属于区别对待的一定要区别对待。在分清案件性质和弄清界限的
前提下，还顾及地区情况，斟酌不同情节，参照群众意见及公安检察等有关部门的
意见，并在工作进行一段后，通过典型案件与公安、检察部门进行研究，确定大体
量刑标准，报告党委批准执行；四是坚决贯彻“坦白从宽”政策。对在运动中能坦
白自己罪行，主动靠拢政府的，依法给予从宽处理。如章丘县反革命杀人犯李天良，
1947年率匪枪杀村干民兵4人，1954年自动投案，彻底坦白了全部罪行；博平县反
革命杀人犯侯鸣祥勾结日伪杀害地下中共党员及群众9人，起义后入朝作战立有三
等功2次、四等功1次，并彻底坦白了反革命杀人罪行。二犯分别被判处死缓和无期
徒刑。
(二)案件审判方式
1955年7月，在山东省公检法联席会议期间，省法院制定了《关于此次镇压反
革命分子和严惩各种犯罪分子的审判工作应注意的几个问题》，指出法院对于判决
案件要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完全负责。法院必须审理后才能判决。各级法院未
建立审判委员会的，应迅速建立，重大案件得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除有关国家机
密和个人隐私等案件外，案件审判一律公开进行，允许群众旁听。实行人民陪审员
制度，除固定选出的人民陪审员外，可根据需要重点吸收人民代表、群众组织及有
关机关、团体代表等临时参加陪审，轻微案件采用独任审判制。
在镇反过程中，市、专、县由公安、检察、法院的主要负责人组成联合办公室，
负责对敌斗争的计划、步骤，并统一调配力量，检查指导各部门的工作。机构组织
健全，力量充足的，公检法各司其责，分工负责。在审查批准逮捕时，由公安机关
提出完整的材料和充分的罪证，交检察院逐案查审后批准。逮捕以后，全面预审工
作由公安机关进行(法院必要时参加预审)，将预审总结送交检察院审查，由检察院
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对于判决的案件，必须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认真负责。
在任务重，检察、法院两个部门机构不健全，力量不能胜任的地区，由联合办公室
提请领导调配足够的力量，在相互支持、相互制约的前提下分工协作。
截止到1956年6月，全省共逮捕大批反革命分子，1.3万余名反革命分子和各种
犯罪分子投案自首。一年中，省法院共处理刑事案件1947件，其中反革命刑事案件
1455件，判处死刑与死缓1089名。
三、1958-1965年对反革命案件的审判
这一时期，全省法院的首要任务是保卫人民公社，保卫大炼钢铁，保卫社会主
义建设，打击的主要目标是：流窜犯、会道门以及暴露出来的残余漏网的重大反革
命分子。在审判工作中，全省法院贯彻执行了中央1958年12月11日关于“杀人要少”
的指示，具体贯彻了以下原则：
对进行现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从严惩办，处理时根据罪恶大小，情节轻
重，分别对待。对破坏工农业生产、人民公社、交通运输国防建设，情节特别严重
的主要犯罪分子以及以反革命为目的、危害严重的凶杀犯、放毒犯、纵火犯，一般
判处死刑；对于组织反动武装和反革命集团，阴谋暴乱的首犯，处以死刑，对其中
的共犯、次犯区别情节，酌处死缓或徒刑；对历史反革命分子，采取宽一些的政策，
只对其中少数罪恶十分严重、民愤极大而死不悔改的，坚决判处死刑，对虽有血债
或其他严重罪行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如果主犯已经杀掉、民愤基本平息，释放后无
新的犯罪行为，可不杀，酌判死缓或长期徒刑；对那些罪恶、民愤虽大，但投案自
首，彻底担白或在运动中彻底交待罪恶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判处死缓或长期徒刑；
对虽有严重历史罪恶，但确有立功表现的分子，按“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的政
策精神，酌判死缓、徒刑或免予刑事处罚。如：被告邹松亭，1939年参加国民党，
1940年被俘参加八路军，后在对日作战时被俘，在日军情报站、日本领事馆及伪山
东省府任谍报员，该犯1946、1947年两次侦查并向国民党特务报告地下共产党的工
作，致使3人被捕、1人被杀。1948年，被告在济南解放前接受中共济南市委交给的
情报任务，同时交出某些国民党谍报人员名单，并曾协助搜捕匪特，有检举立功表
现。省院审理认为被告历史罪恶虽然严重，但因被告在济南解放前即与中共济南市
委取得联系，接受任务并做了部分工作，被告虽非起义人员，但据情节应以起义人
员的政策精神对待，且释放后表现较好，肃反运动中能坦白交待罪行，并有立功表
现，故免于被告邹松亭的刑事处分。
1958年，全省审结反革命案件48894件，给予刑事处分48330人。其中判处死刑、
死缓889名，无期徒刑917名，管制23590名，徒刑21205名。
1964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点县法院院长座谈会纪要中指出：“要发挥审判
作用，保卫运动。在运动过程中，对反革命和其他犯罪分子的各种现行破坏案件，
要抓紧审理，及时惩处。对犯了错误受过处分的干部，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进行
反攻倒算，打击报复，破坏集体经济等严重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行为，必
须按照现行反革命处理。”本年审结反革命案件1740件，给予刑事处分的1289人。
在审结的1740案件中，反攻倒算489人，占28％；其次为历史反革命案件，占18.6
％，造谣煽动9.2％、反动会道门占8％、打击报复占8％。
在1966年审结的1350件反革命案件中，历史反革命占32％，反革命倒算占13％，
打击报复占12％，会道门占9.8％。
四、1978年以后对反革命案件的审判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级法院审结的反革命案件呈逐年下降趋势。
1978年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944人，1979年153人，1980年49人，1981年25人，1982
年48人，1983年52人。1977至1983年，全省共审结反革命案件1729人，其中反革命
宣传煽动1038件，占总数的60％，反革命会道门77件，占4.4％，反革命集团66件，
占3.8％。
1980至1988年，全省各级人民法院共受理一审刑事案件122903件，其中反革命
案件299件，占总数的0.2％。但审理的这批反革命案件中，也确有一批性质严重的
反革命案件，如黄笃平反革命会道门案。该犯系历城县仲宫人，1957年因组织反动
会道门“天花道”，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刑满释放后，将“天花道”改为“世界
总知运平会”，自封“第一书记”，给反动骨干分子分别封以“国家主席”、“委
员长”、“国防部长”、“外交部长”等职，纠集发展道徒100余人。黄以走亲戚
为掩护，进行聚会，利用封建迷信，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法院审理认为，黄笃平
原系“天花道”道首，刑满释放后不思悔改，继续进行反革命会道门复辟活动，妄
图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情节特别恶劣，依法判处其死刑，其他反动
骨干分子也被判处刑罚。
1989年4月以后，受北京政治风波的影响，全省各地，特别是济南、青岛两市，
发生了聚众打、砸、抢、烧、破坏公共场所秩序，破坏交通秩序，乘机进行流氓滋
扰等犯罪案件。对于这类案件，全省各级法院本着既坚决、又慎重的态度，依法及
时、准确地进行了审判。到1989年底，全省各地判处反革命犯罪分子281人。
1980-1990年全省审理反革命案件一览表
表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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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980 │1981│1982│1983│1984 │1985 │1986 │1987│1988 │1989 │19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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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22 │37 │56 │86 │57 │18 │9 │9 │5 │37 │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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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减│－69％│68％│51％│53％│－33％│－68％│－50％│ │－44％│600％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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