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不仅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而且自古以来在对外交往史上占有重要的位
置。
山东与外国的联系最早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大汶口文化时期。通过考古发现，
山东荣成、文登一带的石硼群，与辽东半岛、朝鲜全罗道的石硼群布局结构几乎完全
一致，这表明当时山东沿海居民已通过辽东半岛与国外交往。
最早见诸文字的山东对外联系大概在春秋时期。《尔雅》中载有：“东北之美者，
有斥山之文皮。”斥山，古称赤山，即今荣成、石岛一带。文皮，是带有美丽斑纹的
虎豹毛皮。 《管子》 中曾提到这种来自朝鲜的“文皮”，在当时齐国价格昂贵，为
“海内五币七荚”中的一荚。由此可推断，春秋时齐国已与朝鲜半岛有贸易往来。据
《史记·封禅书》载，齐威王、宣王及燕昭王时，有大批齐燕方士入海寻求蓬莱仙药，
他们中有的人曾到达过日本。
在先秦时代，中国与朝鲜、日本的交通路线主要是北路沿海岸航线，即从山东半
岛沿庙岛群岛经辽东南海岸到朝鲜半岛西海岸，然后顺海岸南行，过对马海峡到达日
本北九州。沿途多有海岛，航行较为安全。日本海有一左旋回流，借此可从朝鲜半岛
南部漂流到日本。这条海上通道，后来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成为中朝、中日来往
的必经之路。无论是东汉、曹魏时日本使者前来洛阳，还是朝廷派使臣去日本，以及
日本与南朝刘宋交往， 走的都是这条航线。直到7世纪以后，中日之间才开辟了一条
横越黄海以东海洋东渡日本的航线。不过因为安全系数较小，南线一直未能完全代替
北线，从山东半岛到朝鲜、日本的这条航线仍是重要的国际通道。
公元前210年， 齐国的方士徐福率数千人东渡日本，这一中日交往史上的大事被
中日两国大多数研究者所承认。 据《史记》记载，徐福为齐人。公元前219年，秦始
皇曾东巡琅琊（今山东胶南市琅琊乡），方士徐福上书，称东海中有蓬莱、方丈、瀛
州三神山和不死仙药。秦始皇便派徐福率数千童男女“入海求仙人”。徐福第二次从
登州湾出发时，又增带了武器、谷种、百工等，借助于日本海左旋回流，经朝鲜半岛
到达日本奈良、平安等地。徐福东渡日本的传说在中国、日本及东南亚一带广泛流传，
它集中反映了公元前二三世纪中国移民促进古代日本文化和生产力飞跃发展这样一个
重要历史事实。日本人民为了感谢和怀念他们的贡献，经常举行盛大的“徐福祭”等
纪念活动。徐福作为沿海的山东人，已经成为中日文化交流中最早向日本传播中国先
进文明的一个象征性人物。
从汉朝到唐朝的几百年间，山东与西方的联系主要是通过以丝绸为代表的商品贸
易来实现的。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后，大量丝绸经由河西走廊、天山南北、中亚、西
亚，远销至地中海东岸和罗马等地，形成了一条连接欧亚大陆的重要交通线，被后人
称作“丝绸之路”。汉唐长安是丝绸之路的最大集散地，是丝绸之路的起点，而山东
地区则是丝绸之路的主要源头。山东的丝绸等物品通过长安踏上丝绸之路，走向西方。
而在南北朝等特定的历史阶段，由于长安的丝绸来源减少，山东地区又进一步成为丝
绸之路的起点。20世纪初，英国人斯坦因在甘肃敦煌发现了任城国亢父缣，上面有题
字：“任城国亢父缣一匹，幅广一尺二寸，长四丈，重二十五两，直钱六百十八。”
任城即今山东济宁。亢父缣在敦煌的发现充分说明，汉代山东生产的纺织品不仅畅销
国内，而且已沿着丝绸之路远销于国外。青州作为山东最大的丝绸产地，来自中亚、
西亚等地的外商络绎不绝，他们设店列铺，贩卖转运，有的还长期定居。青州本地的
商人也把大量的丝绸远销国外。山东的丝绸除了作为商品进行贸易之外，还被汉唐王
朝大量用作对外赏赐的礼品，包括对远方君主派来“朝贡”的使者的赏赐、使者出访
对外赠送以及和亲赏赐等。通过丝绸之路，包括山东丝绸在内的中国特产源源西去，
中国与西部世界的政治、文化、经济交往日益频繁。
汉末、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山东沿海成为中日使节出入的重要通道。特别是在隋
唐时期， 山东在对外交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日本派来中国的著名的“遣隋使”、
“遣唐使”，大都由山东沿海登陆，进入中国。隋唐三百年间，日本遣唐使的成员们
足迹遍及山东大地。佛教自魏晋时期由中国传入日本后，很快在日本兴盛起来。每次
遣唐使团均有大批学问僧随行，到中国后，各地佛教寺院成为他们必然参拜取经之处。
山东境内寺院对日本僧人也有非常大的吸引力，如登州的开元寺等。日本著名高僧圆
仁大师，自838年至847年在中国居留10年，其中先后两次在登州逗留，长达3年之久。
他在此精心研读佛经， 访问寺院，了解当地风俗。回国时，他带回各类佛教经典422
部， 559卷，并撰写了《金刚经》、《苏地悉》等经的疏证，在日本佛教界产生了很
大影响，被天皇授予慈觉大师的谥号。他所写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真实地记载了
自己在中国活动的全部过程。全书分为四卷，其中第一卷与第四卷许多篇幅描写了在
山东境内的活动，成为研究当时中日交往和山东对外交往的重要参考史料。在记载登
州开元寺时，此书写道：“此开元寺佛殿西廊外僧伽和尚堂内北壁上画西方净土及弥
陀落净土，是日本国使之愿，即于壁上书著缘起，皆悉没却，但见日本国三字，于佛
像左右，书愿主名，尽日本官位姓名……不知何年朝贡到此州下。”再如登州的法华
寺，由新罗人张保皋所建，也是当时对朝鲜、日本人很有吸引力的地方。法华寺有常
住僧30余人， 每年正月十四、 十五两天，举办盛大讲经法会，参加者多达数百人，
“其讲经礼忏，皆依据新罗风俗，但黄昏寅朝二时礼忏且依唐风，自余并依新罗语音，
其集合道俗，老少尊卑，总是新罗人，但三僧，及行者一人，日本国人耳。”圆仁及
其弟子曾两次参拜该寺院。 除圆仁外，654年经由登州前往长安的学问僧坂合，也在
山东逗留过一段时间，所著《新字》40卷，系统介绍了中国各地包括山东的许多情况，
影响也很大。
日本遣唐使和学问僧、留学生在山东登陆地点有三处：一是登州府治附近（今蓬
莱、 龙口） ；二是从文登县赤山浦入境；三是从胶州湾一带登陆。对后一条路线，
《胶澳志》云：“唐代留学印度之高僧与日本来之僧侣，亦恒取此道。”圆仁一行则
是由赤山浦入境，先到文登县城，再北上登州。遣唐使们由登州西行至莱州、青州、
淄州（今淄博）、齐州（济南）、郓州（曹县），过黄河至开封、洛阳，最后到长安，
完成赴唐使命。这条路线全长近3000里，而沿途一些著名寺院，如登州开元寺、法华
寺，青州龙兴寺，齐州灵岩寺，洛阳白马寺，无不让遣唐使团的僧人们流连忘返。
隋唐两代，登、莱二州还是造船中心和屯兵、屯粮的基地。隋唐时期曾十次用兵
朝鲜， 登、莱二州是水军进入朝鲜半岛的必经之路。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年），日
军发兵2.7万， 战船数百艘，联合百济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求救，唐朝派带方州刺使
刘仁轨与右威将军孙仁师从陆海二路出兵朝鲜半岛，双方在白江村（今朝鲜锦江口）
海边激战。在战役中，孙仁师率领的水军作出了重大贡献。而这上万名水军、数百艘
战船及粮饷、装备，均是自山东登莱沿海出发、输送，沿庙岛群岛、辽东而至朝鲜半
岛的。为了方便运粮上船，蓬莱、黄县、掖县城内街道均用60厘米石磨铺就，这些石
磨地面存在了一千多年，直到解放后才改建，现在有的街道仍称为磨盘街。
唐朝藩镇割据时期，辖区为大半个山东的淄青镇（镇治青州，后迁郓州）在版图、
兵力和经济实力方面，在各镇中首屈一指。淄青镇经济繁荣，通过各种渠道开展商业
贸易活动。《旧唐书·李正己传》就有“货市渤海名马，岁岁不绝”的记载。同时，
淄青节度使还身兼唐朝的海运押新罗渤海两蕃使，负责山东与辽东和朝鲜的口岸贸易、
海道运输以及国事往来事务。
隋唐时期，山东登、莱二州的海外交通相当发达，形成了一条繁忙的航运路线。
北方的海运贸易主要通过登莱--辽东朝鲜一线而互通有无。《新唐书·地理志》载有
唐朝交通四邻的七条路线，其中有两条海上交通线，即南方的“广州通海夷道”，北
方的“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书中记载的登州航海线是：“登州东北海行，过大
谢岛（今长山岛）、龟歆岛、末岛（今大小钦岛）、乌湖岛（今南城隍岛）三百里。
北渡乌湖海（今渤海），至马石山（今老铁山）东之都里镇（今旅顺附近）三百里。
东傍海壖，过青泥浦、桃花浦、杏花浦、石人汪、骆驼湾、乌骨江八百里。乃南傍海
壖，过乌牧岛、贝江口（今朝鲜大同江口）、椒岛，得新罗西北之长口镇。”这条海
路，大抵从登州穿过渤海，到达今旅顺一带，东沿海岸线到鸭绿江口，可北通渤海国；
若再沿海岸线南下，可到达新罗的各个口岸。这就是著名的登州海道。另，登州海道
还可直通日本，日本古籍对此有详细的记述。《日本书纪》记载：“日本遣唐使来中
国时登船的港口是难波的三津浦。”此即现在日本大坂市南区三津寺町。《续日本书
纪》又说：“直渡黄海或沿朝鲜半岛的西岸及辽东半岛东岸横渡渤海湾口，在山东半
岛的登州或莱州登陆。”可见，唐时，登莱--日本的直达航线也已开通畅行。
登、莱二州是唐朝与新罗、日本通商的口岸，也与辽东半岛进行海运贸易，成为
唐朝北方最大的通商口岸，商业十分兴盛，大批的货物通过海路运往辽东、新罗和日
本。登莱二州接待外使的工作非常繁忙，建立了有效的总管制度，进出口岸的手续也
相当周密。各县还建有专供新罗居民定居的“新罗坊”和安寓新罗商人的“新罗馆”，
坊、馆之中皆有中国官吏负责管理。
宋代，山东半岛在对日交往中地位下降。其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北宋时期，隔
渤海与辽朝对峙，北宋政府多次下令禁止北方沿海通商，登州、莱州进入封港阶段。
如《庆历新编》中有规定：“客旅于海路商贩者，不得往高丽、新罗及登莱州界。”
其后在《嘉祐编敕》、《熙宁编敕》、《元祐编敕》等文件中均有类似记载，表明了
北宋各朝统治者因惧怕辽人渡海南下的心理及采取的闭关对策。到南宋时期，山东半
岛为金朝所占据，金统治者忙于和南宋争天下，无暇顾及与日本通商，日本则坚持正
统观念，不愿与辽、金政权交往，而积极开展与南宋王朝的交往，双方关系密切。二
是自唐末起，北方战乱不断，南方相对稳定，经济获得较快发展，中国经济文化重心
南移，南方较为发达的经济文化更吸引着日本人去学习和考察并进行经济交往。另外，
随着航海和造船技术的发展，由日本博多横渡东海直抵宁波的南海航路也畅通多了。
这条路线虽然不能像北路那样依靠沿海作为依托，相对危险性较大，但往返迅速，仅
需7—10天即可到达， 而北路需用一个多月时间。再加上航海能力和船舶先进程度的
提高，危险性已较唐以前相对减少，所以，自唐后期开始，宁波成为中日交往的主要
港口。尽管如此，宋代仍有日本人到山东经商。北宋在密州板桥镇（今胶州）设立市
舶司，密州曾出现“人烟市井，交易繁伙”的兴盛阶段。日本人桑原隙藏在其《蒲寿
庚考》 一书中曾记载道： “如密州等港，阿剌伯人之至者，数必远逊泉（州）、广
（州），彼处蕃客，当以来之东海诸国者为多也。”自唐后期起，朝鲜船只往来于中
日之间通商，出入登州、密州者居多，北宋时诸城曾大兴土木，建“高丽馆”接待来
此的外商。
唐宋时期，自山东半岛输出国外的主要是纺织品和金属，当时密州的细布、沂州
的绵、绢，莱州的绵、绢、赀布，登州的麻布“均为蕃商所欲之货。”（《续资治通
鉴长编》卷四百九十）。另外，山东的黄金、铁器也是山东对日本、朝鲜贸易的重要
物资。唐宋时期，山东黄金产量在全国处于垄断地位。如宋元丰元年（1078年），全
国金课收入共10700两， 其中登州4700两，莱州4870两，两州合计9570两，占总收入
的89％以上。唐宋时期，由于这一带大量金、银、铁为日、朝商人购买，曾引起政府
的重视，唐朝曾几次在山东发出告示，令“金、铁，并不得与诸蕃互市。”（《唐会
要》卷186），“银、铜、铁、奴婢等，并不得与诸蕃互市”（《册府元龟》卷999）。
从这些禁令中，可见当时金银铜铁等金属远销海外的规模较大。除此以外，山东土特
产如盐、茶、干果、粮食等也有一定数量远销日本。
两宋与朝鲜的贸易往来，更是日益频繁。每到春末夏初的北风季节，山东等地沿
海的港口，便挤满了由高丽来的船只，运来大量良马、兵器、弓矢、金器、铜器、青
瓷、布匹、人参、硫磺、药材等高丽特产。每到夏秋之季的南风季节，高丽由贞州到
开京的礼成江上，又连续不断地行驶着从中国各个港口去的官船和商船，给高丽运去
大批礼服、乐器、书籍、金器、漆器、川锦、浙绢、茶、酒、象牙，以及玳瑁、沉香、
钱币等物品。
宋代山东海外商业贸易比唐代更为发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盛况。位于黄海
之滨的密州板桥镇已发展成为全国著名的五大对外贸易港口之一。山东在宋代北方地
区的对外贸易活动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宋代山东的对外贸易活动，主要集中在密
州板桥镇和登州两港口。登州曾经是北宋前期山东对朝鲜贸易的主要港口，但由于政
治、军事上的原因，该港在北宋中后期未能发挥很大作用。当时北方的辽朝与宋朝战
争不断，宋政府惧怕山东商人出海贸易会与辽和通，同时也担心朝鲜商船携带兵器从
登州运往辽境，故于仁宗天圣年间诏令封闭港口，不许外国商船在登州上岸，并禁止
山东商人去朝鲜贸易。宋政府虽一再下诏停止对朝贸易，但实际上这些诏令并未严格
执行，一方面是由于山东地方政府对海外贸易采取支持态度，另一方面民间商船违禁
去朝贸易者甚多，无法从根本上控制（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九六元丰二年正月
丙子条）。至宋神宗时，山东与朝鲜的官方贸易恢复，只是双方贸易的主要港口已转
移到密州板桥镇了。板桥镇地处胶州湾北岸，境内港湾优良，南北海陆交通方便，是
发展海外贸易的天然良港。为加强对板桥镇海外贸易的管理，宋廷于元丰三年在该地
区正式设置市舶司机构，具体负责对外贸易事宜。板桥镇市舶司的设立表明宋政府对
山东外贸的重视，同时也反映了山东地区商业之发达。当时全国共设立市舶司五处，
北方仅板桥镇一处，足见其地位重要。
宋代山东进出口货物种类繁多，数量很大。从进出口货物的数量上看，进口的大
宗商品主要是经济作物和香货奢侈品，出口货物大部分是中国的传统产品，如丝织、
陶瓷和铁器、漆器等。朝鲜制造丝织品所用原料，主要依靠山东等地出口的“丝线织
维”（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一九《工技》）。从贸易形式上看，主要有官方
贸易和民间私人贸易两种，其中官方互市贸易占主导地位。与山东进行商业贸易的国
家有朝鲜和日本，贸易活动大部分集中在密州板桥镇等港口进行，并通过板桥镇市舶
司实行统一管理和征收关税。
从近年来考古发掘情况看，淄博市淄川区磁村在宋代曾经是盛极一时的窑场，朝
延曾在这里设有磁窑务，负责管理瓷窑税收。山东地区各瓷窑所制瓷器不仅供应本地
官府和民间需用，而且还销往日本、朝鲜、东南亚等国。
元代对外贸易重点放在南方，山东未专设市舶司，但海外贸易仍很活跃，莱、密、
胶、登州是重要的商业贸易港口。至元十四年（1277年），日商曾持金来山东易铜钱。
元贞元年（1295年） ，朝鲜曾遣人航海往益都府，以麻布14000匹，市楮币（《高丽
史》卷三一《忠烈王世家》）。朝鲜丝织业所用中国原料，也多由商人从山东、浙江
等地运往。可见，元代山东沿海地区的商业贸易活动仍保持着相对繁荣，并与南方各
对外贸易港口有着密切的联系。
著名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于元初游历济南，他赞叹济南是这一带最大城市，
有商人无数，经营大规模的商业，产丝之饶竟不可思议。该城所辖巨富城市11所，商
业兴盛，产丝丰富而获利甚巨。其园林美丽，堪娱心目，乃居住的胜地。
元明之际，日本国内陷入分裂与战乱，九州沿海一带武士、浪人组成海盗集团，
大肆窜犯朝鲜与中国沿海，形成倭寇之乱。山东半岛也深受倭患之苦。仅明洪武二至
七年（1369年-1374年），出现在胶州湾一带的倭寇就多达六次。永乐四年（1406年）
一年之中，倭寇六次窜犯登州沿海。在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曾想沟通与日本政府的
联系，让日本政府来协助镇压倭寇。他派遣熟知倭患情况的莱州同知赵秩渡海去日本，
作为明政府使节与日本谈判。当时日本分裂为南北两朝，赵秩抵九州时，该地为南朝
政权所控制。南朝执政的怀良亲王对八十年前的忽必烈征日仍心有余悸，对赵秩的使
命也怀有戒心，欲加害于他。赵秩置危险于不顾，以大义凛然的态度说服了怀良亲王，
怀良亲王派僧人祖来为使者，到明廷“贡马及方物，且送还明、台二郡被掠人口七十
余。”
赵秩出使虽有一定成效，但未解决倭寇的继续侵扰。自洪武十三年（1380年）起，
朱元璋借胡惟庸事件断绝与日本的联系，集中全力加强海防，他重新起用已归乡休息
的大将汤和巡视沿海，“筑山东、江南北、浙东西海上五十九城，咸置行都司，以备
倭为名”（《明史纪事本末·沿海倭乱》）。在山东设置提督军务巡抚都御使负责防
倭，另在沿海一带建立十一个卫，专行防倭。永乐年间，在山东置备倭都司节制沿海
诸军，并在其下设三大营（蓬莱、文登、即墨），下辖十一卫、十四所、二十巡检司、
二百三十四墩、一百二十九堡。三大营互为犄角之势，呈品字形，布置于半岛之上，
控制整个半岛海域，形成比较完备的海防线。南与南直隶（今江苏沿海）相策应，防
卫着山东半岛南部及其海域，北与辽东半岛的卫所相呼应，捍卫着渤海大门，并成为
拱卫京师的门户。在严密防卫的前提下，明成祖时期一面通过勘合贸易发展与日本室
町幕府的关系，一面对倭寇进行主动出击。如永乐十四年（1416年），“命都督蔡福
等率兵万人，于山东沿海巡捕倭寇。六月，倭寇三十二艘泊靖海卫杨村岛，命福等合
山东都司兵击之。”永乐十七年（1419年），明军在辽东半岛取得全歼倭寇数千人的
望海埚战役胜利。在明军严密防备和打击下，倭寇“敛迹不敢大为寇”，沿海相对缓
和了一百余年。
嘉靖年间，由于日本国内动乱和明朝内外政策的失误，倭患再起。仅在嘉靖三十
年至三十四年（1551年-1555年） 间，倭寇骚扰山东沿海就有六七次之多。为对付倭
患，明廷起用年仅26岁的戚继光为山东备倭署都指挥佥事，驻扎在其家乡登州，领导
山东沿海三营二十四卫所，肩负防倭重任。戚继光上任之时，山东沿海各卫所由于屯
田制已遭破坏，士兵逃亡严重，卫所指挥用人不当，战斗力已大为削弱。按照编制，
山东沿海卫所军队应有五万零四百人，但嘉靖中仅剩二万三千余人，缺额超过半数。
登州卫应有军队五千六百人，实际仅剩一百一十四人，还不满四十分之一，即便是剩
下的士卒也多为“疲癃残疾，老弱不堪之辈”（《筹海图编》卷七）。戚继光到任后，
首先整顿卫所，撤换不称职的官吏，提拔有才干的人员，整顿军纪，清理卫所钱粮，
抑制豪强，安定地方。他满怀“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信念，在两年内，足迹
遍及辖区各卫所，注重卫所官兵的军事训练和防倭设施的兴建，在山东沿海建立起一
条坚固的防倭战线。此后，虽有几股倭寇窜犯山东，但未形成大的威胁。戚继光在山
东的备倭与抗倭活动，得到明廷高度评价。御史雍公绰上书赞扬说：“即举措而见其
多才，占议论而知其大用。海防之废弛，料理有方。营伍之凋残，提调靡坠。谋猷允
济，人望久孚，用是誉溢朝端，佥曰良将才也。”（《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一）戚继
光在山东备倭任上锻炼的才干，为他后来率军驰骋江浙闽平定倭乱奠定了基础，同时
也谱写了明代抗倭史上的重要一页。
明代，山东境内的运河沿线还是日本使节、学者自宁波进入北京的必经之地。自
永乐至嘉靖年间，日本共派出十一次勘合贸易使船到中国。使船到宁波后，日本使节
与部分商人要沿运河到北京。因此，运河沿线的济宁、临清、德州等城市都留下了他
们的足迹。这其中有宣德年间为沟通中日贸易而竭尽全力的日本勘合船通事鞠祥（被
倭寇掳掠到日本的中国人），不畏险阻，在逆境中完成使命，才华出众的著名学者了
庵桂悟，受到中日双方政府高度评价的勘合船使节策彦周良等。日本美术界的一代宗
师雪舟等扬也曾漫游过山东大地，他在给弟子宗渊的书信中写道：“余曾入大宋国，
涉大江，经齐鲁之邦，至于洛，求画师。虽然挥染清拔之者稀也，于兹长有声并李在
二人得时名，相随传设色之旨兼破墨之法矣。”在日本人赴北京的路上，有个别人在
临清、济宁等地曾做出不法行为。如景泰四年（1453年），日本贡使“至临清，掠居
民货，有指挥往诘，殴几死”。弘治九年（1496年）日人至济宁，曾“持刀杀人”。
对日本人在中国的犯罪行为，明政府仍采取怀柔政策，尽量宽大为怀，并未严加治罪。
明成祖年间，苏禄国王访问中国时与山东结下了不解之缘，留下了一段中菲友谊
的佳话。永乐十五年（1417年）夏，以东王为首的苏禄国三个国王率王妃、王子及随
员三百四十多人组成的大型使团，乘船越洋，长途跋涉，到达北京，受到明朝廷的隆
重接待。苏禄国王一行在京活动27天后辞行，明成祖朱棣赠送贵重礼品并委派官员护
送。客人乘船沿运河南下，沿途受到地方州县官员的热情迎送。当船队行至山东德州
时，苏禄东王因病于九月十三日病逝。成祖闻讯为之辍朝三日，并亲自撰写祭文，派
官员前往德州吊唁。十月三日，以国王礼葬东王于德州北郊。东王长子回国继承王位，
东王妃葛木宁及二子安都鲁、三子温哈喇等十余人要求留在德州守墓。明朝廷专拨地
238亩为祀田， 令地方官吏按岁时致祭，并特地从德州和历城拨三百户回民前往协助
守陵。苏禄国人原计划守墓三年，然而三年后他们都不愿再离开中国。东王妃曾于永
乐二十一年（1423年）回国探亲，第二年又回到德州。从此，王妃、王子及他们的后
人世世定居在德州北郊，形成安、温两大姓，分属二王子安都鲁和三王子温哈喇的后
代。至今安、温两姓不相通婚。
三百多年后，苏禄国王苏老丹于清雍正九年（1731年）来中国访问，特地前往德
州瞻仰苏禄东王墓，并代东王的后代向清朝廷提出加入中国国籍，雍正帝批准其请求。
当时在德州的东王八世孙安汝奇、温宗楷等正式入籍中国。几百年来，东王的后代在
中国繁衍生息，到现在，除在德州市北营聚居以外，还散居于山东各地和江苏、河南、
河北、陕西、北京、天津等省市。苏禄东王墓作为中国和菲律宾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
见证，建国后一直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1977年12月23日被列为第一批山东省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明末，在中外交往史上声名显赫的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曾两次到达山东。
利玛窦于1581年踏上中国领土，他先后在澳门、南昌、南京等地传教，明万历二
十八年（1600年）五月，利玛窦从南京启程，沿京杭大运河北上，准备进京觐见万历
神宗皇帝。船行到山东临清时，利玛窦一行上岸拜访当时正客居山东的著名学者李贽。
李贽是漕运总督刘东星的挚友，漕运总督衙门驻在临清。李贽和刘东星一起出迎利玛
窦，利玛窦送给总督一些欧洲饰物作礼品。总督及临清的地方官员也都先后前往利玛
窦所乘的船上拜访。利玛窦第二次赴北京路过临清时，把自己带的一幅圣母像送给了
刘东星。利玛窦在中国近三十年，为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传播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作
出了多方面的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贡献。
山东益都颜神镇的琉璃生产，在元代就已颇具规模，入明后，官府令窑户入为匠
籍，专门从事琉璃生产。这里的琉璃手工作坊规模庞大，排列密集。工匠们已能根据
不同原料的配比和熟练的吹制技术，制造出不同颜色、形状和用途的琉璃器物。琉璃
生产属于官府手工业，产品远销“北至燕，南至百粤，东至高丽，西至河外”，“其
行弥远”（孙廷铨：《颜山杂记》卷四《物产》）。
清代厉行海禁，严格限制沿海商人对外贸易，但仍有少数山东商人乘舟远航日本
等国。从一些日文书籍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在明清时期的日本市场上有30多种商品来
自山东地区，主要有丝织品、铁器和农副产品、药材。
纵观山东古代的对外交往，呈现出三个阶段的不同特点。在隋代以前，由于受交
通条件和生产力水平的制约，山东与外界的联系比较少，这一时期是山东对外交往的
探索期。以徐福东渡为标志，山东的先民为认识海外世界迈出了勇敢的步伐，在客观
上为山东乃至全国与东亚国家的交往开辟了道路。
从隋唐到两宋，随着日本遣隋使、遣唐使大批来华和隋唐使节出访，山东对外交
往的数量明显增加，内容也逐渐丰富，可以说是山东对外交往的高峰期。在交往方式
上，由前期基本上是单向变为双向，从而成为完整意义上的交流。对外交往的内涵也
大为深化，从政治、文化、经济到宗教等各个领域都广为涉及，双边贸易关系迅速发
展，并且由最初民间的自发行为发展为官方的政府行为，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进出口岸
管理制度。
从元代到清朝前期，可以说是山东对外交往的转型期，由中古以前传统的“万国
来朝”模式渐次向近代意义上的对外交往转变。自明以降，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欧洲人
在传播宗教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文化，开西风东渐之先声。山东对外交往的范围由
以前主要集中于日本、朝鲜扩展到南亚和西方。同时，明清王朝采取的闭关政策，影
响了对外交往的进一步扩大。由于朝廷对外政策指导思想的偏颇，加上传统的华夷之
别的影响，国人处于盲目自大的封闭状态下，导致长期对外界情况的隔膜。这种情况
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之前，直到西方的坚船利炮粉碎了上层统治者闭关自守的迷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