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山东广大地区被解放，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省政府组织大批干部
到新解放区进行反奸诉苦运动，在全省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到1949年底，全省已
进行土改的地区达70％。
1945年8月日军投降后，山东军民解放了除几座大城市和铁路沿线以外的大部
分国土。为了开辟新解放区工作，山东党政领导机关根据中共中央大胆放手发动群
众的指示，迅速调集2万多名区村干部投入新解放区；中共华东局与山东各救总会
也抽调500名干部和新四军北撤来山东的干部一起，组成6个工作队，分赴滨海、鲁
中、胶东、渤海、鲁南5个地区的新解放区，开展反奸诉苦运动。1946年5月4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将党在抗战
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9月1日，中共华东
局发出《关于彻底实现土地改革的指示》(简称“九一”指示)。10月10日，山东省
政府颁布了关于进行土地改革的布告，并制定了《山东省土改暂行条例》，对土地
的没收、分配、确定地权等均作了具体规定。10月29日，山东省政府又发出了《关
于实行土地改革的指示》。到1946年底，山东解放区已初步完成了土地改革，千余
万农民分得了土地。
1947年2月，国民党军队向陕甘宁和山东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国民党的进攻
和地主、特务的反攻倒算，激起农民的极大反抗，各地的复仇情绪迅速滋长，土改
运动从和平献田和讲理清算变成了没收地主土地。鲁中南区利用战争空隙，展开了
猛烈的追旧约、换新约的群众性夺田斗争，开大会庆贺土地还家，并提出“参军当
家”、“反蒋保田”、“保田保家”的口号，有的地方搞全乡、全县的大宣誓、大
游行、大参军。渤海区用大推平的办法处理土地，每人平均3～5亩，不分阶级，谁
的地多就分谁的地，严重侵害了中农的利益。为此，1947年6月12日，中共华东局
发出《关于土改复查给胶东区党委的信》，提出必须团结中农。
1948年初，中共华东局领导机关移至五莲县，1月6日派出80人的工作团，至仁
里区、常山区、洪凝区协助开展土改和发展生产。随后确定五莲县为土改实验县，
由张鼎丞负责，抽调了一批干部和华东局党校的200余名学员组成工作团，进行土
改和整党。2月20日成立了新县委，由工作团团长尹阿根任县委书记，原县委书记
辛玮任副书记，区、乡、支部主要负责人均由工作团员担任。工作团实行包办代替，
对于基层党组织缺乏全面分析，单纯强调出身成分，对犯错误的干部着重于组织处
理，因而在一段时间内给土改、整党工作带来了不良影响。为了纠正上述错误做法，
3月20日，县委提出了“通过组织，改造组织”的方针。5月26～31日召开了全县干
部大会，张鼎丞对前段工作中的错误承担了责任，并提出了对干部爱护、教育、团
结、改造的方针，部署了生产救灾工作。会后，各区、乡、村分批进行了评定阶级
成分、确定地权、公开党支部等活动。至1949年2月，土改实验县的工作结束。
194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
的指示，要求将工作方向由土改转移到恢复和发展生产方面。7月，山东开始以生
产救灾为中心任务，停止土地改革。1949年，开始定成分、定地权，并与救灾、支
前工作结合起来。
1947年6月至1948年3月，在饶漱石主持下，中共华东局先后在胶东寿塔寺、大
鲁南和胶东高干会议上，对原华东局第二副书记、山东省政府主席黎玉、胶东区党
委书记林浩等人在土改中的“富农路线”进行了批判。1948年12月，华东局又召开
扩大会议，再次批判黎玉，并形成了《关于克服党内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加强纪律性
的决议》。(1985年12月，中共山东省委根据黎玉、林浩同志1984年4月和12月提出
的申诉和省纪委的调查报告，向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黎玉、林浩同志申诉问题的
复议报告》。1986年3月，中共中央批复同意中共山东省委的报告，撤销华东局扩
大会议《关于克服党内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加强纪律性的决议》中对黎玉、林浩同志
所作的结论部分，恢复政治名誉。)
土地改革运动作为一次前所未有的农村生产关系大革命，尽管出现了一些失误，
但其大方向是正确的，所取得的成果也是显著的。
第一，土地改革使农民在经济上获得了翻身解放，摆脱了对地主阶级的依附，
获得了土地和部分生产资料。抗战前，山东的地主、富农控制着大量土地，在土地
比较集中的地区，人数仅为7.3％的地主却占有58.79％的土地，而占人数41％的广
大贫农却只有9.8％的土地。土改前，经过几次双减、增资等群众运动，农村土地
关系变化很大，但地主、富民仍控制着大量土地，贫农、雇农仍处于无地、缺地状
态。经过土改，农民获得了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山东解放区到1949年底
有72％的地区进行了土改，有1000多万亩土地转移到农民手里，满足了农民的土地
要求，基本消灭了赤贫，农村土地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1948年，经过土改获得了土地的农民群众，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充分发挥生产积
极性，全力进行生产救灾，渡过了严重春荒，并使当年秋季收成较1947年增加二成
左右，主要农作物产量与1939-1943年期间的平均产量相比高出1/3。
第二，经过土地改革，农村的贫苦农民在政治上翻了身，农民结成乡村中的反
封建统一战线，乡村中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成为土改的中坚和主力军，中国共
产党及其政府的权威在广大农村中树立起来；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统治力量，摧毁
了地主武装和封建乡村保甲制度，使地主的各种党团、会门、宗教迷信组织受到严
重打击，地主阶级的上层建筑被彻底打碎，代之而起的是乡村中民主政权和工、农、
青、妇与农会等群众组织的建立；农民组织了自己的乡村武装，保卫自己的政权和
土改果实，树立起农民在乡村中的主人翁地位。民主政权与农民武装的建立，成为
保障农民政治自由与民主权力、彻底消灭封建残余势力、巩固土改成果的基本条件。
在土改运动中，广大农民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向地主阶级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经
过算帐诉苦，旧社会处于奴隶地位的雇贫农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新社会的主人。
第三，土地改革是农民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土地改革中，农民的政治
觉悟和革命积极性大大提高，他们成为摆脱地主阶级思想支配、接受共产主义思想
的新人，表现了巨大的历史创造性和主动性。农民视共产党、解放军为救星，明白
了跟共产党走是农民翻身求解放的唯一出路。山东解放区在土改后盗匪绝迹、秩序
井然，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气象。在土改中，广大农村妇女冲破传统封建势
力束缚，登上了政治舞台，解放区村村有妇委会，渤海区先后组织了9942个识字班，
学员达14万余名，仅蒲台县的5个区就有女村长39人，并有66名妇女担任了乡、村
基层干部。
第四，土地改革的胜利，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使他们自觉参军参战，支
援前方，土地改革与解放战争互为条件，互相促进，成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
的基本条件。土改以后的山东解放区广大农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反蒋保田保
饭碗”，要人出人，要钱出钱，要物出物，参军支前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完成了艰
巨的支前任务，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