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的赋税收入以田赋为主。清代田赋的征收，包括地税和丁税。地税或征银，
或征麦、米、谷等物，依地亩多少计额，按所产物种及国家需要决定征收品类；丁
税为成年人的人口税，征银。山东纳赋的田地定为97万余顷。清代又有漕粮之制，
即征收南方省份的大米水运以供京师。山东为有漕省份，有69州县须交纳漕粮。漕
粮原为征粮(粟米、麦、豆)，称为本色，后亦可征银钱，称折色。山东所负担的国
家赋税，除地丁银和漕粮外，还有“耗羡”(即官员的“养廉银”)，为正税之外的
附加税，随田赋征收。由于赋税名目繁多，征收办法又因灾情、年景及京师仓储等
情况有漕粮折色、改兑等变通办法，地方官吏多借机浮收侵吞，国家税收得不到保
障。
对漕粮赋税征收中的弊端，咸丰末年巡抚谭廷襄即加以整顿，统一规定了钱粮
折银的价额，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浮收现象。到同治年间，鸦片战争后“银贵钱贱”
现象愈加严重，贪官污吏中饱肥私，故意多折钱文，造成漕粮赋税征收中浮收问题
有增无已。山东农民纳税时，每两银需缴钱4000文以上，不少州县每两银收钱5200
文。后来清廷虽把银价定为每两折钱4800文，但仍高于时价。巡抚阎敬铭鉴于“山
东漕折浮收极重”的状况，“别定新章”，将漕粮折色额奏准定案，规定：“凡各
州县征收，每石以十二千为准”，即每正米1石折收制钱6000文(京钱12000文)，另
耗米1斗5升折收制钱900文，共6900文。此后各州县便有所节制， 其数额亦有所差
别。
此外，由于战争和灾荒，农业生产不景气，使田赋征收不畅，经常无法照额起
解。山东应缴纳的地丁银，每年约有330万两，其中应有300万两解交京城。同治年
间，每年实际解交不过百余万两。巡抚阎敬铭和丁宝桢陆续对此严加整顿，一方面
奏准清廷减免一定的数额，“以苏民困”；另一方面，在行政开支中，责令下属不
准借工程等名目报销正项。
在这一时期，对附加于田赋中的杂税也有所清理。1864年3月， 阎敬铭鉴于团
练已停办，地方经费紧张，上奏请求停止征收亩捐，获清廷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