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位半烈士祭①
很久以前我就想写一点东西，以悼念我们山东省文登市天福山镇后长湾村的革命先烈。也为儿孙们留点文字纪念。通过我在农村的胞弟梁凤章与本村的健在老人核实了我们村的革命烈士名字。
我生在抗日战争中期的1941年2月，自幼生活在小山村。当时自己年幼，大人们忙活他们的生产和革命斗争工作，还有不便于讲的情况，本人对村中革命烈士的情况知之甚少。只听说王振珠烈士生前作战似猛虎，牺牲后遗体运回我们山村安葬。英雄到家后，打开棺木一看：腹部被炸烂，肠子溢棺内。乡亲们悲痛欲绝，村里为他修了一座高大的坟墓。还立了纪念碑“王振珠烈士之墓”。我们小学少年先锋队每年清明节时全都为烈士扫墓、祭奠。
还记得我6岁那年，即1947年，孙世民烈士牺牲后遗体运回我们小山村。时置初春，由县委主持在我们村西头空旷的田地里举行了有上万人参加的追悼会。会场中放着用白布扎成的10余架台祭品，有的高达五六丈。各种民间乐队吹拉、敲打，奏着悲壮的音乐，胸挂白花悼念烈士的众乡亲排成送葬队伍，从村头夹道排至3里外的墓地，那悲壮的气氛令人终生难忘。
说到梁学福，他本是荣成县东豆山村人，我们两村相距20余公里。他是文、荣、威一带名声显赫的抗日游击队员。敌人简直是闻名而丧胆，其英雄事迹到处流传。我小时就听说：一次他在桥头镇市集的饭摊旁佯作劈柴人，当日本鬼子兵擦身而过的一瞬间，他抡起大扁斧，把鬼子兵的脑袋劈成两半，夺过洋枪，大喊一声：“抓共产党游击队啊！”趁混乱之中，冲出市集跑到山上。
还有一次，在夜间行动中，他不小心被化装成老百姓的数个敌人围住后捆起来，被带到日本鬼子小队长面前。日本小队长见了这位英雄确不一般，浓眉大眼，个头不高，浑身铁骨铮铮，站在那象铜铸铁打一般坚定挺拔，日本鬼子小队长只是耳闻英雄气，今方见其真面目。鬼子小队长要试试英雄虎胆，取来长长的匕首，其尖端挑一块熟牛肉，送到英雄的嘴边，梁学福毫不犹豫地一口咬下牛肉。因用力过猛将刀尖咬弯，并吞下了牛肉。鬼子小队长大惊失色，一怔，然后伸出大拇指表示敬佩。当夜，梁学福趁着看守不备，从后窗顶破草房屋顶，从房顶上钻出来，飞身逃出虎口。此英雄壮举在我们胶东、文荣威一带的少儿中广为流传。他是怎么牺牲的呢？听说：这天，梁学福得知一伪军要途经温泉至桥头的一段山路，为“取”他的枪，梁学福事前佯装在山路边地瓜地里拔草。当此伪军来到地边时，英雄纵身一越，从背后拦腰将伪军抱住，摔倒在田地里，两个人扭打在一起，眼见英雄将伪军压在身下，双手紧卡敌人的脖子。此时一伪军官骑马至此，其罪恶的手枪对准了梁学福的身躯……抗日英雄、人民的好儿子梁学福英勇牺牲了，鲜血染红了地瓜地。
梁学福的英雄佳话多不胜收。当时为防其母亲、爱人和其儿子“百岁”（独生子，与我同龄）遭敌人迫害，党组织将其全家搬到我们家居住。因我们村处文荣威三县交界处、天福山旁，属于共产党游击队控制区，相对比较安全。我爹是民兵连长、党支部书记，自然住我家比较合适。1944年胶东党组织发动了一场秋季攻势，一举解放了大半个胶东。“百岁”他们村解放了，1946年春夏之际，他们就举家搬回东豆山村居住。后来，我上初中时看到山东省地图上有了“学福村”，这是为纪念抗日英雄梁学福，民主政府批准将“豆山村”改名为“学福村”。
梁学福祖上是豆山村人。但在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时，他全家居住在我们家，应该说烈士的一半应属于我们后长湾村。其光荣的一半应属我们村。
我要告诫我的儿孙们，不要忘记在我们那个小小的小山村有十八位半烈士的英名永存。他们是：
梁学福 王宝岐 王宝珍 王振一 王振珠
王宝清 邓汝连 邓树荣 孙世民 孙世忠
王卿臣 刘玉堂 林钧兰 林钧明 梁汝杰
孙合财 于福祥 王凤臣 王宝林
我参加革命的第一位领路人②
为庆祝建国50周年而作
在1931年的3、4月份，正是春回大地，农民们开始耕种的季节，我家忽然来了一位打短工的年青人。他很机灵，不仅会干一手熟练的农活，还会教唱歌曲、讲些老少都爱听的故事，更会教练武术。那时我才六、七岁，是刚刚记事的幼童时代。在常见面的一年多时间里，他的事迹深深地刻在我幼小的心灵上，也影响着我的一生。他就是于作海，后改名于得水。
①作者梁凤岗，天福山镇后长湾村人。天津地区军事代表室主任。高级工程师。
②作者柯林，原名曲熙仁，侯家镇南廒村人。离休前任海军烟台基地直属政治处主任。现住烟台市二马路海军干休所。
他和我的伯父曲相林一起住在我家邻街的一间过道耳屋里。我伯父从小折了腿，因家贫没钱医治，成为瘸腿人。他跟着街邻刘毓敏学徒，整日在街头巷尾以钉补旧鞋为生，当然，就谈不上娶妻育子了（刘毓敏在解放战争时期随刘邓大军进军大别山而牺牲）。我小时认刘毓敏为义父，义母80多岁现仍健在。我父亲是渔民，娶一远房姨表妹为妻，只生下我一人。在我出生那年，父亲因解救一个偷盐人，被旧政府捉去作人质，在文登城坐监3年。后来军阀混战，托人保释出狱。此间我母亲和祖母（爷爷早逝），轮流到县城周围讨饭照顾我和父亲。我那时还不知道于得水已加入农民协会，领导农民运动。大概于得水听说我家苦大仇深而来的吧。再说，我村是靠海的穷渔村，村西村南都是一片荒滩港汉，芦草丛生，也是藏匿和活动的好地方。
这位身强力壮的青年，除帮助无牲畜人家拉犁耕种外，还有栽地瓜的出色技术，时常引来一些农民围观学习。他右手前三指捏住瓜秧的根部，后两小指在垅上划一深沟，随即将瓜秧插入土中，右脚迅速跟上来踩一深窝，旱天浇水，不旱时立即抹～把土平整起来。小麦熟了，他收割和捆麦个子又快又利落，我在后面捡麦穗也很少捡到。
晚上休息时，他就教唱歌曲，讲故事。我家这间倒房里，经常挤满农民和孩子跟他学唱。有时我们这些孩子挤不进屋，就在门口和过道墙边，跟着学唱和听故事。这是我生来第一次听到和学着唱歌。有两首歌，至今我记忆犹新。一叫《穷人歌》，曲子是用“苏武牧羊”调。歌词是：“可怜穷人没法过，没有二亩地，也娶不起老婆，饥糠菜，渴凉水，肚子敲破锣。”第二段大意是：“穷兄弟要大联合，打老财，分田地，才有好日子过……”另一首叫《锄草歌》。歌词是：“手把锄头锄野草呀，锄去野草好长苗呀，一呀呼咳，呀呼咳！锄去野草，好长苗呀呀呼咳，一呀呼咳。”这首歌，在我10岁上小学二年级时，孙吉朗（孙超）老师还教我们唱过。曲调大致是：13. 23 55113516-ii123115616-1¨…．这些穷苦的农民和一些穷孩子们，摇晃着头，越学越爱唱，越唱越顺口。这两首歌，伴随了我的一生。1941年参加
革命后，每逢开荒种地或助农劳动，或召开大会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及土地改革时，都是务必教唱的。现在联想起毛主席在总结红军长征时说的“红军是宣传队，红军是播种机”，于得水这位传奇式的人物，住在我家，在我村一年多的时间里，也的确起到了宣传队和播种机的作用。
1931年底，临近过年了，他见到来的孩子很多，讲了一段使孩子和大人都哈哈大笑的故事。他说：“过新年有两种过法，财主家的孩子和穷人家的孩子过年不一样。大年三十这天，财主家的孩子身穿绸缎长袍马褂，头戴闪光的缎子瓜贴帽，脚穿虎头大棉靴，边放鞭炮边喊道：‘我有新衣新鞋新帽子！’而穷孩子们互相看看，穿的是破旧衣裳，没有什么可比试的，想来想去，使劲摸着自己刚剃的光亮的秃头说：‘大家都来看，我们有一个新头！，引得孩子们都哈哈大笑。”这是一个很朴素又很实在的故事，但意义深远，阶级爱憎分明。至今我已年逾古稀，在过年过节理发时，还常讲给理发员、战士和孩子们听。当然，他们都是哈哈一笑了之，谈不上有什么体会了。
还有一次，天气阴雨，不能下地劳动，屋内外又挤满了人，他讲了一段“耍肚皮和耍地皮”的故事：地主为了剥削雇工，吃饭都不一样，给雇工吃的是粗粮，萝卜菜，耍雇工的肚皮。地主老财吃的是大米、白面，用小锅炒炸煎菜。结果，雇工不好好锄地，肥料也撒不到庄稼根上，满地荒草，收成不好，耍了地主的地皮。他总是用这些现实的生活例子，使农民在轻松愉快哈哈大笑中受到深刻的阶级教育。
我家住的这位打工人，还有一身好武术。在农闲季节以及晚饭后，教农民练武术。他和fHl熙贵，找了一幢在南北疃之间的王姓祠堂。晚饭后，不少青年农民都跟他学武术。开始学拳术，互相对打，后又学长矛大刀、棍棒、铁鞭。他们对打既激烈又热闹，招来学武术的青年越来越多了。我们这些看热闹的孩子们，不准进屋，只能在门口和窗缝里拥挤着看。有一次祠堂里来了3位陌生人，听曲熙贵哥哥讲：他们叫姜默言、于同之、周富海，来学武术和看热闹的群众就更多了。有一天晚上，他们拳术对打和刀枪棍棒对打完毕后，又各献身手。于同之和周富海端出一摞砖头，用手掌和拳头打得粉碎。姜默言提来一个圆形囤底（条编的圆筐），他使出轻功，脚踩筐边转，围观的人们连声叫好。
有一天午饭后，我屋后一刘姓人家，突然屋顶茅草起火，救火喊声不断，惊醒了正在午休的于得水。他立即跑到现场，指挥大家挑水，并叫大家把麻袋拿来用水湿透，而他自己一个蹿跳上了屋顶，将一桶桶水泼撤在火上，又将一条条湿麻袋铺在屋顶上，烈火很快被扑灭了，而他自己从屋顶又跳到院墙外的一个小草堆旁站立着。这一次于得水更出名了，人人都说他会飞檐走壁，来拜他为师学武术的徒弟更多了。我村是以东西道路为界，分为南瞳、北瞳的杂姓村庄，姓曲、刘、董、王、张、徐等家的一些青年们都来拜他为师，学练武术的队伍日益扩大了。
1932年春，农历的三月初二，是赶逛山会的日子。每年我村都去宋村北部的回龙山，拜李龙爷和龙母。这次我村赶山会的队伍非同往年：旌旗招展，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不仅有高跷秧歌队，还有引入注目的武术大队，在三眼土枪声中，浩浩荡荡地向山顶开进。我穿上新衣服新鞋子，抹着红红的嘴巴，端着给龙王爷爷奶奶去上供的盘子，小碟盛着肉菜，走在队伍的前头。看热闹的人多得很，有的连声喊：“秧歌扭得好，武术打得好！”有时挤得队伍走不动，只得歇一歇，再向山顶的龙王庙前进。记得在锣鼓鞭炮声中拜完龙王庙后，就三三两两地返回家来了。当然，这是一种群众性的带有封建迷信性质的春游活动。可是，今天我深刻体会到，于得水等地下工作者也是利用这种合法形式来扩大影响，发展队伍吧。
此间，曲熙贵哥哥，和我伯父、父亲，在闲谈中透露说：“于作海还有个外号叫‘于二楞’，外出活动时都互称外号。”于给我一个外号叫“小地钱”（一个铜钱的意思）。熙贵又说：“这人也太楞了，胆子真大，有一次到葛家集去，走在海滩路上，遇到两个乡公所的兵，一个背匣子枪，一个背大枪。我们快步跟了上去，他向我使了个眼色，意思叫我看住那个背大枪的，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水竹棍烟袋锅，立即靠到那人背后喊道：‘不准动，缴枪不杀！，，那兵老老实实地把枪缴出来了，而我也同时夺下那支大枪。喊他们快快跑去，而俺俩也转道从海滩草丛中走出去了。”
约在1935年秋后，于得水等人组织武装暴动。我只记得有一天半夜，我家西墙头突然跳进院来一个人，把我父母和我奶奶都惊醒了，接着在我父母窗口有人小声说：“婶子，千万别害怕，我是‘全党’（曲熙贵乳名），让我进来告诉你们一件事。”我父母一听是曲熙贵的声音，立即开门让他进屋。曲熙贵讲：“于作海组织暴动起义，他说县城里有人里应外合，攻打夺取县城。当暴动大队走到郭格庄，被县政府的卫队埋伏包围，在激烈的战斗中，都打散了，大概咱村有两个人牺牲，一个叫董福宝，一个叫张△△，于得水和于同之的胳膊真有劲，抱一伤员跑，一个蹿跳就跳过了10多米的河。”说到这儿，曲照贵哥哥流下了悲愤的眼泪，说：“叔叔婶婶，我要趁天黑跑到外地去躲藏了，快帮我和家人见见面，带几件衣裳。”在我父母的帮助下，他越墙和我嫂子见面告别，随即逃离家乡。后听我嫂嫂讲，曲熙贵下关东到旅大市区干苦力去了。直至1940年，家乡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曲熙贵又回到了家乡，重新入了党，参加民兵和村政权建设。全国解放前后，他和于得水有书信来往，1966年我回家探望父母时，还畅谈了一番，曲熙贵还拿出于得水授大校军衔的照片给我看。
在我启蒙时，就深深地敬爱着于得水这位神奇的英雄人物。他的歌曲，他的故事，他的革命精神始终鼓舞着我走革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