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秋，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和《人民日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
社论， 揭开了“文化大革命”全面内乱的序幕。6月11日至7月2日，中共荣成县委于
县政府驻地召开1500多人参加的县、社两级干部会议，批判、斗争所谓的反党反社会
主义的黑帮分子。随后各中学开始批判“三家村”，大批教职员工遭到批判。8月8日，
中共中央《十六条》公布，明确提出“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
路的当权派”，采取的方式是自下而上开展群众性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和大辩论”。
在左倾错误的影响下， 各校师生思想动荡，在“文革小组”的指导下，于8月成立了
1000多个红卫兵组织，杀上社会。文物古迹、古玩字画，乃至古典作品、文献资料，
均被视为“四旧”而加以破除，全县1130名机关干部、教师、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和群
众被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尽管如此，在各级党组织的控制下，运动还是
比较有节制地进行。10月15日，中共荣成县委组织全县中学经过推荐的贫下中农出身
的红卫兵代表850人赴京，接受了毛泽东主席的检阅，11月6日赴京红卫兵代表团返回
荣成。
赴京接受毛泽东主席检阅的红卫兵，受到首都红卫兵停课闹革命的感染，左倾错
误的影响日趋激烈。11月23日，贴出炮轰荣成县委的大字报。12月初“莱威革命造反
煽风点火队”进驻荣成，加速了左倾错误的泛滥。县直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文化
团体等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由于观点不同，迅速划分为“野战兵团”和“联合兵团”
等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别。境内和境外红卫兵的结合，立即对中共荣成县委、县人民委
员会及各级党政机关进行轮番冲击，所有的领导干部，上至县委、下到生产队的负责
人连续遭到揪斗批判，县委、县人委的工作陷入全面瘫痪状态，形势失去控制。
1967年1月， “野战兵团”改名为“荣成无产阶级造反司令部”，并连续冲击银
行、 公安局等要害部门。2月10日，以联合兵团为主体，由领导干部参加的夺权大会
于崖头广场召开，宣布“夺取荣成县党、政、财、文一切大权”，并成立“三结合”
的革命委员会。荣成县革命委员会下设办公室、抓革命促生产小组、文化革命领导小
组、保卫无产阶级革命小组等4个办事机构。30处公社也于1967年3月15日前被全部夺
权，成立了公社革命委员会，实行革命委员会“一元化”的领导。由于是一派群众组
织参加的夺权，在派性的支配下，宣布另一派即“荣成县无产阶级造反总司令部”为
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并逮捕该组织的头头。当“四一”指示下达后，又宣布“荣
成县无产阶级造反司令部”为革命组织，并释放其被捕的负责人。
1968年3月， 两派实现了貌合神离的“革命大联合”，“无产阶级造反司令部”
的领导成员被吸收到县革命委员会工作。 原县委、县人委及县直机关干部于8月送往
成山林场劳动改造，劳动地点定名“五七干校”。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
传队开进机关、学校、医院，实施监督管理之责。
1969年9月至12月， 荣成县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和各公社革命委员会党
的核心领导小组相继成立，中断近三年的党的组织生活得以恢复，但左倾错误仍很严
重。“清理阶级队伍”、“精减科室人员”、“一打三反”、“批陈整风”、“清查
五·一六”等“斗批改”的高潮一个接着一个，不少干部群众又被揪斗、批判，使广
大干部群众精神上和肉体上受到严重摧残。 1971年4月12日，成立清查“五·一六”
办公室，清查所谓的“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在很短的时间里，机关、学校、厂矿、
企事业就开办学习班619次，开批判会980次，被触及的对象达18333人。
1970年6月， 中共荣成县第四次党员代表大会于县驻地召开，选举产生了中共荣
成县委员会。尔后，大批下放劳动或靠边站的干部相继回到各级领导岗位。中共荣成
县委尽管不可能摆脱左倾错误的影响，但就总体来说，中共荣成县委和全县人民一道
对后期的“文化大革命”进行了有力地抵制，把主要精力用于抓生产上。在学习下丁
家、学大寨口号的推动下，全县开展重整荣成山河的运动，对农田实行山、水、林、
田、 路的综合治理，完成整地改土120万亩，建设稳产高产田52.3万亩，兴修水库80
多座，境内水库总库容达17519立方米，为“文化大革命”前的160％。特别是湾头、
八河两座中型水库的建成，是继1958年后境内中型水库建设的又一创举。同时，建成
发电厂、化肥厂、玻璃厂、石岛渔港等一批骨干企业，为荣成工业腾飞奠定了基础。
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1976年与1966年相比，工业总产值由0.29亿元增加到1.69亿
元， 农业总产值由1.44亿元增加到2.9亿元。1976年10月，随着“四人帮”反革命集
团的垮台，“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